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鸡蛋与墙

　　—— 对话村上春树译者林少华

　　特约记者  李  莹

　　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1Q84》(上/下卷)5月29日上市后，销量已超200万。日本媒体报道，东京都内的书店在首发日创下每55秒卖出一本《1Q84》(上卷)的“前代未闻”纪录。这股旋风，固与村上在当代文坛的名气相关——他被认为继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后，最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也与村上春树在今年初获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表的著名“墙蛋说”密切相关。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其摧毁、烧毁、击穿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这是这一隐喻的一个含义。但不仅仅是这个，还有更深的含义。请这样设想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

　　“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System)。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林少华译)

　　“墙蛋说”标志性地表达了村上春树的政治观点，此前村上少有如此鲜明表态。由此，在“墙蛋说”发表后推出的《1Q84》自然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

　　时代的精神史？

　　《1Q84》描述了1Q84年的日本社会，小说以新兴宗教的信徒为主要人物，描述了一代青年的迷茫与挣扎、暴力和性爱。村上解释：“上世纪60年代以后，我们这一代走过了怎样的路？我有写下同时代精神史的意图。”

　　《1Q84》的书名也充满玄机，很容易让人将其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联系起来，村上说过，自己早就想以乔治·奥威尔的《1984》为基础，写一部描绘“不远的过去”的小说。当然，这部作品的出发点在于奥姆真理教事件。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奥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彰晃以救赎为名，伤害敌对者，同时发动滥杀无辜的恐怖行动，又以在东京地铁投放沙林毒气最为恐怖，这一事件震撼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村上春树为此采访了60多名沙林事件的受害者，写了《地下》。之后他又采访了8名奥姆真理教的信徒，写了《在约定的场所》。村上力图从受害者和施害者两个视角，探索奥姆真理教事件产生的原因。“十多年来，我一直都在旁听对奥姆真理教的诉讼审判，始终想象着原信徒被判死刑后，那种一个人被遗弃在月球背后的恐怖心境。”

　　村上接受《读卖新闻》专访时更表示，阪神大地震和奥姆真理教事件对日本当代影响深远，让日本人“比世界更早一步体验到了与现实的疏离感”。所以“我的小说除《挪威的森林》外，并非一般所说的现实主义小说，但正是作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我觉得它们已经开始被全世界接受，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村上说，“我想超越纯文学范畴，采用各种各样的传达方式，确保引出大量话题，将人的生命嵌入当今某种时代的空气之中。”

　　村上的世界热

　　尽管村上表示致力于创作反映一个时代的综合小说，换言之，是希望其小说能传达出日本社会众生相。可是，自1979年凭《且听风吟》获得第22届“群像新人文学奖”正式登陆文坛以来，村上作品虽备受各国读者的青睐，却恰恰被日本纯文学和文艺评论界指责其距离日本太过遥远。

　　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评价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不同国家看到了不同的村上，通过村上又观察到不同的日本。或许，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村上来比较各国不同的文化意识。具体到中日两国，是否可以透过80年代后出现的一波又一波“村上热”，来对中日文化意识的异同进行相关比较？

　　村上作品引入中国后，热销不衰，甚至被认为是一代城市“小资”诞生的主要因素之一，“村上”更一度成为“小资”的代名词。有评论说，村上作品中描写的城市情调容易让中国城市读者产生共鸣，其文字简洁、幽默而富于调侃，也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口味。这一印象显然与日本人看村上差距较大，究竟是何种因素造成了这种差距？

　　中国大陆的村上春树热绕不开“林少华”这个名字，迄今为止，林少华教授已经单独翻译了36本村上春树的作品(已出版33本)，不夸张地说，大陆读者多数是通过林译来阅读和感受村上的。今天，林译村上不仅成为翻译界乃至文坛的一个品牌，同时也是一个风口，争议不断。近日，就透过内地村上热现象比较中日文化意识的异同这一主题，笔者专访了林少华教授。

　　“疗愈”与“人类性”

　　《南风窗》：中国近20年出现“村上热”，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在2008年5月至6月，日本筑波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王海蓝以中国内地11个城市的22所大学3000名学生为对象，调查他们对村上作品的阅读情况。结果显示，“揭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年轻人的心理变化，容易与作品产生共鸣”的达到63%。你能否从村上的作品解读一下社会转型期中的中国年轻人的心理变化？

　　林少华：那是一次很认真的调查，取得了直接来自读者的第一手资料，这是难能可贵的。就这一调查结果而言，我想还是妥当的。它反映了中国“村上热”的一个原因，也同我7年前所做的问卷调查中，选择率最高的“提供了认识世界和生活的另一种视角和方法”这一结果有相通之处。

　　从中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窥见村上热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年轻人心理变化相呼应或共振的轨迹。至少，村上热不可能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面积出现，而只能出现在新时期。但细想之下好像也不宜过分强调这种共振效应。毫无疑问，社会转型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大主题，成功与否直接关系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存废和中国的未来走向。

　　社会转型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以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以及文明秩序为支撑的现代核心价值观。但村上作品在诉求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同时，又含有后现代因素，例如对理性、意义、价值和体制、秩序的解构或消解，而没有在制度安排和个人自由即“高墙与鸡蛋”之间找出平衡点。也就是说，并没有提供中国社会转型所需要的现代核心价值观。说得极端些，村上的问题在于：消解了意义和体制之后怎么办？换言之，推倒高墙或许并不错，但推倒之后怎么办？毕竟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墙，没有墙也就无所谓蛋。

　　依我之见，村上作品引起读者共鸣的有可能更是其他东西，例如它所传达的现代都市中人的虚无性、疏离性、孤独感和命运的不确定性，以及它所发掘的尊严、良知、爱心等跨越时代、跨越民族和国家的“人类性”。这点既是吸引日本年轻人的心灵“疗愈”元素，又是为中国读者所共有的主要因子。就这点而言，即使改革开放前也能够为作为个体的中国读者所接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多几种视角为好。这也是我阅读大量读者来信和博客留言所获得的一个启示。

　　《南风窗》：经营村上作品翻译20年，林译村上的受众之多，即使在日本文学翻译界，也是无二的现象，你在这20年的翻译过程中，感觉到村上作品的文化意识和创作有何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中日读者文化意识的影响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林少华：今年是村上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第30个年头。如果把30年一分为二，那么前15年村上主要追求个体灵魂的自由，后15年则更多地追问个体灵魂的自由同各种体制之间的关系。以刚才的“高墙与鸡蛋”比之，前15年意在从鸡蛋内部孵化自由，后15年则设法在高墙面前取得自由，即不使鸡蛋撞墙破碎。也就是说，他开始由城市的隐居者变为城市的参与者，由体制的旁观者变为体制的监督者和批判者。二者之间的过渡性标志就是《奇鸟行状录》(1994~1995)，而在今年的《1Q84》达到顶峰。

　　不过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应该是以《挪威的森林》和《且听风吟》等代表的前15年的作品。原因在于，中国本土文学作品从来不缺少责任意识和批判意识，缺少的更是透视个体灵魂、经营心灵后花园的自觉和力度。就日本读者来说，即使后15年作品得到同样关注，但关注的重心也恐怕不在于作者这种转型本身，而仍在于其中的“疗愈”作用。

　　时下的《1Q84》热，也未必是其中隐含的奥威尔《1984》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基因”所使然，而更是村上本人的市场号召力和出版社营销策略等商业因素所促成的。在中国，村上作品也从去年底出版的《谈跑步的时候我谈什么》开始进入商业操作阶段。对此应该保持足够的冷静。

　　诺贝尔奖的标准

　　《南风窗》：你觉得《1Q84》会让在写作上耕耘了30年的村上春树更加接近诺贝尔文学奖吗？

　　林少华：诺贝尔文学奖的审美标准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100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大体授予了维护人的尊严与自由张扬人的价值和美好的作品，“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对人类生活的苦苦探究”是多数获奖作家的共同追求。以此观之，《1Q84》既可以说距诺贝尔文学奖近了，又可以说离之远了。

　　说近了，是因为《1Q84》大体具备以上特点；说远了，是因为村上在作为这部作品主题之一的善与恶的界定方面没有充分表现出“理想主义倾向”。他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恶，也没有绝对的善，善恶的换位仅在一瞬之间，重要的是在善恶之间保持平衡。一言以蔽之，任何善恶都是相对的。这意味着，他以前同恶、同暴力对决的立场，在此变得暧昧起来。我认为，善与恶有两种，一种是村上所说的相对的善与恶，另一种是绝对的善与恶。以恶言之，例如纳粹奥斯维辛大屠杀和日寇南京大屠杀就是绝对的恶。不承认这一点，不承认绝对恶的存在，人类社会也就没有正义可言，“理想主义”的追求和达成也就失去了理由和动力。

　　《南风窗》：你曾翻译过川端康成等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川端康成还是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你能否从这些在日本获得成功的文学作品解读一下日本的民族意识？

　　林少华：川端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以“卓越的感受性……并用小说的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神髓”。而对日本人心灵的表现大多是通过对大自然的描写和讴歌达成的，即通过基于东方美学的“日本美”来表达日本人的“心灵美”。因此，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典型的日本符号，如富士山、樱花、艺妓、和服等等。也就是说，川端有意提取和突出“日本性”。

　　村上则相反，他的作品往往排斥“日本美”、“日本性”。即使偶尔提到樱花，也剔除了其中的“日本性”。例如他在《挪威的森林》中这样写道：“在我眼里，春夜里的樱花，宛如从开裂的皮肤中鼓胀出来的烂肉。”但在“感受性”这点上又有和川端以至和日本传统文化相通之处，也很“卓越”。这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点启示：较之对事物的抽象的逻辑和推理，日本人往往趋于直觉把握和感悟。换言之，日本文化具有鲜明的感性文化特征。如果我们在同日本人交往中多少注意这点，有时候很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中国文学在日本

　　《南风窗》：近来中日两国的文学界对村上春树与鲁迅的关系有较多的讨论，为什么？

　　林少华：我看不出“较多”表现在哪里。说痛快些，只不过是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先生自说自话而已，除了媒体报道，日本读书界和学术界没有任何人附和。中国这边好像也只有我近来就《1Q84》接受采访时提出不同看法。

　　藤井先生认为村上受鲁迅影响的主要根据，一是说村上短篇小说《完蛋了的王国》的主人公“Q氏”同鲁迅《阿Q正传》中阿Q相似，二是说《1Q84》中有阿Q的影子。在《1Q84》出版前他就根据书的广告断言《1Q84》的意思是“我(I)叫阿Q，智商84”，后来承认“完全落空了”。但还是力图找出相关根据。例如他说将《1Q84》中的“两个月亮”同《狂人日记》开头“月光”联系起来考虑“饶有兴味”，以及《1Q84》的男主人公青豆这个名字同《故乡》中闰土作为礼物送给“我”的“青豆”相同这点“恐怕并非偶然”等等。恕我直言，我认为未免牵强附会。

　　去年10月末在东京见村上时我曾就“Q氏”和“阿Q”之间的关系当面问过村上，村上承认自己看过《阿Q正传》，但“Q氏”和“阿Q”纯属偶然一致。当然，文学研究可以完全以文本为依据，问题是即使从文本出发这一观点也缺乏说服力。作为中国人的心情，村上受鲁迅影响之说当然令人兴奋，但学术就是学术，学术的生命就在于去伪存真。

　　《南风窗》：你和日本同行讨论过中国当代文学为何没能“热”在日本的问题吗？

　　林少华：同美国等西方当代文学相比，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影响简直太小了。在大书店，和韩国文学等国家的文学挤在半个书架上，而且还不如韩国文学。除了十几年前旅英华裔作家张戎的《野天鹅》——那已不能算是中国当代文学——和几年前卫慧的《上海宝贝》(卖了二三十万册)，包括莫言在内，基本没有在日本走红的中国作家，一本书翻译出来能印3000册就不错了。文学在日本已商业化，出版社出书就是为了赚钱，所以很难说人家有意抵制或贬低我们。问题主要在我们这边。或许多少受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体制影响的关系，我们很多作品缺乏超越式的文学想象力和超越式的人性诉求，价值诉求，不在这点上有所突破，我想很难走进日本读者的视野。

　　我的一个遗憾，就是中国至今没出现一位足以同村上春树相抗衡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