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富翁》在巴西
《贫民富翁》在巴西
——关于贫穷和治安问题的黑色隐喻 沈旭晖
电影《贫民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扬威奥斯卡后，不但成了西方的文化现象，捧红了一批印度新星，产生了无数花絮，更因人情冷暖一一齐备，在中国和邻近地区也成了热门话题。连锁效应下，第三世界贫富悬殊和治安等问题忽然得到国际观众关注，善心人都在想如何改善印度这类国家的困境。可惜问题的多面性，并未真的随电影的讨论而展开；这电影的商业计算和奖项计算，也刻意让更深层的社会矛盾被排除在讨论范围以外。
事实上，在政治学发展理论研究视野内，比《贫民富翁》更能揭示冷峻社会现实的影片，早已诞生在与印度同为“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无主之城》(City of God)和《精锐暴队》(Tropa de Elite)都是以巴西同一贫民区为背景的著名电影。从中可见，类似区域面对的问题比《贫民富翁》好莱坞式的图解要广泛得多，巴西治理贫困和黑帮的经验教训也值得印度借鉴。首先值得研究的，是关于贫民区居民不愿黑帮与政府停火的悖论。
离不开黑帮的“山顶国”
在东方，习惯把居住在山顶的人视为“上等人”、富翁，但巴西的常态却刚刚相反：1960年代开始，在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当地大富之家都集中在山脚居住，贫民反而住在称为“野花”(Favela)的由政府分配的山顶贫民区。这是因为，不少巴西人由农村投奔城市，只能住在城市外围，同时市内贫民也被“淘汰”、逼迁到山顶，形成市内愈高愈穷、市外愈远愈穷的经济怪圈。这些贫民区和险要的自然地势相结合，令它们比其他国家的贫民区更易变成三不管的独立王国。
从上述巴西电影反映的真实情况可见，那里的黑帮大佬实行“高度自治”，连正规巴西警察落了单，也不敢进入黑帮地盘；勇于进入的，又几乎全被黑帮收买。就政治学角度而言，某种程度上，能落实有效管治的机构，已可称之为准政权。巴西存在不少“山顶国”，这是不能隐瞒的现实。反而巴西国家宪法提及的人权、公民、选举、自由，对贫民而言，却不一定是有效管治的真正组成部分。
更骇人的是，上述电影在实地拍摄期间，申请拍摄的对口单位也是黑帮，而不是正规政府。来自巴西贫民区的著名黑帮“首都第一司令部”，近年就曾多次发动对圣保罗州的正规袭击，形式甚至仿似是“国与国”的宣战。然而巴西贫民“国”的秩序，和意大利黑手党在西西里岛建立的黑色秩序一样，对区内平民，倒并非一无是处。区内虽然弱肉强食，居民却不一定希望黑帮和政府停火。
根据政治心理学的组织过程理论，恐怖/犯罪组织为了延续自身的生命力，每每在决定停火后，反而对内部成员倍加严苛。例如每当爱尔兰共和军(IRA)和英国政府停火期间，只能忙着不断捉内奸，就是为了让组织的准战争机器继续启动。但只要这些组织继续和政府对峙，居民就成了这些组织的有机力量，恐怖大亨/黑帮大佬们，就自觉有“责任”保护居民，维持区内一般的治安。例如居民生了病，黑帮一般会有专人负责医治；小偷在他们的地盘出现，“领导人”也会喊捉贼——当然，动机都毫不崇高，只是为免小事变大、打草惊蛇而已，但起码有点管用。反而每当政府进驻后，集团式贪污就变为常规的白道秩序，对居民而言，损失可能更大。何况巴西贫民只要在贫民区住满5年，即可合法拥有所住土地，两害相权，他们反而担心换了“管治”，送狼迎虎，一切要推倒重来。而要根治贪污等政治问题，他们认为几不可能。这恐怕是事实。
卢拉“派糖”两面不讨好
巴西政府过去一直不明白一般平民何以甘愿忍受在黑帮统治下生活、抗拒政府帮忙，直到近年左翼政客卢拉当选总统，才开始扭转从精英俱乐部望向贫民山顶的想当然。然而，卢拉的上台，同样带来另一篮子的悖论，反映所谓的“贫民富翁效应”，并不容易找到解决发展中国家贫民问题的答案。
作为来自贫民区的过来人，卢拉长期担任左翼工人党领袖，哥哥又是正牌共产党员，卢拉多年屡选屡败，原本被一般评论家当作不可能当选的候选人，直到2002年向现实政治妥协，宣布改走“第三道路”，才以主流姿态当选。在保持国际经贸繁荣的前提下，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社会福利派糖计划，宣布对贫民区居民发放综援和食物补贴，由国家兴建公营房屋，容许地方搞部分自主的“参与式预算”，是为“零饥饿计划”。这对实行新自由主义经年、曾为美国自由主义重要盟友的巴西来说，可说是划时代的。
但卢拉的这些行动，很快变得两面不讨好。一方面，卢拉从前的共产党、社会党战友批评他“出卖理想”，认为卢拉派糖时，并没大举打击企业利润，出发点和一些企业赞助政府熔掉贫民私藏的武器一样，只是宣传伎俩而已，而且对国际金融业的妥协不比前任少，及不上同属左翼出身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另一方面，巴西传统右派或新自由主义者自然对左翼政策不满，在拉美势力庞大的天主教会，也公开反对卢拉的社会福利政策，认为这会减低贫民的上进心。结果卢拉的扶贫政策，反而比从前的右翼总统在位时，激化了更多社会矛盾。
类似现象，也出现在玻利维亚、阿根廷等近年上台的左翼领袖身上，毕竟当地民众和部分精英对“第三条道路”的概念，始终都未能完全掌握，依然较习惯二元的、非黑即白的民粹世界观，这样当地就比其他国家更易因为社会阶级而分化。难怪不少学者近年开始把巴西等南美国家称为“阶级隔离的国度”。
无土地运动：当贫民与贫农联合……
巴西的城市贫民本来相对独善其身，但自从卢拉政府间接激化了他们的阶级属性，巴西的贫民和贫农就偶然开始联合行动。在前述贫民区国中国以外，巴西贫农亦可算是国内另一个国中国，组织颇严密，最著名的组织包括了“无土地运动”(MST)。“无土地运动”可说是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的反全球化兄弟组织，它不但要求政府赔偿农民/原住民被地主/企业霸占或自然荒芜的土地(须知巴西3%的精英人口占去了70%土地)，还将土地问题变成以“土改”为口号的政治运动。
“无土地运动”成员多达百万，拥有无数合作社、互助基金、民间记者一类自治实体和附庸，远比已式微的主流拉美共党人多势众，甚至比黑帮更声势浩大，且具有意识形态的整合性。贫民和贫农联合一起，还不是巴西政府的忧虑所在，因为两者本来就是执政工人党当年在野时的坚定反右盟友。但一旦“无土地运动”的组织者改为和贫民区的黑社会毒枭相结合，理论上，受害人的组织却不难变成逼害人的组织。届时，它说不定有潜力成为哥伦比亚毒品王国那类有意识形态基础、有左翼组织规模，还能效法全球化时代网络式结构的组织。两者互补，足以让巴西的“大国崛起梦”灰飞烟灭。
警察滥用暴力，民众拒绝禁枪
《贫民富翁》的印度黑帮占戏颇重，童党枪支问题亦为当中副轴，甚至成了主角兄长首尾呼应的道具。类似情形，同样在巴西贫民区普遍存在，这也是《无主之城》、《精锐暴队》等电影反复探讨的。
巴西近年是全球枪击谋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一度每年有逾4万人死于枪械案件，这比率甚至和战火连天的伊拉克不相伯仲，可见贫民区内黑帮内战的惨烈。吊诡的是，4年前巴西曾举办反持枪合法化的全民公投，却有2/3国民投票反对。表面上，巴西反禁枪人士的逻辑，和那边厢的美国枪支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大同小异。美国每出现一宗致命的校园枪击案，社会都会冒起一股禁枪热，美国枪支协会却总能反其道而行，宣传说“只要我们提供一人一枪、连小孩也有枪，枪击案在造成重大伤亡之前，行凶者就会被其他持枪者自卫杀掉”云云。但骨子里，巴西人反对禁枪的理由、逻辑，实在和美国一类发达国家大为不同。真正的关键，不过是贫民信不过合法持枪的警察，因为过去数十年，巴西警察习惯严重滥用暴力，经常随便开枪。尤其是在军政府执政期间(1964~1985)，巴警贪污、胡乱鸣枪交差当作执行任务的事实乃有目共睹，军方却无意整顿内部纪律。巴西人民情愿像瑞士那样，人人持枪自卫，针对的自然不单是黑帮，而是包括了以“反黑”为生的人。这情形在军政府还政于民后依然如此。
既然巴西人民否决禁枪，民间枪击案又异常严重，支持禁枪的有心人唯有采用“曲线禁枪”的方法，希望市民自发、自愿地交出枪械，例如联同大企业推行“旧枪换钱”计划。虽然成效有限，而且收到的枪不少早已成废铁，但计划还是被广泛报道。为了达到进一步宣传的效果，这些由民众自愿集结而来的旧枪会被集体熔掉，再被制造成新的标志性庞然大物，就像当年秦始皇熔掉天下兵器、铸造十二铜人那样。
不过巴西制造的不是示威性的铜人，而是铁秋千、铁滑梯、铁摇摇板之类强调“和谐”的儿童玩意。将这些玩意聚在一起，就是一个个另类儿童游乐场，表面上也深具警世效用。但不要以为赞助“游乐场”的企业，并没有利益计算。毕竟造枪、卖枪已成了巴西经济命脉之一，赞助熔掉武器建造公园的企业得到知名度后，再得到的商机，往往还是与枪械循环工业有关。例如枪械制造商会通过和这些“良心企业”合作，来改善社会形象；而改善社会形象的目的，正是继续大量造枪。
贫民区童党以谁作榜样？
举一反三，要在印度孟买贫民区杜绝枪械问题，同样不大可能。但与巴西相比，印度的枪械罪案问题相对轻微。毕竟印度没有受过军政府统治，历届政府都只是倾向贪污，没有产生铁腕传统，无须公然纵容军警来巩固政权；就是姿态最强悍的国大党总理甘地夫人，和靠民族主义起家、并暗中支持民兵的人民党总理瓦杰帕伊，也没有令印度变成单一性的军管国度。纵然印度警局还是会像《贫民富翁》显示的那样，会用电刑一类私刑，也会敲榨百姓财物，亦会对民间暴力无动于衷，但总算还未完全沦落至兵匪合一的局面。无论印度怎样百病丛生，在“金砖四国”中，它是唯一没受过威权管治的国家，黑帮“国中国”的现象也相对比巴西有解决希望。这和它的社会问题发展模型，也是息息相关的。
当然，世代贫穷、世代罪恶不应是不可改变的。不少世界级巴西球星都是在《无主之城》那样的贫民区长大，理论上，应为区内贫民提供了最好的上进样板。但现实有时却往往相反。近年最著名的里约热内卢贫民区出身的巴西球星，当首推在意大利国际米兰成名的阿德里亚诺(Adriano Leite Ribeiro)。他年少时在贫民区被姨妈带大，唯一嗜好就是踢足球，幸运地被球探发掘，辗转投身欧洲大球会，成为亿万富豪。这励志故事的最大问题，是阿德里亚诺的致富过程，贫民区的同龄友人皆未亲眼目睹，总以为是单纯幸运，但他成名后的挥霍、滥交、今非昔比，却一一呈现在国人眼前。
贫童往往情愿投身于视线能及的牟利职业，即随时可“创业”的贩毒，因为贩毒致富的过程是能见度最高的。何况好些拉美一线球星都是公开的瘾君子，甚至是哥伦比亚传奇人物希基达(Rene Higuita)那样的贩毒大佬。旁观者不清楚，以为球员再富有都只是毒犯的走狗。毕竟他们也懂得或然率，知道自己成为《无主之城》的黑帮领袖李斯的可能性，总要比成为球星阿德里亚诺为大；他们成为李斯助手的利益，又比一旦不获任何球会垂青的阿德里亚诺为高。结果，巴西贫民区产生了明星后，反而令区内贫童更爱投入童党、建立黑色秩序。
前车可鉴，印度政府准备利用《贫民富翁》带来的经济契机、大搞“贫民区旅游朝圣团”之前，应该先把上述巴西电影一并研究。要是不知道“水至清则无鱼”，不晓得黑帮“国中国”的症结在于政府苛政猛于虎，第三世界的贫穷和治安问题，将始终难以解决。
(作者系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Roundtable Network香港社会科学网络理事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