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里没有尺子(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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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14日14:24 南都周刊 | ||
  《双重见证》  张新颖 记者 黄长怡 张新颖的批评文字既有鲜明的文体意识，又有温润贴切的语言风格。他的写作，常常从自身所面对的问题入手，以精微的理论分析，烂漫通透的想像，细心探求与被阐释者对话的广阔途径。他拒绝文学批评的陈词滥调，向往自由的表达，迷恋带着情感体温的文字，他丰盈的直觉，接续上的往往是焦虑、不安的个人情怀。他在批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文学批评是人的生命和文学联系在一起的形式 《南都周刊》：我们先从你的这部著作《双重见证》说起。这本书可以说是你的一部自选集，对吗？ 张新颖：对。书里选了我近二十年来写的批评文章，从写第一篇文章的二十岁到现在。不知不觉我都是快四十岁的人了，这过去的二十年，可以说是我的整个青春吧。我这整个的青春，是和文学一起度过的。批评对我来说是与文学发生关系的一种形式。我是通过批评这种形式和文学联系在一起的。很长时间里我没有有意识地从职业、从学术的角度去理解批评，对我来讲文学批评就是一个年轻人的生命和文学联系在一起的一种形式。 我所以给这本书取名为《双重见证》，一个意思是说，一个人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近二十年来的发展。这不是夸大自己，任何一个微小的人，都有可能以他自己的方式见证中国当代文学近二十年来的发展的某些情形；第二个意思，我的文学批评，其实是见证了我个人青春的一个过程。后一方面是一个比较私人的东西。但这个私人的东西是和文学这个公共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 《南都周刊》：从书里可以看出，上世纪八十年代你刚开始写文学批评的时候，对先锋小说很关注。 张新颖：对，我这个年龄的人关心先锋文学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是1985年上大学，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好是中国文学发生很大变革的时候，出现了先锋小说。这个时候我自己刚好是个学生，很自然就对这些东西产生兴趣。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有两篇小说，一篇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另一篇是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现在想，为什么一名高中生会喜欢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就是对教育制度、对现实环境等等有一种青春期的本能的反抗；再比如说张承志作品中的形象，与一种少年人的浪漫想像和英雄情怀很契合。我最早写文学评论是1987年，大学本科阶段发表了关于马原、余华、残雪这些先锋作家的文章。 《南都周刊》：九十年代后你的关注重点就变化了。 张新颖：这也是别人提醒了，我才注意到的。刘志荣曾经在一篇关于我的评论文章里说，到1992年，我关注的对象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关注起史铁生、张炜、王安忆等等不是先锋小说家的创作了。当时我自己并没有感觉到这个变化，可是后来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个变化对我来说不是有意识的调整，而是很自然地发生的，这可能跟个人的成长有很大关系。过了一个阶段，兴趣会不自觉地发生转移。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去关注一些更厚重、更朴素的东西。 对沈从文的理解已经形成僵化的模式 《南都周刊》：那你现在把目光转到沈从文，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吗？ 张新颖：这个变化说起来有些复杂。从开始写当代文学批评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关心当下的文学创作；但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困扰我自己的很大的问题。大概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个困扰越来越强烈，就是想追问当代文学创作的文学上的资源在哪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当代文学用的语言是现代汉语，现代汉语的文学历史加起来也不过一百年。按照道理来说，当代作家对于现代汉语的创作历史应该有一种很清楚的认识，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历史，而且只不过才一百年嘛。但实际上，当代作家对现代汉语的创作历史——恕我冒昧——很无知。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做现代文学的研究，和一般高校里的现代文学研究不一样的就是，想让我们当代人认识到自己的传统是怎么回事。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举个例子来说，台湾五六十年代那批现代主义的作家，像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等，他们都是台大外文系的，差不多都是一个班的学生，对他们影响很大的老师是夏济安，夏济安办《文学杂志》大量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后来去了美国，后来当白先勇创办《现代文学》杂志的时候，夏济安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这封信当年没有发表，他在信中告诉白先勇他们：你们一定要去读中国的现代文学，现代汉语到你们手中才几十年，在你们之前，使用现代汉语进行创作的人，会遇到很多语言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样你们也会遇到，你们要看看在遇到这些问题时，在你们之前的人是如何做的。文学最基本的根基就是语言，如果对文学最基本的根基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文学的价值是很难衡定的。遗憾的是到现在，这种状况没有多大的改变，用现代汉语创作的人对现代汉语大多没有自觉的意识。 沈从文研究是我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部分。上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被重新挖掘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喜欢沈从文，但对沈从文的理解很快就变得特别单调，特别僵化。从八十年代至今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对沈从文的理解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僵化的模式，譬如认为他写的作品是牧歌式的，田园的，反对工业文明的，等等。你查一查关于沈从文的研究，大量的都是这样的调子。一个作家这么丰富的东西，被这样几种理解的模式套上去后，无论是年长还是年轻的研究者，理解会有问题。除了尝试对沈从文的文学进行重新理解之外，另一个是我自己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一个类似像沈从文这样的比较特殊的知识分子，他和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南都周刊》：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要问的，就是作为一个批评家，你评判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张新颖：文学本身是一个流动不拘的东西，它会不断发生变化，就像生活一样；而且它的丰富和复杂也像生活一样。你判断生活的标准是什么呢？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的标准可以拿来用，不能一句话说死。文学批评也是这样。不然的话，文学批评就太简单了，等于说我只要从一个标准出发，就可以评判所有的文学作品。批评不是拿着尺子来丈量作品。很多人想知道批评家手里的尺子是什么样的，也确实有手里拿着尺子的批评家，可是，很遗憾，我的手里没有尺子。 这么一说，别人马上会问，你没有标准，是不是就可以随便胡说八道啦？我认为应该这么说，批评和文学是一起成长的。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你不可能事先规定它长成什么样子的。既然是成长，它就包含无限的可能性，这个过程中可能有意外、差错、扭曲，但是就是这样才是成长。我觉得比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批评和创作形成良性的循环，在循环中一块成长。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这样的情形：假设有这样的批评家，他不仅有一个批评的标准，而且在执行这个标准的时候比较严格，或者说比较僵硬，因为他有了标准，他就居高临下，有一种真理在握的姿态。他的批评会是怎样的呢？我不是说批评是和真理无关的，我是说，批评是在去寻找和发现真理过程中的，而不是自以为已经拥有了真理的。我觉得批评有时候要谦虚一点，从作品中去发现一些东西。这个发现，既是对文学作品的发现，另一方面也是批评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 批评是独立产生的 《南都周刊》：有种观点认为当代文学根本没有可评论的，因为当代根本没有好的作品。有的人甚至说我不看当代的文学。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张新颖：我当然不同意这种观点。当代文学和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相比，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它是我们自己的时空中产生出来的文学，它跟我们自己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我们和这种文学置身于共同的时空中，就很难把它对象化，也很难单纯从审美上来评判它的好坏。它传达的信息比较混杂，你从作品里感受的东西也比较混杂，不是一个单纯审美的问题。说得极端一点，它就是我们自己。我说，我们不理会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不好，把我们自己不要了，那可能吗？从个人来说，当然不看当代的文学也是可以的，但从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体性来说，当代文学存在的意义却是没有办法抹杀的。 《南都周刊》：你怎么理解批评家这种身份呢？ 张新颖：现在在中国，如果没有另外一个身份来支撑你的话，批评家的身份是很尴尬的。为什么尴尬呢？因为在普遍的意识里，它并不独立。写批评的是什么人呢？要么是“抬轿子”，说人家好的；要么是“拿棒子”，说人家不好的。除了“抬轿子”和“拿棒子”，你还能干什么呢？在人们眼里，批评家就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文学圈对批评家的看法就是这样的，很简单。如果你是一个批评家，你就要读作品，然后要说话，说它好还是不好。很多年前我就想，我为什么要读你的作品呢？我连很多伟大的作品都没读过我为什么一定要读你的作品呢？要求批评家不读作品就不要发表意见，这是对的；但不能要求批评家一定要读谁谁谁的作品。现在对批评家的要求就是一定要去读当前的作品，读了之后还要发言。如果这样的话，批评家一辈子独立不起来，只能靠读作品，靠评作品说话。 《南都周刊》：那在你看来，文学批评要怎么独立起来呢？ 张新颖：我们一般认为，先有文学，后有批评，这种先后顺序会产生出一种依附性，批评是依附在创作上的，一般人都是这么认为的，而且是很牢的观念。但是我想，如果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话，那批评就完蛋了。我认为，批评是和作品对话，但它却不是为作品而生的。批评产生的根据不来自批评的作品，虽然它会从和作品的对话中——也就是从批评活动中——受益。批评家的观念、趣味、学识、智慧、判断标准，不是从批评的作品中得来，而是从他自己的成长经历、从广阔的生活、从悠久的文学传统等等各个方面得来的。它所从中产生的世界，它产生之后必须面对的世界，和批评的作品所从中产生和必须面对的世界，是同样广阔深厚的世界。简单地说，批评不是从作品中产生的，它是独立产生的。我还是那句话，批评和文学是共同成长起来的。批评和创作一样立足于广阔深厚的世界当中，而不是说批评是立足在作品上。 从这一点来说，批评是一个很重的词。它不是跟别人联系在一起的，也不是和什么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和你自己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你的批评是从你的生命生发出来的话，那么批评是否独立、批评是否能够坚持自己的看法，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是并不存在的问题。言为心声，批评作为一种特殊的言说话语，所言理当也是心声。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吧。(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张新颖在2005年先后有两部重要的著作问世：《沈从文精读》、《双重见证》。《沈从文精读》一书重新为沈从文定位，张新颖称沈从文为文学家、思想者和实践者，并用文字破除了明哲保身之庸俗哲学对晚年沈从文的重重话语包围，从而为当下的知识分子指出精神转向的条件与可能性。《双重见证》见证了张新颖的个人才华，无论是宏观的体例建构，还是具体的文本分析，他都与他所关注的现象与事物息息相通。他谦卑地用自己的存在，证明了他人的存在，尤其难得的是，他的批评话语感性而贴切、锋利但不尖刻。 张新颖，男，1967年生于山东招远。文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沈从文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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