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用控诉的方式(组图)

《半生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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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

　　记者 陈黎

　　徐晓的文字谦逊、沧桑而沉痛。她的写作，因为来自命运的私语、人心的呢喃、灵魂的召唤，而深具理想主义的光泽。她记忆中那些悲欣交集的断片人生，经她冷静而理性的处理之后，依然洋溢着痛彻心腑的感人力量，而她浩大的悲悯和同情，也不时地挣脱时代的边界扑面而来。她以生命的专注领会疼痛，以往事的灿烂化解苦楚，以自己的静默成功地反抗了遗忘和失忆。她出版于二OO五年度的《半生为人》，作为一种个人史的表达，关乎的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往事和随想。她的坦然和承担，使她面对命运的各种馈赠时，既不躲闪，也不逞强，既不夸饰，也不渲染。她所描述的那些庄严的人生，不求活得更好，只求活得更多，这样的生命绝响，在今天这个时代，不仅难以重现，甚至它的价值也只能为少数人所分享。

　　真实是一种能力

　　南都周刊：首先祝贺你获得“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散文家”的称号。对于这个结果，你自己有什么感言吗？

　　徐晓：谢有顺给我发了E-MAIL，我才知道这件事，提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原来以为这个奖已经停了。谢谢你的祝贺。《半生为人》曾经被《南方周末》和《亚洲周刊》评为年度好书，我自己挺吃惊的，我觉得这太夸张了吧。我以为它是一本小众的读物，不是特别会被注目的。我关注过前两年的获奖者，比如史铁生得过，去年多多也得了诗歌奖。林白也是我的朋友。很多我熟悉或我尊重的作者都得过这个奖，能和他们并列在一块，我挺高兴的。现在有些奖并不一定会让你自豪。

　　南都周刊：评委王尧说，“我们今天的散文缺少像徐晓这样有生命疼痛感的文字。徐晓的《半生为人》是把文字与为人、信仰、生命能够融合在一起的文体，让我们看到历史转型期一群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方式……虽然是个人化的写作，却表现了社会的精神史。”你自己如何看待他所说的生命疼痛感？

　　徐晓：这些年散文似乎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而且人们对散文的界定也越来越宽泛，现在散文承载的东西非常多。散文首先是真实的，是非虚构的；散文要求感情的充沛和文笔的优美。我比较认同王尧的说法，特别是他提到的社会精神史。虽然书中的每个人都和我个人生活密切相关，但他们承载的是一个时代。

　　他说的疼痛感可能是因为我的经历比较特别。但是，我觉得有没有疼痛感不在于你经历的事情多么惨烈和悲伤，而是你表达的角度。一切都是痛的。如果一个人活着，你似乎觉得所有的遗憾都可以弥补；但事实上，我们面对活着的人时，我们常常把遗憾不断地延续下去，直到死亡。

　　当你失去了精神中特别重要的东西时，你才感觉到，过去你把绝望使用得太轻率了。我写这些文章时，常常有这种感觉。当你在生活中失去了一样珍贵的东西，无法替代，那个疼痛感，也可以说是绝望感，就是从这种体验中而来。另外就是你怎么写？很多人喜欢我这个东西，都谈到了真实的问题。真实不应该和真相联系在一起。真实是你既不能夸张，也不能减略。真实不只是一种态度，更重要的，真实是一种能力。你有没有能力还原内心深处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说，你经历过的东西到底给你留下了什么？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就证明这个东西不存在。这种能力不是技巧，而是能不能面对自己的心灵？如果换一个词，我会说这是一种精神质量。人是否能面对自己的心灵，是衡量一个人精神质量的标准。

　　南都周刊：作为一个记者和图书编辑，你心里的好散文是怎样的？你自己平时爱看什么样的散文？

　　徐晓：我觉得好的散文，你是能看出作者的心灵积淀的。比如说高尔泰的散文，很多人写了“反右”，写了“文革”，但都没有达到高尔泰的深度。这个深度，其实在于它的文学性。高尔泰的文字简直不是写出来的，是炼出来的。虽然散文看起来是谁都可以写的，但是散文依然对文学性要求很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好的散文并不是那么容易看到。另外，还有史铁生的散文。史铁生不断地在精神的隧道里开掘，他从来不写泛泛的东西。章诒和的散文也是好散文，因为它有历史感，好看。再加上她本人是学戏曲的，画面感和塑造人物的能力特别强。

　　南都周刊：你觉得年青一代，如果写散文，会不会有问题？

　　徐晓：那不应该这么说。因为我写的是回忆录，所以我会比较关注回忆类的散文。我觉得不在年龄。也有老人散文写得不好。也许，散文的文体最适合回忆？我不知道。

　　所有的坚持都在日常生活里

　　南都周刊：记得去年四月我曾写过一封信给你，“在网上看了你的《半生为人》(一部分)，写得真好，特别特别感动，转给了好几个朋友看。现在看东西很少有感觉的，没想到还有东西能打动我。”你自己也说过，“书出版了以后，每天都有短信和E-MAIL给我。”能说说你都收到过什么样的短信和反馈吗？

　　徐晓：我收到很多陌生人的信。都是说，“特别感动，特别想和你交朋友。”“很多人都写八十年代，但你这个文章能把人带回到那个时代。”我觉得挺安慰的。我这本书似乎变成了一种怀旧。但从我个人来讲，它不仅仅是怀旧。实际上，任何一种怀旧，怀的都不是真正的旧。它都包含着对当下的思考吧。这些写作给我一种力量，给了我面对现实生活的力量。

　　南都周刊：《半生为人》的责编解玺璋评价道：“对于徐晓的文字，我最感动的一点就是她很朴实，觉得她这个散文写得非常好，散就表现在不做作，是自然流动的东西，不会让你觉得是人为的雕琢，这是散文的最高境界。我还要说为什么极力赞扬徐老师的文笔，她不是矫揉造作的，极力表现自己的思想等等，你能看到很多大散文的流行，徐晓跟他们不一样，她就是写自己的情感和感受，这种感受不是强迫出来的，是自己水到渠成流动出来的。”解玺璋的看法应该代表了很多人，你的朋友，尤其是你书中提到的朋友，看了《半生为人》后，有什么样的反应？

　　徐晓：解玺璋认为，不做作是散文最高的境界。我写这本书时，有时候是很困难的。我没有按照一般的对逝者赞美的态度来写，我是时时把自己放进去的，这对我是一种挑战。生活从来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说我写到了我与赵一凡的分歧，但这丝毫不能改变我对他的感情。很多朋友看了《永远的五月》，说这么写老周，老周会死不瞑目。我写到我们之间的问题和他性格上的弱点，这样他就是一个更加完整和丰富的人。

　　我的朋友都特别感慨。因为大家的生活都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也改变了。《半生为人》重新唤起了他们的记忆。当然，我不是说要回到过去，就像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是精神的东西不应该改变。从七十年代我们开始读书，思考，写作，那时是一种坚持，现在我们仍然需要这种坚持。我们当时参与那些事件时，我们并没有觉得参与了重要的历史。所有的坚持都在你的日常生活里。

　　北岛最近有一个发言，他讲到，在物质盛行的当代社会，我们需要精神的天空。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坚持一种底限，这种底限有高有低，每个人的底限可以不同。但你一定要给自己设底限。

　　比绝望更绝望的词是什么

　　南都周刊：《半生为人》的开篇是你回忆已逝丈夫老周的文章《永远的五月》，里面有那么多的怀念、哀伤，甚至有对老周不体贴的指责和你的自责。时隔多年，重新审视这一切，有什么新的感悟吗？《永远的五月》里有很多复杂和密集的情绪，关于生命，关于爱情，关于女人，关于死亡。写下这样的文字，你自己是否感到痛苦？

　　徐晓：《永远的五月》反响很大，1995年初最早发表在邵燕祥和林贤治合编的一个期刊《散文与人》上，后来《天涯》和《北京文学》同时发表了，《新华文摘》也转载过。

　　我每写一篇文章，都挺难过的。我每次重读这些文章，都特别震动。我这次来美国，见到很多老朋友。说起这些人，当然不止老周一个人，心里还是觉得绝望。我不知道比绝望更绝望的词是什么。这些记忆会伴随你的一生。我也觉得自己有点自虐倾向。我挺能折磨自己的。所有这些东西我都一直背着，我带着它，因为我觉得它好，我愿意带着它走。

　　南都周刊：你的儿子看过《半生为人》吗？这本书对他有特殊的意义。他看到父亲经历过的病痛，他的心灵是否可以承受？

　　徐晓：他看了。老周去世时，他才六岁，很多事情没有记住，或者没有感受。但是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包括我的朋友们也经常在他面前谈起爸爸，他越来越了解了。这本身也是我写作的目的。人都是要有传承的。我不主张他过我们这样的生活，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了解我们的生活。精神的传统也是这样形成的吧。儿子上初一时，我特别郑重地把《永远的五月》交给他。我记得当时他在房间里看，过了大概有一个小时，我听到他在里面哭。我确实有点紧张，不过作为老周的儿子，如果你连了解都不了解父亲，是更加可怜的事。虽然他现在没有父亲，但父亲一直在他的生活中。

　　包括我坐过牢的事，他慢慢长大后，都能明白了。这并没有让他变得抑郁，反而越来越开朗，成熟。

　　南都周刊：有人说，你写狱中生活的视角和男人明显不同。你会写吃，比如北京辣菜，烤窝头片；你会写日用品，肥皂、卫生纸……你还写过一个美丽的女孩，至今让你震颤。这些细节，是不是你记忆最深刻的？你的牢狱生活，对你日后的生活和思想状态，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徐晓：也不能说是印象最深的。只能说我写的时候选择了一种态度。我不想用控诉的方式。这篇《监狱中的日常生活》是2001年写的。出狱后我也曾想过要写，但我想不出我能写得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当时可能会控诉“四人帮”，控诉“文革”的荒谬。所以我需要个人的沉淀。

　　监狱的生活对我一直有影响，那时出来后不太会说话，语速很慢，这种东西已经完全没有了。它可能留下了另外的东西，比如你的忍耐力，你的甘于寂寞。现在看来，任何经历都没有绝对的获得或者失去。我为什么能接受生活中那么多挫折呢？就因为生活怎么都是过，好也是过，坏也是过，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全看你怎么对待。

　　南都周刊：你的家中经常有读书聚会？最近在讨论些什么话题？

　　徐晓：最近有两个月都没活动了。读书会一般一个月一次，有两年多了。他们说了，参加读书会主要是为了来吃一顿红烧肉。讨论的话题，比如说吧，章诒和的书出来后，我们讨论如何写我们经历过的历史。哈金的“伟大的中国小说”，我们也讨论过一次，因为我们都对中国的文学状况感到忧虑。(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半生为人》引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一段话：“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中诞生出来。”“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反思！那曾经的信仰，是因为原本是错误的，所以根本就不值得去信吗？是我们压根就没有触到实质，因而不可能彻底吗？还是我们否定它，只因为不能为我们自己的沉沦寻找到自圆其说的理由？”(徐晓)中国历史之复杂性，决定了“真实”二字所具备的重磅力量，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早就说过：“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半生为人》的分量就在于，她用描述真实的手法，靠近了中国当代史上的思想谜团。

　　徐晓：生于上海，长于北京，1981年毕业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