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杰出作家 贾平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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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杰出作家 贾平凹
《秦腔》
记者 谢文
贾平凹是当代中国持续写作的重要象征。他三十多年的写作历史，连同他不同凡响的创造力，自成一家的语言风范，富有争议的探索精神，成了当代文学稳步前行的缩影。他的作品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憨厚朴拙的表情下藏着的往往是波澜万丈的心。他在灵魂的伤怀中寻求安妥，在生命的喟叹里审视记忆，他的写作，深刻地注解了生活世界和人心世界之间隐秘而复杂的关系。他在二OO五年度出版的《秦腔》，怀着对故土、对亲人的赤子之心，以谦卑、仁慈的写作伦理，细致、密实的叙事艺术，记述下了乡村社会动人心魄的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中难以挽回的衰败、无地彷徨的哀伤。从“废都”到“废乡”的生命流转，贾平凹以一个作家的宽广和坚韧，出色地完成了对自我和世界的双重塑造。
书如同人一样，各有各的命运
南都周刊：你以长篇小说《秦腔》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2005年度杰出作家”，有何感想？
贾平凹：“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是一个影响非常大也非常好的文学活动，作家们都很看重它。它已颁发了三届，之前的大奖分别授予了史铁生、莫言、格非，他们三位都是了不起的作家，我向来敬重，但他们都比我年轻，他们的获奖使我惭愧，我没有想到这个荣誉有一天能授给我，因为第一届时我的小说《病相报告》也被推荐过，很快就被否决了。2005年我出版了《秦腔》，这部长篇虽获很多好评，但又有争议，我的作品一直有争议，几十年来几乎没停止过。当我看到这次的提名作家中有王蒙先生和牛汉先生，我对我能胜出就不抱指望了，王蒙和牛汉，那是多大的人物呀，庞然大物啊！所以，《秦腔》获这项荣誉出乎我的意料，这可能是我的幸运吧。
南都周刊：《秦腔》出版之后，一直有争议，如今由一个来自专家和民间的奖项，对它作出一个权威认定，你认为这是否可帮助读者重新认识《秦腔》中那些独特的文学品质，从而减少误读？
贾平凹：《秦腔》问世后，刊登它的《收获》杂志在上海组织了沪上的评论家开了研讨会，出版它的作家出版社在北京组织了在京的评论家开了研讨会，还有几个大学也相继自发召开了研讨会，都给了相当的肯定，这是我压根没有想到的。书如同人一样，各有各的命运，《废都》是一个命运，《秦腔》是一个命运，这使我感慨良多。但对《秦腔》也是有争议的，除了个别意气用事的砸掛外，对此书最大的意见是说不好读。世上有好读的书，也有不好读的书，好读的书不一定是好书，不好读的书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书。这些年人们似乎喜欢读故事性强的书，也习惯了这种阅读，但我却不愿意把书写得太顺溜太热情太煽情。《秦腔》的题材和我要在《秦腔》里表达的东西靠一个或几个故事的叙写是难以完成的，如何将中国农村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农民生存状况呈现出来，如何饱满地传达出时代的情绪，如何在近五十万字的篇幅中以散文的笔调使节奏沉着舒缓，如何使现代小说的诸多元素又不露痕迹地化解于传统的叙述中，这些费去了我很大心血。可以说，我个人喜欢这个小说，因为太喜欢吧，在书写时就不顾及别人的阅读感受了。写《秦腔》我是沉重的，惊恐的，写的过程中我又是语言的狂欢者，有点一意孤行了。它出版后，我的最大欣慰有三点：一、文学圈子里给了好的肯定；二、我的家乡人没有异议，他们说我没有忘记他们；三、发行了二十一万册。但“读不懂”、“不好读”、“难读进去”的意见是不少。所以说，这次来自专家和民间作出的认定，对《秦腔》来说，是一个大好事，如果能起到对一些读者的导读作用，那我就要念佛了！
《秦腔》是我对故乡记忆的一个彻底的交代
南都周刊：你的小说中，一直有一个“回乡”的潜在主题，《秦腔》是最明显、也是最后的一次吗？有了《秦腔》，你觉得自己对故乡记忆有了一个完整而沉重的交代吗？
贾平凹：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初中毕业后又做了多年的农民，后来，从农村到了城市，我的家人、亲戚还都在农村，每年无数次地回去探亲访友和参加红白喜丧事。我有“回乡”的需要，更有“回乡”的情结，有什么样的生存经验，必然写什么样的作品。我的小说，绝大多数是写农村的现实生活。以前的作品里城市和农村总是对立的，在城市里受到了委屈受到了挫折就想“回”农村，农村成了精神的退缩地，又成了向往中的虚幻乐园。中国传统文人都是这样，比如陶渊明等。我当然是受传统影响的，再加上我当初是想尽办法要离开农村，可在城市里生活了那么些年，总是受伤总是太累，曾经说过“苦难在乡下，快乐又总在苦难中”的话。但是，社会在一天天变化，变化到了现在，农村已不是过去的农村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不是过去的我了，认识肯定不一样了。试问陶渊明的田园风光还存在吗？告老还乡还是一种现象吗？对于一个人来讲，故乡的真正存在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我的父亲去世后，我将母亲又接到了城里生活，我虽然也常回乡，但回去已经不踏实了。农村的现状使我很痛苦，现在的农村，土地锐减，劳力出走，村落破败，人气不聚，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景象。这可能是正常的，国家城市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完成这种进程肯定得牺牲一两代农民的利益的。现在国家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国策，我很振奋，但我也清楚，即使建成了，那也不是我记忆中的故乡了，城乡已不再那么分离，农民市民也已混杂，真正的故乡在消失。但是，我毕竟是过来的人，故乡的记忆完整地保留在脑海里，故乡在消失，我在故乡的根已拔起，我也年长，不可能更多的回去，故乡对于我来说就成了沉重的叹息。可以说，《秦腔》是我对故乡记忆的一个彻底的交代，若不这样，死不甘心啊。
南都周刊：故乡是一个精神上的根，伟大的写作无不扎根于此，然而，《秦腔·后记》中你记下了自己对故乡的现在时存着难以言喻的复杂感情，写完《秦腔》，是否觉得自己对人生，对世界、对故土有着更深的迷茫？
贾平凹：每个人都是诞生于父母的欢爱中，但谁也无法选择他的出生，我出生于农村，故乡的情结是非常重的，这一点是从小在城市长大的人无法体会的。我现在每每回故乡，面对故乡的现状，感情确实复杂，《秦腔》中我就写了这种情绪。如果说写完《秦腔》是对故乡记忆的一个完整而沉重的交代，那也仅仅是从自己的感觉而言，但是，生我养我的那个地方还将存在，农村在中国可能还将很长久的存在，这一切还将变化成什么样呢，农村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呢？这些我不知道。我已不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五十多岁了，逢到这样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我确实感到生命的短促，命运无法把握，人太渺小了，他的一生又干不了几件事。人常说灵魂安妥，灵魂是难以安妥的；人常说生命要大自在，又怎么能大自在呢？以一部小说把记忆中的故乡作个交代，其实也只是不堪回首的一种交代，是一个个体生命过程中的无奈交代，这如同单位领导更替时对财务的审计，把一些账务结清后就扎一个结放在了那儿。没有真正的交代。
书斋化对于一个作家不是好事
南都周刊：很多作家成名之后，是越写越自信，自信到可以无视读者的感受而编造故事，而你却有越写越不自信的感觉，这种对写作的警觉从来就有？或者成就越大才越强烈？
贾平凹：我不了解别人的写作状况，我在初学写作时是没自信的，写出了一些作品并受到好评时，也有过一段时期的自信，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写，完全依仗了自己的才华，结果写出来的东西总是重复的，作品里也没有实货。个人能力毕竟是有限的，生活的积累也有挖尽的时候，书斋化对于一个作家不是好事。中国的作家写到一定程度，容易有掌声和鲜花，但我生活得并不自在，也可能年龄已长，是越写越不知道怎么写。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我感觉自己好像慢慢懂得怎么写作了，而写着写着又惶恐不已。过了五十岁，有时来了写作冲动，琢磨琢磨就不敢下笔了，许多要写的东西只好放下。《秦腔》的写作就是这样，不仅怎么写使自己犯难，还有一点，这部作品要写我的家族我的父辈，更是下笔惊恐。我在年轻时产量高速度快呀，现在写什么都是改了又改，我也真恨自己。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别人我不清楚，特别大的天才可能是永远自信的吧。
南都周刊：以你现在这个心态，怎样定位《秦腔》在你个人写作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贾平凹：应该是我的重要作品吧。我说的重要作品的标志是如同路两边的树，一般的树都长在路两旁，而在路转弯处的树那就是重要的树。如果以这个标准来定，我认为《商州初录》是重要的，《废都》是重要的，《秦腔》是重要的。我写作有个习惯，同样的思考和写法一般有一组的，这一组写过了，就想变变，这些重要的作品就是变的作品。《秦腔》的感情成分比别的作品强烈，写法中的沉稳也比别的作品要好一些。也可以说，《秦腔》耗去我的东西太多，写完后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也同时有空虚感。
文坛的巨大淘汰率一直在压迫着我
南都周刊：你的小说历来好看，读者众多，可《秦腔》放弃核心情节、核心人物的写法，给一些读者带来了阅读困难，作出这种转变是有意的探索，还是你所写的内容决定你只能有这一种写法？
贾平凹：我的写作是在受传统的文学影响下起步的，而且起点很低，一步步在学习，在极力突破自己，文坛的巨大淘汰率一直在压迫着我。《秦腔》这种写法，当然有题材的决定，更有我的有意为之。我十数年来主张文学观念改变，就是在作品的境界上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文学，但在形式上要有民族作派。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大量涌入，对于年轻作家新锐的写作，我是极度的关注，努力去理解和学习的，但如何结合西方现代的东西，又写出一个有中国作家自己的民族生活、民族情绪、民族趣味的作品，这方面我费了许多劲。我做过的种种努力，有过失败，也曾不被人注意，甚至误读。我的好处就是有韧劲。《秦腔》在表面上是很传统的，但骨子里应该是现代的，只要慢慢读，读进去，就能发现我的用心和变化。当然，消费时代的人喜欢读故事性强的作品，而放弃核心情节、核心人物的写法我清楚有冒险性，会给一些读者带来阅读困难，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追求和探索。
南都周刊：在写作过程中，你有困惑吗？
贾平凹：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困惑过，所以有过几次大的修改，甚至在写完后我曾经想不拿出去发表，后来在几个朋友鼓动下才拿了出来。我在这里透露一个真实情况，那就是我在写作过程中，虽然写的是日常生活，但我写得很忘我，有时完全被语言的狂欢所控制，很兴奋很兴奋。有时，有朋友来访，我都是强迫着他们把写出的某部分篇章念给他们听。我写它的时候从来没感到艰涩，那很有趣呀。我见过一些人读书，他总是不停地翻着看，这使我这样的作者很痛苦，读书怎么能那样读呢？
不关痛痒的作品没人读是活该的
南都周刊：你曾说，《废都》出版后，为你赢来了新的读者，也失去了一些旧的读者。《秦腔》出版后，是否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贾平凹：可能是这样的。朋友里有一生的朋友，也有各个阶段的朋友，读者更是如此了。几十年来，我的读者不断在发生变化，我曾去过许多地方，参加过不少签名售书活动，每到一处，总有一些人抱着几十本我的旧书来签，我很感动。《废都》出版后，是赢来了一批新读者，但也失去了一些读者。经过十多年，竟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当年失去的读者又回来了许多，他们对《废都》有了新的看法，观念改变了。《秦腔》出来后，有些人反映不能一口气读下去，读上几十页就累了，读了很长时间才读完。这肯定是有些读者就要走了。作家如果没有读者那是失败的，作家若一味迎合读者也可能遭读者彻底唾弃。要为读者写作，同时也要以写作改造读者。即使你的读者非常多非常多，但可以肯定，真正理解你的并不是所有。当有些人读你的作品，像用尺子去量米那样的批评你，你当然不服气，要恼火，但没读懂你的作品而又说你好，你也是哭笑不得，高兴不起来。
南都周刊：有人说，从《秦腔》的出版和传播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读者对文学正在失去阅读耐心，他们对小说的唯一要求就是要“好看”。对此，你怎么办？
贾平凹：夫妻过日子是荣辱关系，坐车和司机是生死关系，眼下的作家和读者是什么关系，我无法确定。阅读耐心的失去，对作家当然是巨大的打击，我们寄希望于文学的复兴，也得看到，文坛上再难以产生托尔斯泰那样的人了，写作将出现严重的分化，一个作家，得重新定位你给什么人写作。如果世上不灭绝文学，真正的文学作品它还是有人在读的。无论有各种蔬菜，各种水果，各种营养品，米和面到底是主食么。至于我以后的写作，我会尽量写得“好看些”，但我不会为好看而去好看，因为我年龄大了，许多东西也难以改变，也还自信仍有相当的读者，万一读者都离我而去，那我写了东西就自己看——其实，我的写作从来都是先给自己写的，写的时候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不能去出版，或许就不写了，去弄书画吧。话说到这里，我想说这么一层意思，《尤利西斯》现在不是仍有人读吗？《红楼梦》不是还很热吗？不是单怪责文学作品没人读了，没耐心读了，还要问问，我们的作品写得怎么样呢？不关痛痒的作品，粗糙的作品，没人读是活该的。
南都周刊：在你所听到、看到的评论中，你觉得自己倾注在《秦腔》中的哪一些努力还没有引起评论家的注意？又有哪一些误读让你难以释怀？
贾平凹：在数次研讨会上，许多发言我听了，如一下子被点中了穴位，我为能被理解而感动，回到房里却有点想笑，比如李敬泽说的“《秦腔》有一个巨大的沉默的层面，甚至我认为它的主题就是沉默”，比如陈晓明说到了“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问题。当然，主题方面的话题谈得很多，但是我为什么写这部书，我弥漫于书中的情绪，这些情绪折射了什么，并没有过引起多注意。还有我之所以用没有核心情节、核心人物的这种写法，而如何将日常生活组织起五十万字，节奏上、气息上的用功也很少人谈及。至于说哪一些误读让我难以释怀？我总觉得，它并不艰涩呀，怎么就不好读呢？读我散文的读者很多，从来没人说不好读呀，我正是以散文的舒缓和文笔写的，只是写得长了些呀，怎么就不好读呢？是不是大家习惯了小说通常是一种节奏一种文笔，换个样子就不习惯了？
关注现实可能是我的宿命
南都周刊：《秦腔》动用了你对生活的大量储备，你也坦言之后要休整一段时间，以便重新出发，现在已有较清晰的写作规划了吗？
贾平凹：《秦腔》之后，我真得补充很多东西了，这一年多来，除了一些活动和日常杂事外，我在读书，乱读一气，也试着去了解熟悉我故乡的农民进城打工后的状况。这个领域我以前并不太了解，了解后真是太丰富了！我计划写写他们。关注现实是由我的生存经验决定的，可能是我的宿命。至于怎样写，我还得琢磨，写成的时间可能还很长吧。
南都周刊：听说《秦腔》要拍电视剧了，这是你的长篇小说第一次被改编成电视剧吗？你觉得电视剧这种形式能否把握好《秦腔》的主旨？
贾平凹：我是没有触过电的，一是没能力，二是搞影视我嫌太费时。我以前的中短篇被改编成几部电影，都是被人买去版权我就不过问了。《秦腔》有好多影视公司来谈过，人家都提出让我来改，我拒绝了。一家公司准备搞电视剧，几乎一切都谈妥了，后来人家考虑到现在拍农村题材很难赚钱，又要求在剧本里加他们要加的内容，这让我极为难，最后就泡汤了。从内心讲，没有弄成，我可能在经济上有些损失，但我也庆幸没弄成，《秦腔》是难改编的，弄得不好就什么也不是了。
南都周刊：这个时代媒体如此发达，世界如此喧嚣，作家的角色定位正在发生变化，你也在调整自己的位置吗？
贾平凹：没有。怎么调整呢？我觉得我还行吧，再说，我还能干什么呢，什么也干不了呀。我的性格本来有缺陷，长期从事写作已习惯了个人化生活，不会经济，不会交际。只要还能温饱，我就写作到写不动的时候吧。
官本位主义腐蚀着作家队伍
南都周刊：你的书在西安写作，在上海发表，在北京出版，在广州获奖，颇富象征意义，以文学的角度，你怎么看这四个地方？
贾平凹：我长期生活在西安，它文化氛围比较浓，它适宜我，我的写作，包括我的书法绘画，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氛围影响。我虽然在西安有许多不自在不顺意，但真正让我离开，我恐怕也离不开。北京、上海、广州是大都市，现代的东西多，西安比不了。长期以来，我不想动我的根，但我又怕观众落伍，思维单一，总是过一段时间去北京、上海、广州走走，感受一下。我的写作和书画，极力想走一条既民间又现代的路子，就得一方面在一个地方隐忍静虑，一方面到别处呼吸新鲜空气。我需要养气。
南都周刊：不久前在王晓明、王富仁、陈思和、洪子诚、谢冕等二十几位专家及大量网络读者共同进行的“世纪文学60家”的评选中，你排名第六，位居鲁迅、张爱玲、沈从文、老舍、茅盾之后，在当代活着的作家中，你是排在最前面的，对此你怎么看？你写作超过三十年了，你可否评价一下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以及你身列其中的最大感受？
贾平凹：“世纪文学60家”的评选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我没上网，等到后来看到丛书前的评选表，真把我吓坏了。我一方面感谢那些专家和读者对我的推举，另一方面又感到他们是不是弄错了，我承受不起。我担不了那副担子，这样会给我惹祸的。如果说这样的评选能给我鼓励，那就是鞭子在后边赶着我跑了。我是在文坛上混了几十年了，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的每一个阶段，我没有能力和资格评说以鲁迅为主的三、四十年代的作家，我是读他们的书长大的，把他们看做了神。而新时期文学以来，我觉得作家队伍整齐，其中有那么多的天才作家，其作品的水准并不比同时期的外国作品差。但我又感到文坛的风气太浮躁，热衷寻找，寻找到了一个好作家好作品就不再去研究，不再去保护，不再去推广，而又去寻找了，猴子掰玉米，掰一个扔一个，还在嘟嘟嚷嚷：玉米呢，玉米在哪儿？再一点，官本位主义腐蚀着作家队伍。但一茬作家的写作环境比一茬作家的写作环境好，可能越来越好，新一代的作家里会有大才出现的。（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秦腔》是一部有“史诗般庞大的规模和厚重的质地”的长篇小说，内容涉及作者家乡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的故事，讲述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新时期农民的生存状态，解读中国农村二十年历史。书中写到了中国农村生活二十年来变化中的种种问题，比如为什么有大量农民离开农村，农民如何一步步从土地上消失等等，同时加入了作者对当今社会转型期农村各种新情况的思考和关注。在四十几万字的篇幅里，作者放弃故事主线，转而用不少琐碎的细节、对话和场面来结构整部小说，创作出一部反“宏大叙事”、张扬日常生活精神的别具一格的作品。
贾平凹，男，1952年出生于陕西丹凤县。1972年以偶然的机会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后任《长安》杂志小说编辑。现为西安市文联主席，《美文》杂志主编。出版的主要作品有：《商州初录》、《浮躁》、《废都》、《高老庄》、《秦腔》、《天狗》、《黑氏》、《艺术家韩起祥》、《贾平凹散文》等。出版文集十八卷。曾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奖、鲁迅文学奖等。并以《浮躁》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以《废都》获法国费来邢文学奖，以及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
故乡在消失，我在故乡的根已拔起，我也年长，不可能更多的回去，故乡对于我来说就成了沉重的叹息。可以说，《秦腔》是我对故乡记忆的一个彻底的交代，若不这样，死不甘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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