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违反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

　　（潘懋元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创始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始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现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今年86岁。1978年12月7日，光明日报用一整版篇幅，刊登了潘老《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一文，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拉开新时期创立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序幕。不久前，记者前往厦门大学，对潘懋元教授进行了独家专访。）

　　记：如果从京师大学堂算起，中国的高等教育学是在有了现代大学80年之后才诞生的。为什么中间隔了那么长时间？

　　潘：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国外有位学者说"大学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己。"可见那时他们也没有高等教育学。

　　我想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很长时间里，大家都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大学教师会不会教学生不重要。二是过去的大学规模很小。1948年是民国时期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年份，全国大学生还不到12万人。一般一所大学只有几百人，厦门大学约一千人就算规模大的了，管理起来比较简单。所以现代高等教育诞生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形成一个怎么教学生、怎么办大学的学科。中外都如此。中国由于走了弯路，起步更晚一些。

　　记：那么，是在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产生高等教育学的呢？

　　潘：上世纪5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一位教育家说"大学应建立一门研究自己的学问。"我国解放初期，毛泽东曾对大学的干部、教师说"要学一点教育学"。那时我是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室主任，领导要我去给大家讲。可当时教育学的内容都是研究中小学教育的，大家听了自然不满意。于是我开始考虑应建立一个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学科。并写了论文和讲义。当时教材很少，教育部要求优秀的讲义要拿到各校交流，这本讲义就在很多学校流传。今天个别高校的图书馆还保存着这份油印的讲义。

　　记：能说那时中国就有高等教育学了吗？

　　潘：不敢这么说。因为那只是个很初步的东西，只讨论了大学教育与中小学有什么不同。但我们提出要建立高等教育学的时间和国外最早提出的国家相同，都是上世纪50年代。后来国外一直没间断研究，而我们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直到上世纪的1978年，我才开始了第二次，或者说真正开始了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中间整整隔了二十多年！

　　1978年12月7日，光明日报用了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我的《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一文。这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大学校长写信给我。当时正在拨乱反正，大家说，我们的教育几十年来为什么老走弯路？就是因为不按教育规律办事，现在你提出要研究教育规律，论述什么是教育规律，我们觉得非常及时！

　　二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基本沿着两条轨道。一条继续研究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并产生了很多分支。比如高等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管理学、大学的课程与教学、比较高等教育，后来又有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学、高等师范教育学、高等工程教育学等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科群，这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但是，大部分研究人员是沿着第二条轨道发展，即搞实际问题研究。

　　记：当前，大家都感到中国高等教育问题很多，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始人，您感到高等教育学在指导高等教育实践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潘：我曾经提出高等教育的两条基本规律。一条是外部关系规律，即在高等教育的外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人口、地理等等因素与高等教育相互作用的规律；一条是内部关系规律，即在高等教育内部，师生之间、领导干部和教师之间、各部门之间等等相互作用的规律；由此延伸出高等教育外部与内部因素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些年，我们高等教育出现的很多问题都与违反了这些规律有关。高等教育学的作用，就是运用这些规律来分这些问题，并提出中肯的意见。

　　例如，规模与速度是这些年左摇右摆的大问题。根据规律，我们认为，教育的发展应适度超前。因为培养人才需要时间，你不能等经济发展了再来发展教育，而应该看到发展趋势，提前准备人才。什么是适度的"度"呢？那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构成的外部条件。这些因素中，经济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因素。打个比方，假如GDP年增长达到7-8，高等教育的增长就应是8-9。当然这样说是为了好理解，并不是测算出来的数字。用这个理论来衡量，上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的增长就很落后于经济的发展，除了1992、1993年增长较快，达到20%，1994年基本是负增长，1995、1996、1997年都只增长了一点点，1998年增长了8%。但是，1999年突然增长了47%，如果说这是因为过去欠债太多，所以一下扩招较多也还说得过去，但此后又连续几年大规模扩招，这就不是适度超前，而是冒进！冒进的结果是我们内部的教育资源（资金、设备、师资等）跟不上发展的需要，因此普遍出现了教育资源的不足 ，从而影响了教育质量。

　　拿教育经费来说，现在义务教育对高等教育很有意见。因为过去高等教育的经费大概占教育经费总量的18%左右，现在约占24%-28%。搞义务教育的人认为你们高等教育把我们的经费都抢去了。但是从生均经费来说，小学生的生均经费年年上升，中学生的生均经费年年上升，只有大学生的生均经费年年下降。虽然高等教育经费总体增长的比他们快，但因为人太多，一平均，就不够了。我手边有个数字：2003年大学生的生均经费只有2000年生均经费的77%！

　　教育资源中最重要的是师资。这几年，学生增加很快，教师没办法增加那么快。如果教师增加那么快，也是糟糕得很。因为培养一个教师需要很多年，快了不一定好。2003年底，教育部所属的72所重点大学的师生比达到1：22，怎么得了！1：14应该是一般大学的水平。国外很多名牌大学师生比例不到1：10，我们现在还做不到，但总得有个分寸呐！

　　我过去每年招两个博士生，3年6个博士生我还带得过来。现在每年都要招5、6个，全所每年得招20多个博士生。我们可以拼命干，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每年都要我们挖潜，但潜力已经挖尽了！如果一个教师承担太多，就没有时间积累。科研任务也把教师压得喘不过气，有的教师为了评比和提升职称，一年写几十篇论文。照我看谁要一年写几十篇，质量肯定不会高！

　　北大搞的一项研究认为，一所大学4000--8000人时效率最高。这个数字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合并高校的重要依据。结果合并后，万人大学成了普遍现象。美国大学的平均人数是3000多，日本是2000多，我们是7000多，而我们的本科院校平均人数是11000多！如果加上成人教育，我们大学的平均人数就是13000人以上！就算4000-8000这项研究是对的也早就大大超过了！而数量超过太多效率就不一定高了。现在教育部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这两年发展规模与速度降了很多，但因基数大，总的数量还是太多。

　　记：那么高等教育学在研究中会遇到尴尬吗？

　　潘：遇到的尴尬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有人总希望理论在实践中能立竿见影。否则就认为理论没用。但理论和实践是有距离的。一种理论要应用到实践，先要把学术理论转化为应用理论，还要把应用理论转化为政策，再将政策转化为措施，才有可能影响行动。而这一系列中间环节，需要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一起完成，不可能光靠理论工作者去做。有些领导不理解这一点，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种尴尬。第二，如果一项教育政策确有道理，要求理论工作者宣传是可以的，搞理论的人也有这个责任。但如果我们的研究结果与领导意图、现行政策不一致，就很尴尬。是按自己的研究成果说话呢，还是迁就？如果只允许理论工作者宣传现行教育政策，教育理论就不会有发展。

　　记：如果出现理论研究与现行教育政策、领导意图不符的情况，您希望怎样？

　　潘：让理论工作者发表自己的观点，领导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正确与否将来由实践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嘛！

　　记：当前高等教育学为我们提出了哪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潘：问题很多，但问题多是好事，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有活力！最大的问题是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混乱。为了创收，大学、甚至重点大学拼命在做一些大众化的事情。又是搞成人教育，又是办高职，又是搞自学考试，这样做的结果会冲垮我们的精英教育；而高职、大专院校又拼命往普通大学行列里挤。想方设法"升格"，结果是千校一面。所以我们正在研究，为高职系列开一条新路。台湾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他们的大学分成技术职业系统和普通教育系统。两者都可以有非常好的大学，地位相当。全台湾有职技学院40多所，还有好几所科技大学，是这个系统中最好的大学，可以一直读到博士。另外，我带一名博士后和几名博士生正在做一个国家985课题，重新整理高等教育的学制。目前各学段的学制中，高等教育的学制最乱。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可以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新学制提供参考。

　　记：听说我要来采访您，一些老师要我带了他们的问题请教您。比如有的老师说，潘老每当看到一些学校挂着迎评倒记时牌，就很难过。据我所知，评估是因为高校扩招后，质量下降，为了督促各校扭转这个情况，教育部才搞了评估。您怎么看这一举措？

　　潘：我并不一般地反对评估。合理的评估有促进教学和管理的作用。我不能赞成的是评估指标单一化，评估内容太烦琐，用搞运动的方式来"迎评"；教师要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科研。现在一个排行榜出来了，前10名都是理工综合大学，文科没有，医科没有，农林没有，政法没有；前30名，有27名是理工综合大学，只能说明这个指标有问题嘛！我在《求是》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说一流大学不是排行榜排出来的。

　　记：对中国大学培养的学生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扎实，但求异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不够；西方学生则相反，所以东西方教育要互补。另一种认为：中国学生的基础也不见得好，说中国学生基础好是在中国高等教育最辉煌的二三十年代，那时的大学确实培养了一批基础很好，在世界上取得了大成就的学者。两种看法的代表都是世界著名的华人学者，老师们想听听您的看法。

　　潘：两位学者意见的报道我都看过。前者是比较普遍的看法。但如果没有科学的论证和统计材料，仅凭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感觉，谁的意见都可以参考，谁的意见都不能被认定为百分之百正确，因为个人的视野总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