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撇开报道是否失实不论，也不谈公众对所谓“负面报道”的众说纷纭，单就窦唯过激行为本身而言，就要受到法律制裁。目前，窦唯因涉嫌放火接受警方调查，其本人也将面临最高可达15天的拘留处罚。这意味着，即便在报道失实的情况下，窦唯本人的不理智行为都已经构成违法行为，必然要受到法律的违法性评判。
就窦唯事件而言，不论是当事人的“怒从心头起”，还是报社反唇相讥的“客观报
道”，涉及的只是言论自由和个体名誉权的冲突问题。在没有经过法院法定程序认定之前，是否侵犯个人名誉权的“负面报道”并无定论。
按理说，既然当事人自认为“负面报道”给自己带来不良影响，那么诉诸法庭为自己讨个说法是最为理智也最为有效的“维权途径”，而“以暴易暴”的过激行为，只能让自己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更何况，在双方各执一词的语境中，任何单方面的宣称都不足为信，所以这种个体暴力行为的非法性显而易见。
这是稍具理性的人都会考虑到的问题，为什么在窦唯这样的公众人物身上却蜕变成“冲动的惩罚”？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在对公众人物的规制上，我们的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弊端。事实上，不管由于怎样的原因，一个人成为公众人物总是拜公共媒体和公众舆论所赐。既然一个人能够因此而享有比普通人更多的利益和好处，那么他(她)理所当然地要对公众媒体和公众舆论有更大的宽容度，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
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公众人物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逆来顺受，“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而是说，公众人物对于舆论和公众的批评要抱以相对于普通人更多的宽容，只要这种批评是在正常的限度内，不涉及恶意诋毁和诽谤即可。要知道，任何名誉权诉讼的反面都是言论自由的行使，于公众人物而言更是如此。
公众人物在面对舆论和公众的“负面消息”时，要保持足够的忍耐和宽容不仅是任何一个民主文明社会的必然要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公众人物之所以能够继续成为公众人物的理由所在。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既然社会舆论可以让你成为公众人物，获得相比于一般人更多的利益和好处，那么舆论和公众同样也可以让你失去这一切，这也是国外的公众人物总能保持宽容和低调的原因所在。
但在我们的制度环境中，之所以会出现窦唯的过激举动，以及任志强这样总在挑拨公众脆弱神经这些并非孤例的“公众人物”，就在于他们一方面从大众传媒的追捧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和好处，但却很少为此付出必要的代价。这样的语境下，个体当然倾向于以一种非理智甚至违法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趾高气扬”，对于任何只有利益没有责任的个体而言，这都是最好的选择。
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应该能够让公众人物谨小慎微，而不是大放厥词甚至肆意践踏规则的环境。当然，这一方面有赖于我们的媒体良知和责任感的提升，毕竟，“打完你的左脸”先义正词严地声明几句，然后再“伸出自己的右脸”，这不过是“一种堕落”的“两种表达”而已，非但遏制不了公众人物的肆无忌惮，也会让自己一同堕落；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透支自己个人信誉的公众人物，全社会的“集体惩罚”是迫使公众人物洁身自好的唯一选择，否则只能让公众人物更加肆无忌惮，不断挑战道德甚至法律的底线。
在缺乏足够有力的体制规制力的社会中，环境只能造成公众人物“愈堕落，愈快乐”或者“愈堕落，愈走红”的局面，而这恰恰是“窦唯事件”真正的罪与罚，也是一个文明社会最大的悲哀。（石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