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未变 但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教育部部长周济做了关于普及义务教育和实施素质教育的工作报告。他坦然承认，目前尚未从整体上改变应试教育的倾向，学生课业负担依然很重，几经努力仍未能有效扭转。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从整体上说依然步履艰难、任重道远。在周济的人生履历中，大部分时间不是当学生就是当老师，不是在接受教育就是在管理教育。面对诸如农村教育、德育教育、教育乱收费、教师队伍建设等一系列颇不轻松的难题，周济身上的压力的确不小。

　　1、以身作则 吃苦耐劳

　　1965年高考前夕，当时担任武汉某铁路中学团委副书记的周济动员同学们去新疆支边。高考结束，周济以高分被

　　1966年，“文革”爆发。天天搞运动，上课的时间自然少了很多。但勤勤恳恳为同学服务的班长周济却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同学的判断是，周济之所以能够在同学中很快开展工作，这应该得益于高中时期的锻炼。“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学校的团委副书记，后来进了大学，是我们班的班长。在我们那个年代，高中生能当上团委副书记的，凤毛麟角。”

　　1970年，周济清华大学毕业，奔赴高中时就定下的方向——新疆。到了新疆，周济先在解放军农场锻炼一年，后被调到新疆工学院（现为新疆大学）任教，并欣然前往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的铸造教研室。和其他老师一起，周济没日没夜地干，将教研室下面的一个精密铸造厂搞得有声有色、效益很好。在新疆大学，周济一干就是7年。1978年，周济考取华中工学院（后改名华中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回到武汉。这一年，周济32岁。

　　“文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时任华中工学院校长的朱九思为充实师资，决定选派一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出国深造，硕士没有毕业的周济幸运入选，被派往纽约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周济16门功课成绩全部是“A”，只用三年半就获得博士学位。

　　1984年3月，周济学成返回华中理工大学。

　　2、做事非常有眼光

　　周济留学回国时，别的没带，只给单位带回几样礼物：3台单板机、一台苹果电脑和30多公斤的学术资料。他把这些设备和资料全部捐给学校。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上看，这在当时都是非常先进的。这耗费了他在美留学的全部积蓄——5700美元，而当时，周济和他的爱人月收入加起来只有80多元人民币。有了这些电脑和学术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很快创立了自己的CAD(计算机辅助设计)实验室。华中科技大学的CAD中心由此发端，周济也开始了他长达10年之久的创业之旅。当时科研经费十分紧张，周济很大胆，向学校借钱，用一年科研经费作抵押，寅吃卯粮，滚动发展。

　　周济当年的同事说，为了筹钱，周济等人采取的第二项措施是集中CAD中心财力，一改过去教授之间单兵作战，各自申请课题、使用经费的做法。课题经费统一支配。他要将自己的产品转化为可见的效益，他要面向企业搞研究。

　　2002年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如此描述了这个CAD实验室发展的历史：“六五”期间，他们即以优化设计为主，同时做CAD的大量准备工作；“七五”期间国家以CAD为主时，研究中心顺利地跟了上去，同时又着手设计与制造相结合的准备。由于大家共同努力，由周济担任院长的华中理工大学机械学院，因拥有中国机械工程设计领域最大的CAD(计算机辅助设计)中心和最先进的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中心而在全国机械制造行业声名显赫。1986年以来，学院先后有18项成果获国家和省部级的重大科技进步奖。1999年9月，华中理工大学CIMS中心因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荣获1999年度美国制造工程师学会(SME)“大学领先奖”。

　　周济常说一句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就是计划与准备。在现代高科技的时代，你看不准，没有做准备工作，就无法在竞争中取胜。”

　　3、干工作是个拼命三郎

　　1997年，周济升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开始在校内大力推行“产、学、研”三足鼎立的发展思路。2000年华中理工大学等4校合并为华中科技大学后，周济再次运用当年手法，借外力壮实力，筹巨资促发展。于当年6月28日，同中国工行湖北分行、中国建行湖北分行等签订贷款合同，5年内贷款30亿元，投资建设重点学科、新兴学科。

　　“一个没有明确办学思路的校长，不是个称职的校长。”周济说。但是，周济“育人为本，产、学、研三足鼎立”的办学思路在校内外却引起争议。周济的同事钟毅芳说，在周济主政机械学院和华科大时期，尽管学校的科研经费上去了，但是就纯粹的学术水平而言，并没有怎么提高。不过，力推高校“产业化”的周济逐渐引起有关领导的注意。在周济主政华中科技大学期间，教育部、湖北省等省部级以上的领导频频光临该校指导工作。

　　2000年1月，未满一任的校长周济当选为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任湖北省科技厅厅长。

　　“周厅长刚上任那会，正赶上机构改革，压力比较大。他用‘水势虽急、波澜不惊’8个字来形容当时的情形，要求我们‘跑步前进’，‘听话、出活’。”湖北省科技厅人事处处长宋咸华说，“听话就是要听党的话，出活就是提高工作效率。周厅长一来，我们就开始白天黑夜连轴转了，整天加班。他是个拼命三郎，经常夜里坐火车到北京，白天办事，晚上再赶回来。我们问他，累不累啊？他说比在新疆时好多了！”

　　4、做了4个月的市长

　　宋咸华认为，在周济主政湖北省科技厅期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组织策划武汉的“光谷”，再一个就是搞了电动汽车项目。

　　湖北省科技厅原高新处处长赵春生回忆，1998年，还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时，周济就采纳该校黄德修教授的建议，以华中理工大学的名义向武汉市科委递交了《关于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成中国“光谷”的建议》，后来虽然因各方原因“光谷”没有搞起来，“但是，从区域创新体系来看，武汉打出建设‘光谷’的牌应该还是对的。”赵春生表示。

　　2002年1月14日，周济高票当选武汉市市长，成为国内第二个院士市长。

　　新官上任，周济意气风发，上任武汉市长后的第一件事，是提出武汉“多植树、植大树”，建设“城在林中，人在城中”的“具有滨江滨湖特色的山水园林城市”，颇得市民拥护。随后，不长的任期内，周济亲民举措频频：堵住东湖所有排污口、遏制填湖、调整房地产业用地价格、引导“马路经济”等。

　　2002年4月18日，上任不足百天的周济被调离武汉市长的岗位。4月23日，周济被中共中央批准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教育部副部长。2003年3月，周济当选教育部长。

　　5、用爱和责任办教育

　　在私下场合，周济有一次开玩笑说，除了工作，自己一生之中最大的兴趣就是“好为人师”。周济说，从1972年走上大学教师岗位以来，即使当了院士、当了校长，自己始终没有离开过教师岗位，“已经习惯了和学生交流”。

　　即便是后来当了武汉市的市长，只要回家早，仍住在大学里的周依然习惯把一些科研课题负责人叫到家里，和他们探讨学术问题。

　　同时，周济很注重对人才的培养。1998年，周济任校长时，要求所有的博士都要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当时很多人对他这个主意感到很郁闷，因为以前没这个要求，现在多了这个硬杠杠，读博的难度一下就高了许多。大家明着不好反对，于是以图书馆资料不够为借口。周济听了，二话不说，加强图书馆的建设，保证大家想看到的国外学术期刊，在图书馆都能找到。结果几年下来，当时的高要求最终形成了一个“双赢”的局面——图书馆资料丰富，博士生的水平也水涨船高。

　　周济在不久前中宣部等六部委联合举行的形势报告会上表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要坚持以素质教育为主题，着力完成好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这三大任务，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周济也曾在一次电视访谈中深情地说：“我特别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也跟孩子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每每看到我们的孩子们茁壮成长，每每看到今天的桃李芬芳成为明天的社会栋梁，我们心里特别幸福。我想，这也是我们1000多万教师的共同感情。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责任就办不好教育。我经常想，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就是有13亿人口，这样一个人口，素质低就是沉重的人口负担，素质高就是丰富的人力资源。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丰富的人力资源，这个转化的条件就是教育。所以教育的使命崇高、责任重大，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把教育办得让人民满意。”

　　原载《市场报》转自新华网（J-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