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听到诗歌的召唤(组图)

《豪猪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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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诗人 李亚伟

　　记者 黄兆晖 实习生 陈坚盈

　　李亚伟的诗歌有一种粗野而狂放的气质。他的写作，既是语言和想像力的传奇，也是个人身体对一个时代的隐忍抗议。他对生活的异想天开和执迷不悟，成就了他诗歌中勇敢而不屈不挠的品质。他在历史和现实、远方和当下、人与世界的缝隙里，努力谛听一个奔走、辗转的心灵所发出的细微声音，并以旁观者的身份，将这个声音放大。他出版于二OO五年度的《豪猪的诗篇》，作为第一部个人诗集，就汇聚了他这二十几年来最为重要的诗歌声音。他的诗作曾影响一代人的写作，也曾启发后来者该如何正视自己的渺小和脆弱。他身上浑然天成的诗人性情和生命气息，只能在精神漫游中被语言所捕获，正如他多年来和当代诗坛格格不入一样，这些都共同证明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在这个时代必然承受的孤独命运。

　　朦胧诗应称为后“文革”诗歌

　　南都周刊：2005年出版的《豪猪的诗篇》是你的第一本诗集。据说在上世纪80年代，你和朋友们的作品传播方式最主要是在酒桌上，其次就是自印刊物。如今出了诗集，有什么感受？

　　李亚伟：这是第三代诗人的一个共同的状况，在当时发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规出版的文学刊物基本上是拒绝：一个是我们年龄小，一个是我们的写作确实太新了。当时朦胧诗已经全国普及，但我们意识到我们跟朦胧诗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自己相当自信，但是基本上是发表不了的。因此我们就形成了诗歌圈子，圈子和圈子交叉的地方，就可以进行交流。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印刊物成本算是高的。而在1984、1985年，我的作品出得最多。

　　我一直做的就是一个“不发表”的诗人，或者说“地下诗人”。不仅是我，中国有很大一批这样的诗人，基本上写作不是为了发表，也不向刊物投稿。我有一个“骄傲”——我从来没有主动给中国最著名的文学刊物《诗刊》和《星星》等寄过诗稿，虽然他们发表过我的作品。

　　南都周刊：李亚伟的名字总是和莽汉联系在一起。莽汉强调写作和生活的合一，似乎带有很强的表演性。

　　李亚伟：莽汉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有意制造出来的，确实带有表演性。它有两个层面，就外在而言，成立流派本身就有表演的意思，要出头露面，因此在写作上也是求新求异。在生活中，我们追求怪异时髦的打扮。在80年代，我不知道四川还有谁的头发比我更长。这些表演性有一个意图，就是和传统诗人相区别，就是说自己已经不是文学青年，而自认为是比朦胧诗更先锋的一拨人。

　　南都周刊：莽汉们承认自己没文化，并以此作为创作的新起点。

　　李亚伟：事实上80年代诗人的文化教育背景，比之前的诗人都要丰富。第三代诗人们在大学校园开始写诗，大学社团成为流派的雏形。为什么要强调没文化呢？当时全国的文学读者还是很幼稚的。“文革”期间，人们离文化非常远，朦胧诗第一个把这个枯燥死板的门槛去掉，形成了一个全国人民热爱文学的潮流。我们也是从中熏陶出来的，但我们发现，读者、作者和刊物正处在一个虚假的文学热情当中，谈文化成为一种时尚。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当时在武汉大学就卖了2万本。我们当时就不喜欢这种类似于癫痫的，对文化歇斯底里的热情。

　　南都周刊：这种过度的热情让人想起政治运动。人们似乎把对政治的热情转移到文化上来了。

　　李亚伟：对，对，对。

　　南都周刊：为什么说这种对文化的热情是虚假的呢？

　　李亚伟：朦胧诗的思想和写法都是比较简单的。按照那么走下去，中国的现代诗歌就走不了多远，无法完成现代诗歌的革命。

　　南都周刊：那诗歌它本身是什么呢？怎样才能回到诗歌本身呢？

　　李亚伟：这与当时的情况是有关系的。所谓的朦胧诗，其实就是“今天”派这么一个诗歌团体肇始的，后来被理论界有意或者无知地朦胧化，由此将诗歌推向庸俗和虚假。你随便打开一个文学刊物，都是眼泪、蒲公英。在80年代，我们还是很注意部分文学刊物的，那些刊物有与我们共同倾向的编辑。现在的刊物基本上瞄都不瞄一眼。

　　南都周刊：你所说的虚假是指朦胧诗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化的写作，而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心理状态日益脱节吗？

　　李亚伟：它和当时的社会心态并未脱节，它写生活，也写爱情，可这诗歌里面的爱情比较幼稚，我称之为简易。

　　我认为，朦胧诗更应该被称为后“文革”诗歌。从它的内容和创作而言，应该划归为“文革”那块。“文革”期间没有诗歌，没有文学，政治就是一切。朦胧诗的出现，宣告那一切的结束。我们出来是一个新的开始，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现代汉语诗歌的创作。朦胧诗是不成熟的。

　　莽汉和第三代诗歌

　　南都周刊：莽汉经常跟他们、非非等诗歌流派相提并论，你怎么看彼此之间的比较和莽汉在第三代诗歌中的面貌？

　　李亚伟：当时几个流派基本上是互相认可、互相欣赏的，互相并没有敌意和轻视，当时不认可的是朦胧诗。我们都受到了西方后现代文学的影响，大家都在“拿来”。非非比较热衷于玩语言，莽汉和他们的追求确实有一些类似之处，但似乎莽汉更加热爱生活。莽汉特别强调诗歌的想像力。我曾经说过一个大话，这20年的诗歌，莽汉最大的贡献是它的想像力。有诗评家跟我讲，莽汉的想像力是其他诗歌流派所没有的。我通过自己的阅读，认可了这个想法。

　　南都周刊：在中国文学中，有一类的人物形象比较缺乏，就是流浪汉。似乎比较少有流浪汉小说，莽汉诗歌却旗帜鲜明地追求这么一种形象，一种在路上的状态。

　　李亚伟：这是性格使然，物以类聚。但也不是莽汉独有的现象，那是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大家都在外面，在路上。许多人热衷于在大学的讲台上朗诵，开讲座。莽汉们那时非常年轻，只有20岁、21岁，最大的二毛23岁。他们被生活所吸引，一直追求新鲜的东西。胡冬后来干脆一走了之，出国去了，再也不回到中国诗歌界。

　　南都周刊：包括莽汉在内的第三代诗歌，在写作题材方面，就是远离所谓的宏大主题，而热衷于书写日常生活。

　　李亚伟：主要的一块是这样的，写个人、写生活。

　　南都周刊：这与90年代以后的“个人化写作”有何不同？

　　李亚伟：截然不同。80年代的莽汉以及非非中的杨黎，撒娇派的默默，还有他们中的于坚等诗人，与现实生活、社会生活的联系还是很紧密的。而所谓的个人化写作，与社会群体是隔膜的，抵达不了社会生活的层面。我听说还有一种“坚持写作”的说法，“挺住意味着一切”，我感觉这是对自己的诗歌写作缺乏信心。而在80年代，我们自高自大，从来不需要这种强制性的自我鼓励。写作本身就有极大的热情，用不着坚持。

　　南都周刊：莽汉诗歌被认为是反知识、反社会、反文化的，你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李亚伟：这是理论家的说法。当时我们是披着反文化的外衣，做先锋的事。这要联系到当时的具体环境，陈旧的文学思维成为人们的常识，而我们没有任何话语权。这是没有话语权的条件下，表现和突出自我的方式。

　　南都周刊：有人把第三代诗歌特别是莽汉与美国的垮掉的一派作比较，你怎么看这个比较？

　　李亚伟：我们很欣赏垮掉一派的诗歌，但我们还是有很多不一样。莽汉成立于1984年，我读到金斯博格是1985年。理论家可能喜欢比较莽汉和垮掉一代诗人的反叛性，而我觉得可以比较的是两派的想像力。两者的不同点就在于文化的传统不同，一个是西方文化，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莽汉包括了传统中腐朽的一面，封建主义的糟粕，(笑)有非常本土化的一些东西。

　　停止写作十年

　　南都周刊：如果说莽汉这个形象在80年代是时髦的，前卫的，激进的，到了90年代以后，却有着某种类似于堂吉诃德的无奈和不合时宜。

　　李亚伟：莽汉不是都没有了吗？莽汉们都做生意去了。都做了将近10年的生意，基本上都在做书商。

　　南都周刊：你怎么看这个转变？

　　李亚伟：莽汉们从来不歧视物质，他们都是贪吃好喝，天天想着吃香的，喝辣的，天天想着美女宝马，天天想着自由自在，生活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诗歌不能给你带来这些，这点我们很早就认清楚了。诗歌只能满足你精神的需求，物质的欲望要靠工作来满足，不要指望诗歌能给你带来宝马美女，带来茅台酒。

　　南都周刊：这些做了书商的莽汉们还写诗吗？

　　李亚伟：许多人都停止写作十年。就我个人而言，90年代忽然对诗歌写作失去兴趣。不仅仅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养家糊口还没问题。我发现生意里面有更加浓烈的生活气息。我认为这段时期的做生意对于写作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彻底投入了生活，更加了解生活。

　　南都周刊：在经过商业浪潮的洗礼之后，在90年代末新世纪初，活跃在80年代的诗人们重新写诗，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包括你自己？

　　李亚伟：我也是突然发现这个现象。很多80年代的老不要脸的都出来了，一个个膀宽腰圆、笑嘻嘻的又出来张罗诗歌活动，一会儿电子邮件，一会儿传真，重操起80年代“地下诗人”那副德行到处交流诗歌。物质始终不能满足一个人的全部需求，物质不能满足精神的需要。只要是个眼睛会动、会说话的人，思想、艺术之类精神上的东西迟早会来收他的魂。

　　南都周刊：最近这段时间，怀念上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有人认为比起90年代后的商业生活，80年代是不可重复的精神高地和思想舞台。

　　李亚伟：我几乎要认可这个观点。我们综观历史，真正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峰期是不多的。有人认为80年代比不上90年代，我认为是扯淡，是自欺欺人。历史有时候只给你这么一个机会，百年或者千年只有这么一个机会。相对于80年代诗歌的群雄并起，90年代就是一些散兵游勇，都是80年代那些没成名的，在90年代闹腾一阵。幸好有一些70后诗人出现，才使得90年代不那么尴尬。历史是宽大却是无情的。当然，就单个诗人而言，他可能是越写越好，越来越了不起的，他们的写作穿越了时间。

　　南都周刊：当下诗歌发表和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阵地就是网络。你上网吗？

　　李亚伟：我上网，但几乎不贴作品，没时间。

　　南都周刊：有些人认为诗歌是一门慢的艺术，与网络并不兼容，你怎么看？

　　李亚伟：网络就是把话语权还给了每一个人。它可能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回到古代——作品并不需要刊物的发表，而靠流传。古代有的诗就贴在庙宇的墙壁上、酒店的柱子上、甚至青楼的罗帐上，却口口相传至今，就跟现在在网络论坛上发帖子差不多。我希望能像古人一样将诗歌帖子贴在大自然和生活中，不要去瞎投稿。(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豪猪的诗篇》是李亚伟的第一本诗集。书中收录了李亚伟从1984年到2005年的135首(篇)诗歌和文论。诗集的名字“豪猪的诗篇”，取自于1984年他创作的莽汉诗《硬汉》中的一句“我们本来就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身为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莽汉”诗派的创始人和代表诗人，李亚伟的诗风既豪迈奔放又细腻妖娆；既有日常口语的通俗运用，又有古典意象的巧妙嫁接。他惯于打碎和重组传统的词语和句式，造成极强的外在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其作品表面看似粗放，实质文字考究，具有严肃机智的思想内核。

　　李亚伟，男，1963年出生。1982年开始现代诗创作。1984年与万夏、胡冬、马松、二毛、胡钰、蔡利华等人创立“莽汉”诗歌流派，作为上世纪80年代最有名的地下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最早多以在酒桌上朗诵的方式发表，后以一首《中文系》被传抄遍全国各大学的中文系。李亚伟在诗歌写作中表现出的卓越的语言才能和反文化意义，使他被认为是第三代诗歌运动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和中国后现代诗歌的重要代表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