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医德比医术更重要 医生最重要是学会做人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2006年初，他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胡锦涛手里接过500万奖金。作为83岁的医学专家，他坦言作为医生，医德比医术更重要

　　在中国的医学界，很少有人不知道吴孟超的名字。而在2006年1月9日之后，“吴孟

　　这位外科医生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为13600多名患者切除了肿瘤；如今，83岁的他只要不外出，仍然坚持上台开刀，每年要做200例以上的手术。至今，在许多重要的场合，他还是会“跟着”自己的老师——中国外科学的开拓者、91岁的裘法祖院士。不过，当年他之所以选择非干外科不可，却是因为医学院的一个教授嫌弃他1米62的身高。

　　记者对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的专访是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手术室的更衣室里进行的。他刚走下手术台。随意地穿着手术衣的他显得亲切、随和、率真。前一天，解放军总后勤部刚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

　　 我希望我没“生意”做

　　中国新闻周刊：知道了自己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时，心情怎么样？

　　吴孟超：得这个奖是很不容易，我很高兴，它代表了医学界的荣誉。我是搞临床的，就是给人看病的，一般来说搞基础研究更容易获奖。我们的特点就是在临床中发现问题，然后去搞研究，研究的成果再回过来用于临床，这样不断循环，不断提高。所以临床医生也研究，不然你就只是一个开刀匠，成不了大家。

　　中国新闻周刊：之所以把这个奖授予你，除了你的学术成就，是否也和你所诊治的领域有关？

　　吴孟超：是的，应该这样理解。我做的是肝胆外科，中国是世界上肝癌最高发的地区，肝癌患者占世界的55%，每年有四五十万人得肝癌，而且发病年龄越来越年轻化。中国也是肝炎大国，有1.3亿肝炎患者，肝炎容易变成肝硬化，最后变成肝癌。肝癌是癌中之王，而且早期很难诊断，很多来看病的病人都是晚期了。所以，国家颁这个奖给我，和我们所做的工作让老百姓受益的面广有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更容易感染肝炎、更容易得肝病？

　　吴孟超：主要还是环境因素，和卫生习惯有关系。中国人是否对肝炎有“易感性”？这个问题还很难说。有人研究过，去美国的黄种人，第一代人(肝炎的)发病率高；第二代人就减少了，第三代就更少，以后就同化了。所以要减少肝癌，还是要从源头上抓起。如果肝炎预防工作做得好，我的肝癌手术就没“生意”了，我希望那样，那样我可以去做别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吴孟超：我们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建立了肝胆疾病的治疗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各种情况下手术的标准，比如，什么情况下做肝叶切除，什么情况需要二期切除，切除以后复发怎么做。除此之外，还有放疗、化疗的方案。随着医学的发展，我们还开展了微创治疗、肝移植等等。此外，我们还建立了研究系列，我们的研究人员当中也有院士。总之，我们的肝胆外科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肝移植手术的水平如何？

　　吴孟超：中国的肝移植做得很多，这个手术现在也比较普遍了，水平不比外国差。但是肝移植在中国有几个问题。第一，没有准入制，哪个医院都可以做。某些规定莫名其妙，这个医院做过肝移植了，马上就能评“三甲”(三级甲等医院)。这就造成一些医院请人来做，做完了，他会说，“你看，我们能做了”，可是最后病人也死了，搞形式主义。第二，器官来源有问题，所以做完了不好去整理病例，论文拿不出来。第三，什么样的病人需要做？如果是早期肝癌、瘤子小，但肝功能差，不能生存下来，这样的病人做肝移植的效果好。但是如果肿瘤是晚期的，你做它干什么？

　　 要为病人选便宜又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医疗仪器、诊疗设备不断进步，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医生技能的退化？

　　吴孟超：年轻人有技能退化的趋势。有的医生不看片子，不查病人，光看报告，这样的医生不是好医生。你不亲自查(病人)你怎么有把握？不论仪器多先进，医生还是要多看、多听、多学、多做。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过，你不主张过多使用器械，应该为病人选择最简单、最优惠的方法，但这样是否会影响医院和医生的收入？

　　吴孟超：现在医疗器械多，新的器械很贵，有的器械“咔嚓”用一次一千多块钱；而我结扎一下，用线扎上，一分钱都不要，方法不一样，但是效果是一样的，你要为病人选择便宜又能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专门用贵的。

　　这样做，医生的收入会受一些影响，但一种手术要多少钱国家是有规定的，比如今天这个手术，按规定手术本身的费用就是1500块钱，但是它还需要很多耗材，这些东西应该尽量节约，用得合理，这样病人的负担就小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老师裘法祖院士当初曾经说你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勇于承担责任，他认为这个对做医生来说很重要。现在医疗行业有这么一种说法，叫做“防御性医疗”，意思是说遇到有风险的治疗，医生要学会保护自己。比如有些可做可不做的手术，虽然做了病人有治愈或缓解的机会，但治疗过程中有失败的风险，这种情况下医生情愿保守一点，不愿意冒险。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吴孟超：这个情况是有的。但这样做的人还不是真正的、完完全全的医生。医生应该尽心尽力，哪怕有1%希望，医生都要做100%的努力去争取。做医生如果先考虑自己，你做不好医生。

　　如果你真正做到了科学、合理，工作都做到家了，你就不应该怕。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待医德和医术之间的关系？

　　吴孟超：医德和医术两者相互促进。我选弟子，德最重要，第二才是才。医德好了，病人信任你，医患之间合作得好，有利于促进和发挥你的技术。医生的工作面对的是病人，所以医生自己学会怎么做人最重要。道德教育应该从小学生抓起，对医学院的学生就更应该加强人文教育了。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来，医生这个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感觉不如从前那样和老百姓贴近了，可以说有一种“贵族化”的倾向，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吴孟超：一些年轻的医生可以说是贵族化了，车子有了、房子有了，经常在外面吃吃喝喝玩玩也是有的，特别是美容科、泌尿科、心脏内科的医生，都是大户，都不得了啊！骨科医生为什么赚钱多？用的器械(贵得)不得了啊！一个人工关节，可以装国产的，也可以装进口的，好多医生昧着良心干啊。还有的人偷偷摸摸，一到周末就跑到外面动手术，出了事情怎么办？这是不正当的行为。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另一方面，医生这个职业也有它的特殊性。

　　吴孟超：是的，医生这个职业高风险、高投入，很辛苦。半夜叫你，你来不来？碰到的手术难度很大，你做不好心理负担有多大？所以医患之间应该互相理解，也不能随便就把医生都说成“白眼狼”。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你认为造成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在哪里？

　　吴孟超：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一下子说不清楚。现在国家对卫生系统的投入太少，本来一般的毛病应该在社区医院解决，可是现在都往大医院跑，大医院受得了吗？挂号要排几天几夜队才能挂上，这么一来，号托、医托、药托，什么都出来了。这在无形中增加了病人的负担。老百姓都是一病就穷，这个医院花了几千元看病，没用，又跑到那个医院，又检查、开药、花钱，最后花了几万块钱，病都好不了。这样下去，老百姓谁受得了？

　　在医患矛盾这个问题上医生有责任，但大多数医生还是好的。另外，舆论的导向也有问题，这给医务工作者带来很大的压力。

　　 500万我一分钱不要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听说你83岁了，还常常上台开刀，大家都很吃惊，你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在哪里？

　　吴孟超：五句话：心态平衡；脑子常用；手脚常动；嘴巴控制；定期查体。

　　中国新闻周刊：你平时锻炼身体或参加什么娱乐活动吗？

　　吴孟超：没有时间。我就是看报，看看电视，新闻我必看，还喜欢看老片子、侦探片，再有就是看看打球的(体育节目)。

　　中国新闻周刊：这500万元的奖金是奖励给你个人的，听说你已经打算把这些钱都投入到科研和人才培养上，你没有听听家人的意见？

　　吴孟超：我个人一分钱都不要，我有三个女儿，她们都没意见，老伴也同意了。我有一个基金会，是搞人才培养和科研的，这些钱可以投入到基金会。

　　现在，我房子有得住，衣服有得穿，我很喜欢穿军装。单位还给我配了车子和驾驶员，条件已经比过去好太多了，我还要钱干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过希望自己倒在手术台上，那会是最幸福的。从手术台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吴孟超：走下手术台的感觉，是一种快乐。做好了，非常高兴。所以，如果好长时间不做手术，就会觉得手有点痒。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