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伍军人资助百余学生 多数受助者毕业杳无音信

　　100多名受助大学生毕业后杳无音信

　　早年曾在黄继光和邱少云所在部队服役的高健民，是“在英雄精神的照耀下成长起来的”。20多年来，他倾个人之力先后关怀资助过130多名学生，而这些受助的学生在毕业后，主动与他联系并表示过感谢的，还不到10％。

　　高健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并不后悔，对那些学生有意无意的回避也表示理解，但他还是有些遗憾：如果有更多受助的学生对他哪怕说一声“谢谢”，他都会感到很温暖！

　　受助者的冷漠让人寒心

　　2003年，生长在西北革命老区的黎岳（化名），高分被东北某重点高校录取，但因拿不出路费，其父服药自杀。从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高健民当即决定帮助她。

　　高健民病退后，每月只有1200元的退休金，打针吃药和日常开支要花掉一半的费用。剩下的钱，他全部用来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在校学生，特别是对其中60多个贫困生倾注了额外的热情。像以往一样，通过校方主动联系到黎岳后，高健民带着水果和糖去看望她，并一再叮咛她：“有什么困难，或者缺钱了，随时给我打电话。”

　　“她似乎不太喜欢我往她寝室打电话，她也从未主动来过电话。可能是不好意思？”2005年，黎岳读大三了，中秋节那天，高健民拖着病体，拎着几斤月饼照例前去探望。虽然他事先打过电话，但黎岳连寝室门都没出。高健民独自爬上楼梯，“嗵嗵”叩响了房门。

　　“接过月饼，她看都没看，随手就扔在了桌上。直到我走，她连声‘谢谢’都没说，一直神情木讷。”高健民的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从礼节上讲，也该说声‘谢谢’吧？”

　　现在读初二的张强（化名），接受高健民的资助已有4年。平时，高健民不仅为张强买文具和鞋，逢年过节还给他家送大米、白面和豆油。“春节时，我心里惦记着这孩子，可他从来没有打电话给我拜过年。”高健民有些遗憾，“拜个年也不过花他1分钟的时间啊！”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高健民关心、资助过的学生已有130多名。“他们毕业后，给我打过电话的非常少，发短信、寄贺卡的一个也没有。家长大部分也是这样。”高健民说，“我只能这样理解——他们不联系我，是‘正常’的。虽然少数家长很热情，让我有种融化的感觉，但这是‘反常’的。”

　　雷锋精神真的离时代远去了？

　　2005年，高健民乘坐T60次列车去北京，对面一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问他：“在哪儿发财？”高健民愣了。

　　退休后，确实有企业高薪邀请高健民加盟，但他认为“关注青少年成长更有意义”，所以没去“发财”，而是志愿担任多所小学的义务辅导员。除了帮助贫困生外，他还积极为山区学校筹建希望书屋，自费四处作报告。

　　听到高健民的介绍，这个老板哈哈大笑：“啥年头了，还学雷锋？说死我都不信！学雷锋，能给你带来经济效益吗？”高健民严肃地回答道：“这是精神食粮！我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证明我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和尊重！”那个老板又乐了：“这能当饭吃啊？有啥用！”

　　高健民对记者坦言：“在学雷锋这条路上，越走越累，主要是精神上的疲惫。”

　　全国人民如火如荼学雷锋的年代，给高健民的一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走到街上，收音机里播的是《学习雷锋好榜样》；电影院里放的是《董存瑞》、《上甘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深入人心，大家都在扎扎实实地做好事。受社会氛围的熏陶，我的想法就是要‘学一辈子雷锋，做一辈子雷锋’。”

　　2004年3月5日前，高健民去抚顺雷锋纪念馆义务为长春雷锋出租车队联系参观事宜。在去沈阳的火车上，他发现乘客多是大学生，一问才知道，都是自费去沈阳五里河体育场观看刘德华个人演唱会的。“一张门票300元钱，他们个个兴高采烈的样子。我问他们是否会就近去雷锋纪念馆看看，却无人回答。”高健民说。

　　在沈阳车站换车时，高健民遇到4名大四女生，高健民问她们：“你们理想的职业是啥？”她们说：“就是‘多赚钱的职业’。”“我又问她们：那目标是赚多少呢？她们说：一年100万元，买辆轿车，买幢别墅，再把爹妈接到城里来。我接着又问：怎么赚到这些钱呢？她们说：搞传销，‘忽悠’呗。我说：没有诚信行吗？她们笑了：还要诚信？‘忽悠’到钱，就跑人！”

　　2005年，高健民遇到了更让他震惊的事儿：“7月份，我在北京火车站广场的花池子前坐着，遇到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和他们交谈起来。我问，你们学校是怎么组织学雷锋做好事的？他们俩竟面面相觑，问我雷锋是谁？”

　　相信社会充满“爱”

　　尽管高健民有许多遗憾和困惑，但他相信这个社会充满了“爱”。

　　“我退役回到地方，家里困难，同事们送我一些土豆，这些土豆在我心里永远是金豆子。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我都时刻关注着他们，有什么我能做的，我鞍前马后地帮着他们跑……

　　1968年，我在怀德县救过1个患病的少年，两年后，那个瘦弱的小伙子扛着40斤大米和黄米面，坐马车、倒火车，再换公共汽车，从农村一路辗转到长春市来看我……”

　　高健民回忆起自己被别人救助的难忘经历，也谈起身边相互关爱的生动例子，百感交集。

　　“学会奉献，学会关爱别人，不能把板子打在孩子身上，要打在成年人身上，狠狠地打、重重地打，打出血来。”高健民深有感触，“不久前，我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个小偷正掏一位中年妇女的钱包，我马上大喝一声：‘干什么呢？’没想到，那小偷竟理直气壮地反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捏着退伍证，把上半边的国徽亮出来，底气十足地说：‘就是干这个的！’那贼才没了气焰，灰溜溜地下了车。从始至终，那么多乘客看着小偷行窃，竟然没一个人吱声；甚至那个被偷的中年妇女也明知道自己被偷，却不敢吭声！”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发现，不少受到资助的大学生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心理，有的有过于强烈的自尊心，有的心怀感激却不知如何表达，有的担心资助者索要回报，有的甚至怀疑资助者的“爱心”……对于这些复杂心理，一位教育专家认为：不能简单地说这些孩子“冷漠”和“无情”，要从更深处寻找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原因，这些大学生在学会感恩、学会报答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在人与人之间的真“爱”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应该是全社会肩负的责任。

　　记者在大学采访时，有许多大学生表示：受助大学生毕业后杳无音信，并不能说明一代大学生的精神理想都有问题，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相信绝大多数大学生都会在自己有能力时，以各种方式回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