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宏明:天上的摄影师
“低一点!再低一点,骑在石林上飞!”高宏明要求。飞行员直冒冷汗。回放素材时,飞行员不无后怕地感慨说:“原来你说的画面冲击力就是高出石林两米飞呀”
《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 | 上海报道
高宏明的人生辞典里,“航拍”绝对是关键词。
1986年,甘肃电视台记者高宏明第一次在100米的空中扛起摄像机拍摄。他的“座驾”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小蜜蜂”超轻型飞机,驾驶员则是刚学会开飞机的同事赵群力。
飞机的正下方是一条笔直的公路,两旁整齐地排列着高大的白杨树。远处,数十辆军车拖着不同口径的高射炮迎面驶来。肩扛摄像机的高宏明坐在驾驶员身后的露天舱里,却拍不到理想的画面—— 驾驶员的后背将镜头挡得严严实实。车队临近,眼看就要错过最佳拍摄时机,高宏明急了,解开安全带站了起来,右脚跨出座舱踩在起落架上。赵群力回头一看,大声喊道:“左手抓住我的衣领,右手拍!”
“小蜜蜂”继续追着高炮车队拍摄,时而盘旋,时而俯冲,高宏明在飞机上忙得不亦乐乎。
事后,有人说:这小子胆子太大了。“一个胆大的飞行员加上一个不要命的摄影师,拍出来的镜头能不气派?”时任兰州军区炮兵部部长的刘万贵这样说。
25年后,当高宏明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眼镜片后的双目闪着光。“胆子不大怎么搞航拍?再说那种在气流中升降摇摆的感觉,于我也是种享受。”
他说,那次之后,他便爱上了航拍。
他曾搭乘轻型飞机、直升机、轰炸机、强击机等各类机型拍摄祖国的山山水水,见证了中国航拍设备从简易落后的模拟信号到先进的数字化高清质量发展历程⋯⋯
如今,人到中年的他已是知名的纪录片导演、大学教授,但对航拍的执著与热情却仍如往昔,2010年末,一则“中国将逐步开放1000米以下空域,允许轻型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等小型飞机飞行”的消息,让高宏明很振奋。
“我相信,在未来三到五年内,我国航空拍摄的繁荣时代就会到来。”高宏明对本刊记者说。
28000元买架飞机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两个月,在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工作的高宏明,被一组航拍画面震撼了。那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唐山抗震救灾》纪录片。
“航拍的独特视角,呈现了整个灾区一片瓦砾、满目疮痍的惨状,我当时就很佩服拍这些画面的人。”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被航拍画面震撼,同时也感受到了航拍的魅力。
10年后,高宏明27岁,已是甘肃电视台的一名记者。
1985年的一个午后,新闻部副主任赵群力告诉高宏明一个小秘密—— 这几年,他一直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胡继忠教授保持联系,胡教授正在研制我国第一批超轻型系列飞机“蜜蜂号”。
这种飞机自重约200公斤,具有前后两个半封闭式座舱,时速一般是85公里,最高达130公里,飞行高度可达4000米,起降滑跑距离较短,加满油可飞行100多公里。
不久,在赵群力的带领下,高宏明在北京昌平沙河机场第一次见到了刚诞生不久的“小蜜蜂”。
的确是“小”。骨架由航空铝管和钢管制成,外覆高强度合成纤维布—— 高宏明眼中的“小蜜蜂”比一般飞机结构简单,小巧轻便。
从未坐过飞机的他,迫不及待地跳上由试飞员驾驶的“小蜜蜂”,第一次体验了凌空飞翔的感觉。
而当时,赵群力心中一个大胆的念头已在酝酿—— 买一架“小蜜蜂”回去搞航拍,使其成为“空中的三角架”。
当时,国外早已开始用直升机进行航空拍摄,而轻型飞机一般只是用于体育竞赛与娱乐等,没有人用它来作航空拍摄的。
对赵群力的这个想法,高宏明兴奋不已。最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决定以相当优惠的价格—— 28000元—— 卖给他们一架“小蜜蜂”。
当时赵群力他们的工资每月不足300元,购机款对他们来说仍是天文数字。他们到处“化缘”,终有被感动者愿意“施舍”—— 时为甘肃龙头企业的白银公司和兰州铝厂同意各出一万元赞助费。剩余的8000元,赵群力打算说服甘肃电视台给予支持。
1986年,两人将飞机零件打包成三个木箱,通过北京至兰州客运列车的邮政车厢“寄”回甘肃,存放在电视台一楼大厅里。赵群力拽上高宏明找到台里分管新闻的副台长谢富饶,说他们买了架飞机。
谢富饶一听愣了:“飞机?!在哪儿?”“就在楼下。”谢富饶压根不信,“大白天说梦话啊?”高宏明至今还记得当时两人之间的这段对话。
当赵群力将三个大木箱打开,谢富饶看到“真家伙”,当即承诺:“你们把它装起来,能飞,能干航拍的活,台里就出钱。”不久,飞机在甘肃航空运动学校被组装起来,并由航校校长黄树年亲自进行安全试飞。于是,8000元有了着落。
自此,地处中国大西北的甘肃电视台,成为全国第一家拥有航拍飞行器的地方电视台。高宏明的航拍生涯也开始了。
“小蜜蜂”历险记
“小蜜蜂”可搭载人数有限,赵群力自告奋勇学开飞机。他的老师正是有着丰富飞行经验,又试驾过“小蜜蜂”的黄树年。
每逢周末,赵群力就到甘肃航校训练,一天飞十几个起落。四个飞行日后,居然可以单飞了。很多年后,黄树年曾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说,培养了赵群力这样的业余飞行员,是甘肃航校最大的收获之一。
由于视力原因,高宏明不能像赵群力那样驾驶玩转“小蜜蜂”,但他一直是赵群力飞行的有力支持者。
“记得群力单飞不久,正赶上中央电视台在甘肃开一个会。休会时,赵群力拉着时任中央台地方组组长罗明去坐他的飞机。当群力将‘小蜜蜂’滑跑到罗明面前时,罗明围着飞机转了一圈说:‘就这么个玩意还航拍?你先飞吧。’说着话,却不肯上去。” 高宏明回忆说。
当时,赵群力将目光投向高宏明。“没人敢上去坐,我就抱着女儿上去当了第一批乘客。”高宏明笑着说。
懂摄影,又懂一点儿航空知识,胆大体轻—— 种种优势让高宏明最终成为赵群力航拍的最佳拍档。两人由此开始了中国电视史上也许是史无前例的尝试。
事情并不顺利。
当时国内对于“小蜜蜂”这样的超轻型飞机和各类飞行器的私人飞行并未完全放开,私人飞机驾驶执照也无处可以报考,赵群力仅有的驾驶资格证明,是一张甘肃航校颁发的证书。这给他们的航拍带来了麻烦。
1988年8月,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访华参观敦煌经过兰州,赵群力驾机从航校飞往兰州中川机场拍摄新闻。由于没有事先通报,“小蜜蜂”被机场扣留。又因日后频繁在甘肃各个机场起降,“小蜜蜂”受到了空管部门的“特殊关照”—— 他们发出通令,要求全国各机场禁止接受赵群力的飞机起降。并在给甘肃电视台的一份通知中写道:“决定立即停止你台赵群力同志的一切飞行活动,并责令其将航空器的购置、使用情况和近两年来的飞行作业项目、飞行时间和地点上报”。
高宏明和赵群力并未就此放弃。
“小蜜蜂”的起降点开始转向旷野、戈壁、沙漠⋯⋯直到1998年,已有12年的飞行经验的赵群力才获得中国民用航空总局颁发的私用驾驶员执照。
1989年9月,北航为了测试超轻型飞机在跳跃飞行时的续航能力,组织了三架“蜜蜂号”飞机,由乌鲁木齐飞到哈尔滨,行程万里,总飞行时间60多小时。此次飞行作为超轻型飞机首次编队远距离飞行,是世界飞行史上的创举。
三架飞机中的一架正是赵群力驾驶的“小蜜蜂”。高宏明在空中和地面跟踪拍摄——纪录片《蜜蜂号飞行日记》就此诞生了。该片后获得当年中国纪录片星光奖。
“北京亚运会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也把我们和‘小蜜蜂’借调过去,当时的公路自行车赛就是我们航拍的。‘小蜜蜂’还参与过《长征·英雄的诗》、《飞跃河西走廊》等许多纪录片和电视剧的拍摄。”高宏明一一细数着“小蜜蜂”的光辉历史。
“骑在石林上飞!”
“为拍出好片子,高宏明什么苦都能吃。”内蒙古电视台导演明华对本刊记者说。她与高宏明合作过《草原蒙古风》等纪录片。在她眼中,戴着眼镜,个头不高的高宏明却很“man”。
20多年的电视生涯中,高宏明无数次在空中记录下大西北的辽阔与美丽,而且数次应邀到中央电视台参加大型电视系列片的创作和航拍,足迹遍及全国。
当然,高宏明没少吃苦头。
2004年初春,在苏州的一次航拍中,为达到最好的拍摄效果,他在直升机的起落橇上做了个架子固定摄像机,将自己用安全带捆挂在直升机外。地面上的人看到,以为有人被甩出了飞机,纷纷拨打110报警。而此时高空凛冽的寒风才是高宏明面临的最大考验。坚持拍完镜头落回机场后,他的手已冻得不听使唤。
另一次应邀拍摄空军打靶,高宏明乘坐的是强击机。一串炮弹打完后,飞机来了个“反扣”加“横滚”退出。急剧的直线拉起和360度的旋转,这个过程让高宏明经历了11秒的黑视,而几次过载则让他肩上原本10多公斤重的摄像机瞬间加重数倍⋯⋯
生死之间
航拍让高宏明面临过比常人多得多的危险。
高宏明说他有“预感功能”,每次起飞前,如果自我感觉不好,就要求飞行员停飞。即便在正常情况下,起飞前,他也会准备好一份留给家人的保险单。因为他很清楚,每次“上天”都是一次冒险。
高宏明的确有过与死神擦肩的经历。
一次,赵群力驾驶的“小蜜蜂”到甘肃靖远矿务局拍摄,飞行至榆中县青城乡上空时,就听见后面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飞机瞬间失速,开始往下掉。原来,飞机的螺旋桨不见了。可能是起飞前没有将发动机拉绳的胶木把手绑牢,或许是风大的缘故吹开了绑绳将胶木把卷进了螺旋桨。
当时的飞行高度在500米,下面都是小山,飞机很难降落。
“我心想,这回完了。即便是摔不死,也会被沟里的石头撞死。飞机左右摇晃着往下落⋯⋯”事隔多年,高宏明仍清楚记得当时的状况和自己的心情。
幸运的是,在赵群力的沉着驾驶下,他们从死神手里挣脱了出来——飞机平安降落在一个十几米宽的斜坡上,而下方数米处就是一条满布大石头的干沟。
高宏明做过统计,在20多年的航拍生涯中,自己或身边的人经历过的危险事故近10起,其中最让他痛心的是老友赵群力的罹难。
2001年9月2日,已调任凤凰卫视副台长的赵群力,独自驾驶“小蜜蜂”在温州永嘉县附近航拍时,触撞了十万伏高压线遇难。绑在飞机上的摄像机里,还留存着他此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寻找远去的家园》。事发第二天,高宏明就从甘肃赶到温州送老赵最后一程。
“怎么不看看清楚,高压线是最致命的啊!”时过十年,想起老友,高宏明依然抱憾与惋惜不已⋯⋯
高宏明自己的安全,家人也很担心。
“第一次出事故后,爱人就不让我飞了,她和我母亲甚至一听见‘航拍’两个字就不高兴。”
谨慎,是高宏明对付危险的最好秘诀。
“如果你和我一起搞创作,那么每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这是高宏明常对一起工作的同伴说的一句话。
“如果飞行员和摄影师、导演都尊重科学,严格按照规程来做,一般不会有问题。”在高宏明看来,一名好的航拍者不仅要会摄影,还要懂得一定的航空知识,了解所乘飞机的性能。
“比如杭州的一次航拍事故,就是因为摄影师长时间地对一个塔进行盘旋拍摄造成的。飞机最怕进入螺旋,进入螺旋后改都改不回来。长时间盘旋,人的注意力都在与塔的距离上,附近的空气密度也被打散了,这时候就容易失力下降。我的经验是两圈拍不好,退出,过会再进入。”高宏明说。
为航拍创立一种语言
2006年,高宏明离开甘肃电视台,调入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传媒艺术中心担任副教授,从事电视导演、纪录片教学工作。
“我希望将自己20多年的实践经验理论化、系统化后传授给更多人。”
高宏明所述“理论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为航拍创立一种语言。“随着技术的提高,拍摄航拍目标的镜头已经可以具有叙事功能了。就像电影电视可以用一组镜头语言表达完整的意思一样。”
2010年11月,高宏明在小型直升机上航拍苏州。拍摄进行了两天,共八个小时完成了60多个点的拍摄。“在完成航拍任务的同时,我也为我的新书求证了一些数据。”高宏明说。
他说的“新书”——《影视航拍语言》——是正在撰写的一本专著。“据我所知,全世界目前还没有一本关于航拍的书。我的这本书出来后可能也卖不到1000本,毕竟中国搞航拍的人不多,但总要有人来做这样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