从中央研究院存留的档案看，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名，最早出现在1928年6月第一次院务会议上，用傅斯年颇为自负的话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机构，而催生者即是傅氏本人

　　岳南：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关注与研究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从蔡元培到胡适》《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

　　按照考古学家张光直的表述，傅斯年在物色考古组主任与安阳殷墟主持者的时候，最后的两个候选人是李济先生与著名的金石学家马衡先生，“当时48岁的马衡先生是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和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中国传统金石学最优秀的代表。在这两位候选人中，蔡元培先生最后选定了代表科学考古的李济先生。”

　　张光直所言大体不差，但显然不够深入和全面，具体细节上与事实还有出入。如当时的马衡并未出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他被拒于中研究史语所大门之外，似乎与蔡元培没有多大关系，完全是傅斯年的把戏。

　　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掌门人是傅斯年，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用蔡元培之后出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的话说，是为人做事“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目空天下士”的人物，一生所佩服之人也就蔡元培与胡适等少之又少的几位，其他人皆不放在眼里。但在具体事务和人事安排上，他又公开说过蔡和胡远没有自己有能力和有办法，比如办北京大学就是一例。

　　北京大学庆祝建校52周年时，曾当过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在演讲中，对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三位校长做了公开评点，并放言道：蒋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高明。我的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很多，“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傅斯年走下讲台之后，蒋梦麟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傅闻罢笑着溜之乎也。

　　从以上几人的片断回忆中，完全可以看出傅斯年是何等的傲慢和自负，在他的内心深处，恐怕也不会承认胡适的学问比自己大的---事实上这位胡老师的学问并不比傅斯年大。既然在傅的眼里蔡元培办事不如自己，那么，他对所里的事务也就大包大揽，外人很难插得上一只脚了。

　　当时作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其精力主要放在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几个研究所上，没有心思、也不乐意干涉傅的行动，因而殷墟发掘主持人的选择问题，完全是出于傅斯年的个人爱好。这一点，傅并不避讳。

　　从中央研究院存留的档案看，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名，最早出现在1928年6月第一次院务会议上，用傅斯年颇为自负的话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机构，而催生者即是傅氏本人。当时作为中山大学文学院长的傅斯年，与顾颉刚、杨振声等几人在学校办了一个语言历史研究所，傅自任所长。未久，傅斯年就串通蔡元培，把这个所挂到了中央研究院，而作为中研院院长的蔡元培，对于这个研究所筹设的构想、意义和目标，不甚了了，只是出于对傅的信任才允许设置开办。为此胡适乃戏称傅“狡兔二窟”。

　　傅斯年在写给胡适代向蔡元培要求宽列史语所经费时，曾说到蔡元培的心态：“蔡先生此时实不大了然我们这个研究所所处的地位”。而傅向中研院提交的第一期报告中，也明确表示对于新的人事布局与争取的学者，必须合乎他本人的史学思想。他明确表示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而绝不引诱主观而乌烟瘴气的人前来捣乱滋事。“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时免不了致人于无用，且爱好的主观过于我们的人进来时，带进些乌烟瘴气，又怎么办？” 当时和日后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傅在这方面的坚持与固执。

　　史语所筹划之初，其成员结构从1928年正月依赖中大语言历史研究所为班底，到当年岁暮，变成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主体，就其内在本质而言，则是从“本土派”变成西洋“海龟派”，傅、陈、赵、李连同后来的吴等清一色西洋“海龟”构成史语所核心，而顾颉刚则被踢出圈外。当然，不能说顾颉刚是属于“捣乱滋事”与带进“乌烟瘴气”之人，但这其中却包含了傅氏本人的性情、喜好与门户之见。后来其他的自荐或被荐入所者，其情形大体如此。

　　顾颉刚出局后，马衡的遭遇即是学术见解分歧与门户之见的一个注脚。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纠葛，其渊源要追溯到十几年前，或者更远的北大历史脉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