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生活什么样？ 联合国华人雇员生存状态揭密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区中城东边的东河河畔，坐落着一幢三十八层高的浅灰色玻璃石板楼，这就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每天都有几千名 男男女女进出这座大楼，其中就包括数百名中国籍雇员。

　　在常人眼里，“国际公务员”仿佛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到底怎样？年轻人怎样才能实现到联合国工作的梦想？

　　力挫群雄，留学女孩当上“国际公务员”

　　北京姑娘郭晓捷，是从联合国实习生变为国际公务员的。刚过而立之年的她，如今已是联合国总部秘书处经济社会事务部的高级职员了。1993年从外交学院毕业后，读外交英语专业的郭晓捷又自费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大学，攻读国际经济专业硕士学位。学习期间，郭晓捷于1995年到联合国总部实习过三个月。从那时起，她就渴望成为其中一员。

　　当年年初，联合国曾进行过一次招聘，但没有招满，于是决定在同年的8月份再招聘一次，对象为专业2级(P2)。郭晓捷回忆说，当时报名的各国精英近40人，而录取比例为10%。正在联合国实习的郭晓捷决定报考，并递交了个人简历。接下来，就是投入到两个月的备考中去。

　　先是笔试，分两个上午进行，每次3小时。第一天上午考国际形势，多为论述题。由于有所准备，郭晓捷没有遇到难题。第二天上午考专业科目(经济方面)，试题多为基本原理知识和假设案例分析。对于正在攻读国际经济硕士学位的郭晓捷而言，自然驾轻就熟，轻松过关。四个月后，郭晓捷收到了面试通知。面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抽签准备阶段，限时5分钟；二是口试阶段，包括陈述和回答考官的问题，为时2小时，那阵势就如同“过堂”一样。郭晓捷抽到的题目是“开放贸易的利弊问题”。她回忆说，当时有10位考官(实际上是联合国的专家)，每人问一道题，问题涉及面较广。

　　面试下来后，郭晓捷自我感觉不错。果然，三个月后收到通知——她被正式列入联合国后备人员花名册。经过“漫长”的10个月等待，她终于被联合国派往设在泰国曼谷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社会理事会秘书处工作，2000年初又调回纽约联合国总部。

　　据郭女士介绍，目前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中国籍职员约有二百名。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占用联合国地域分配员额的人员，现有五十多人，主要是较高级别的官员、管理层和其他专业人才。所谓联合国地域员额，是指一个会员国的国民可以在秘书处任职的额度，它是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按照一个基于会籍、会费、人口三大因素的复杂计算公式推算出来的比例额度，其中以会费缴纳多少最为重要。

　　另一部分是不受地域员额分配所限的技术性或服务性人员，如同声传译、笔头翻译、速录员及一般工作人员。这部分职员由秘书处根据工作需要招聘，原则上不需要顾及来自某个特定的国家。联合国曾于1995年、2001年、2002年和2005年2月，4次在中国举办了选拔考试。考试合格进入联合国人事厅后备人员名单的共68人，其中35人已被联合国正式聘用。由于中文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正式官方语种，秘书处所需的一批中文人才绝大部分来自中国。

　　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当中，级别最高的当属副秘书长。根据有关规定，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均有权推荐一位本国国民担任副秘书长。联合国秘书处下面主管政治、维和、人事、财务、法律、新闻等事务。近年来，分给中国副秘书长主管的是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简称为大会事务部)。这个部人员最多，约占秘书处员工总数的近二分之一。

　　当然，大会事务部也是中国职员最集中的地方。除中国副秘书长以外，还有几名来自中国的借调人员和级别较高的专业管理人员，其他一百来名中国职员主要从事中文口译和笔头翻译工作，还有一部分是编辑审校人员和中文打字员。可以说，联合国大楼的某一层面几乎都是中文翻译和打字员的天下，口译同传和速录人员则散在大楼内外的其他地方。

　　此外，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其他部门，如政治事务部、裁军事务部、维和行动部、法律事务办公室、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等，也活跃着中国籍人士的身影。

　　翻译刘娜：小职员也能在纽约购房置业

　　举止优雅的郑州女孩刘娜，是位典型的“东方美女”。小时候刘娜十分喜欢芭蕾舞，14岁时，经过重重筛选，她在全国一万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考入上海芭蕾舞学院。身为外交官的父亲认为跳舞没有前途，他希望女儿长大后能像自己一样当一名外交官。就这样，后来刘娜考进了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后虽然没当上外交官，但出乎老爸意料的是，她却一步步走进了纽约联合国总部。

　　刚到这里，刘娜就耳闻目睹了许多新鲜事。比如，五个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大楼二层有一间专门的磋商室，房号为“C座209”。这个房间约八九平方米。每逢世界上发生大事急事，“五常”各级官员的磋商便会变得频繁起来。这时，该磋商室就犹如“急诊室”，格外引人注目。后来就连不少美国老百姓都幽默地称这个磋商室为“世界急救室”！

　　还有联合国召开会议时，各国与会代表都有中午打盹儿的需要。但在这幢大楼内想找一块中午小憩的地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只有二楼的代表会客厅、过道走廊和一楼的哈马舍尔德图书馆等几个地方才设有沙发和椅子，供大家免费使用。于是，每到中午，就会看到用餐后的各国代表和联合国职员争先恐后地抢占这些要地。大家午休的方式也是千姿百态的。既有东倒西歪、鼾声如雷的，也有头戴耳机、闭目养神的。如何在联合国抢占午休地盘，还真的成了一项有趣的研究课题。前两年担任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德雅梅大使还专门对这个问题做过研究，并写出一本名为《睡在联合国》的书！

　　联合国是一个藏龙卧虎、奇才辈出之地，云集着各国优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刘娜介绍，中国驻联合国的王学贤大使应邀到美国西部的一个城市作演讲。他一语双关地说：“我来西部以前，总以为这儿的每个人都腰插两枝短枪，见谁不顺眼就拔出来给他一梭子。今天，我发现大家其实都挺友好的。我想，中美之间加强相互了解是非常有益的！”话音刚落，全场笑声、掌声顿起。人们都被他幽默诙谐的谈吐所折服。

　　2001年9月，刘娜正式到联合国中文处工作。刚来时为专业2级(P2)，一年以后升为专业3级(P3)，通过她的勤奋努力，现在已经升到专业4级(P4)，在这个级别，所有的文件翻译都是自译自审，无需上级和别人校对，真正是“译责自负”。

　　当然，在联合国总部“打工”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目前，刘娜和绝大多数中国籍职员都已在纽约购置了属于自己的安乐窝，即便是薪金较低的中文打字员也不例外。

　　此外，在异国工作的职员还有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期，一般有一个月到六个星期的时间，可以报销全家的往返机票；“国际公务员”的每个子女除每月有100多美元的生活补助外，联合国还负责为他们报销75%的学费。

　　在联合国总部大楼里，除工作之外，中国职员之间还有不少社交和联谊活动。大家经常利用法定的喝咖啡和午餐时间，三五成堆地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互通信息。联合国大楼二十三层上有一间房作为中文书会办公室，里面有许多中文图书和音像资料供大家借阅，这里也可以说是中国职员的非正式会馆。虽然他们身处异国，但整天和一帮兄弟姐妹在一起，倒也其乐融融！

　　心怀世界，做个“爱心天使”

　　王晓军是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教育与国际发展专业的博士，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项目官员。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她分管教育、卫生、性别平等、艾滋病在工作场合的防治等等一系列领域的项目。

　　王晓军的办公桌上摆着几张照片，是联合国教育项目援建的云南一所小学的老师寄来的。照片上的孩子们，睁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看着镜头。他们的衣服虽然旧，却比较整齐，简易的校舍在薄雾中也显得结实稳固。可以看得出来，教育正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而这所学校里的老师和孩子们，正是王晓军所执行的联合国远程信息教育培训计划的受益者：让山区学校的师生，通过互联网和外面的世界进行沟通。

　　更多的时候，她为目前中国农村最基本的医疗状况感到担忧。每次去巡视，车行驶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偶尔才能看到一两个缺医少药的诊所，破旧的程度让人气馁。

　　有一次，她深入云南一个极偏僻的小山村，视察那里在医疗方面的改善情况。在村口，他们一行人遇到一个脸色憔悴的老人，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比划着，那神情分明是在求助，以为他们是来自城里的医生。因为没有现实的可行方法帮助这位病痛缠身的老人，王晓军非常难过，她总是忘不了年逾古稀的老人眼中那份失望与无奈。

　　为此，王晓军曾一度犹豫过，常常问自己到底还要不要继续这份与贫穷落后打交道的工作，毕竟看得多了，内心会很沉重。不过王晓军终归是理性而平和的，她觉得有义务使联合国所推广的项目被当地的老百姓了解，只有依靠当地人的力量，才能达到改变自身生存环境的目的。

　　王晓军说，对于“求同存异，世界大同”的联合国精神她深信不疑，这是人类一直在追求的理想。

　　她说，每一次她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去一个地方视察，那里的人们，尤其是妇女，对她都是既好奇又佩服。而她总是说：“你们也可以的，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要改变你们未来的事情，也许不久的将来，你们中某个人的孩子，也可以为联合国工作，那就是联合国所倡导的公正公平原则的最好体现。”

　　【转载于《文摘报》原文出处：《检察风云》2006年第6期)文/张振中汤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