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南平
看了薛涌先生在《早报自由谈》的文章，忍不住将自己近一个月内的感受和盘托出。3月3日，张维迎先生再次以“主流经济学家”的地位出现在《经济观察报》，整版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并加访谈的文章。在访谈中，张教授谈到一个惊人的观点“最低工资对工人是没有好处的”，而这被张教授认为是已经被经济学所证明的理论。
笔者不敢妄称自己对经济学有多深入认识，但仅凭有限的社会科学共识，就该看法提出一个疑问：如果全世界政府都认识到“最低工资对工人是没有好处的”是一个常识，那么为什么在二百年前，没有一个国家有最低工资法律保障，而今天，无论什么类型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有以法律确定的最低工资保障，那么张教授为什么要反对人类进步的结果、现代文明国家的共识？有什么理由挑战人类尊严底线呢？
今天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历史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尽管今天人们喜欢用阶层代替，使其去意识形态化），通过19世纪和20世纪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的争取，迫使市场经济以人道主义为原则、以人的基本权利保障为前提进行了根本变革。如果张教授不了解这些的话，那么以“理性办报”作为办报宗旨的《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不能以平和的心态去对待对于该问题的讨论呢？当笔者以“经济学为什么漠视人的基本权利”为题，给《经济观察报》该版面写去不同看法并希望讨论时，却同样遭到了薛涌先生说的“被媒体无礼，并带有教训口吻的拒绝”。以“自由主义”价值理念自居的编者，根本没有自由主义所要求的坦诚、平等、开放心态，而其霸道和非理性却显而易见。笔者也算是与张教授同龄人，也懂得什么是“文革语言”，我仅想将自己写的一部分供公众讨论，看看究竟是谁缺乏理性？
在美国芝加哥学派有影响力人物的推崇下，今天的经济学已经演变为方法论的不干涉主义的、关于人类理性行为的科学解释和研究。在大多数经济学家们看来，经济学通用方法可以解释从人类婚姻、个人理性行为，到政治过程，甚至是总统选举均可以用数量与数理模型进行解释（可以参考MIT经济学家们以数学方法对于人类各种行为的解释和研究）。因此，今天经济学的方法，范式，包括价值观和研究态度要求，经济学研究者必须以这样一种实证的方式来进行工作，发表文章，取得同行的认同和评价，如果有人大胆地突破此范式要求与约束，那么他自然会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抛弃，被贬为“非主流”。当主流经济学家们以自己的方式，包括行话去津津乐道地讨论问题时，发表观点时，其他学科的批评对于经济学家自己而言，往往是无关紧要，甚至是不屑一顾的。
这个现象，不仅存在于转型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今天中国，同时也存在于以压倒性舆论力量引导经济学潮流的美国学术界，包括影响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标准。因此，以今天的环境看，经济与政治研究的刻意割裂，在中国不仅包含着对于过去“政治至上”主义研究氛围的绝对否定和界线划分，同时还隐含着“自由市场经济学”和“经济学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舆论和心理的“大胜利”的追随，其自负和傲慢，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更危险的是大众传媒和舆论将其视为热点而使其话语权得到强力推销。
问题的关键是，如果说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可以按自己的学科认识去解释问题，并按所谓的科学性去证明理论，但并没有人给他们以至高的权力去对公共事物进行裁断，特别是用模糊、甚至错误的理论去判断法律的合理性，如最低工资法。至于张教授在那篇文章引用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所谓的跨国资料研究证明的，中央转移支付不可能解决地区收入差，而政府支出占GDP越高，基尼系数越高。对于这个结论，只要我们理性地看看今天世界上政府支出最高的瑞典等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我们就不难发现我们大众是如何被主流经济学的“理性”所忽悠。
因此，对于上述讨论，其真正的关键在于：在所有的重大决策，特别是公共政策决策中，我们既然清楚经济学的学科局限，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谨慎地对待他们所有的建议，哪怕是看似正确、甚至是经过逻辑论证的建议？因为，这些建议对于经济学本身而言确有其学科的必要性，但对于公共政策决策，特别是人类复杂的社会活动而言，这样的单学科结论，是否足够成为决策的依据？而社会大众更应该警惕，这样的判断和结论如果可能影响公共决策的话，那么未来我们是谁？是21世纪没有劳动法律保护的“新世纪奴隶”？而我们的社会又将向何处去？
（作者系华东师大国际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