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就业：“求职观转型”更需制度保障

　　陈宝成

　　■访谈动机

　　日前，教育部有关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此语一出，“大

　　怎么看待大学生求职就业时的心态定位？如何判断当下大学生就业的形势？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除了求职者自身的心态转型，政府尤其是教育部门应该承担哪些责任？

　　■链接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以及就业压力的增加，总体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期望有所降低，到中小企业就业、灵活就业、自主创业的毕业生逐年增加，学生择业观念和心态在发生积极的变化。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社会舆论等多种因素影响，仍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尤其是家长的观念不能适应就业形势的变化，跟不上社会就业方式的变化。

　　应该说，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这需要广大毕业生尤其是家长更新就业观念，调整就业期望，在正确判断形势的前提下适度选择，以多种方式努力实现广泛就业。 ———5月22日《中国青年报》

　　普通劳动者不简单等于体力劳动者

　　如果把普通劳动者定位为非脑力劳动者，那么就不应当简单地认为毕业生应定位为以非脑力劳动为主要劳动方式的普通劳动者。因为这会让毕业生家庭损失严重。

　　新京报：怎么看待“大学生应定位为普通劳动者”的观点？

　　陈步雷：回答这个问题，关键看如何定义“普通劳动者”。

　　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和人才培养状况、供求关系，如何配置使用大学生这一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具体的、局部的问题，而实质是多个重大制度、政策因素和经济、政治、文化条件所共同形成的问题，需要厘清要素或变量，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和一揽子方案。

　　如果毕业生因为年轻，缺乏足够的经验、资历、资本和其他积累，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一般职位的工作，或者成为灵活多样的一般的自主职业者，那么，说毕业生定位为普通劳动者，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把普通劳动者定位为非脑力劳动者，那么就不应当简单地认为毕业生应定位为以非脑力劳动为主要劳动方式的普通劳动者。

　　因为这样不仅浪费了总体上稀缺的宝贵人力资源，而且还由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等原因，让毕业生家庭损失严重，造成社会不公平。

　　李宝元：在我看来，要判断这个说法正确与否，应该考虑到一个前提就是，这个说法是有针对性的。长期以来，我们的高等教育实际是一种“精英教育”，大学生群体被社会各界称为“天之骄子”，这容易造成现在的大学生形成一种精英心态，从而定位在一个不恰当的位置去求职。社会上不少用人单位评价刚毕业的大学生，最常见的一个词就是“眼高手低”，就是一个证明。

　　我接触的不少大学生，对社会很不了解，比如很多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就是要选择城市作为今后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给本科生讲课，讲乡镇企业的案例，很多来自农村的学生就说，老师你不要给我们讲这些农村的事情，我们将来肯定不回农村，我们要选择城市。这个问题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非常普遍的。大学生如果都以这种心态去求职，肯定要出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仅从字眼上去抠，而忽视这个讲话的针对性，就失去其实质意义了。

　　高教培养模式须改革

　　不少学校、专业的毕业生处于“武大郎盘杠子，上下够不着”、“文不能文，武不能武”的状态。

　　新京报：大学生群体中，部分人的精英心态是如何形成的？这与我们的高等教育本身有怎样的关系？

　　李宝元：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从小到大受到的是应试教育的培养方式，从而导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独立自主适应社会的能力欠缺和知识结构不完备。从我的研究领域来看，人的一生需要的知识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隐含型知识，二是明晰型知识。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需要这两种知识，而且往往隐含型知识更重要。

　　曾经有日本学者研究后认为，二战后日本企业之所以能重新崛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日本人对隐含型知识的掌握，并且将这两种知识互相转化，创造出新的知识。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但是我们的教育体系以应试教育为主，从小学到博士，无不围着考试转，过分注重受教育者对明晰型知识的掌握，而忽视了对受教育者待人接物等隐含型知识的培养。这就使得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缺乏面对压力的能力，不只是就业，大学生忧郁症患者增多、自杀者频现的现象也确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陈步雷：现在社会对高校毕业生这类劳动力质量或能力方面的要求，远非10年、20年前所能比。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在量的扩张方面，已经“超英赶美”，稳居世界第一；但在质的提升，以及做必要调整、满足社会需要方面，还有差距。

　　就师资而言，有的高校教师，以多年来留校的本校毕业生为主，近亲繁殖，缺乏优秀人才；甚至现在还有一些教授、副教授连像样的学术论文都没有。就学生来说，现在是按照研究型人才目标培养的，在知识基础、研究能力和兴趣、动因方面比较欠缺，很难达到前沿、创新，有的研究生连文献整理、规范引注都不会；应用型人才知识基础、动手能力均不足，有的甚至不如技工，不能适应企业需要。

　　如此一来，不少学校、专业的毕业生处于“武大郎盘杠子，上下够不着”、“文不能文，武不能武”的状态。这实际是在浪费社会资源。因此，某些定位不当、目标模糊、方法欠缺的高等教育所培养的毕业生，陷入了难以成为精英、更不愿、也难以成为普通劳动者的两难困境，这是我们的教育机构应当认真反思、改过的。

　　教育是长期战略性部门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上，学校夹在政府和学生家长中间，处在一个两难境地。扩招是政府行为，学校不得不服从；而就业却是一个市场问题，学校又必须面对。

　　新京报：对目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你有怎样的判断？

　　李宝元：就业难与其说是一个总供给过剩的数量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因复杂的体制原因导致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也是一个市场经济的问题。因此从逻辑上说，高等教育的入口和出口也应该市场化。

　　大学生就业难，重要的是大学生的就业观念需要与时俱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15％，初步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而这与十几年前大不相同。我们那代人毕业时，一个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去了国家部委，假若是现在，这是很难想像的。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生选择就业如果还是局限于传统的接近饱和的行业、岗位、地区，当然就会面临“就业难”的问题；而其他一些行业、岗位和地区却招不到人，这种情况下能说就业难吗？所以，时代不同了，人们的观念也要变化。

　　现在的问题在于，高等教育入口上的招生指标分配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分配手段，高校的自主权很少，不能很好地根据市场需求来确定招生人数；这样你要求它在出口上按照市场规律出牌，就让高校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既然是按照市场规律来做，高等教育就不能不看成本和收益，不能不看市场，不能不看供求关系。

　　新京报：也有人认为，这一问题与当初的高校大规模扩招有一定关系。

　　李宝元：当时不少人认为，扩招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刺激国内消费需求，现在来看，这里面存在误区。

　　教育作为国民经济中担负人力资本生产和形成主导任务的战略性部门，是长期性、战略性的事业，如果把它当作短期的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需求的手段，将会对高等教育造成伤害。

　　在市场面前，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测算出一个社会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多少大学生。我们很多做法就是沿袭了计划经济的思路，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管理市场经济的问题。扩招、招生指标的确定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排行等等，都是这样的问题。

　　新京报：造成这样的状况，我们的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应该做怎样的思考？

　　李宝元：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上，学校夹在政府和学生家长中间，处在一个两难境地。扩招是政府行为，学校不得不服从；而就业却是一个市场问题，学校又必须面对。一方面它做不了招生的主，一方面却又必须要为学生就业负责，这就是学校现在的状态。所以我觉得长期下去的发展方向还是应该增加高校自主权，让它自己决定学校招生和就业的问题，放宽“入口”，把严“出口”，实行弹性学制，这样它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像现在，还要为不是它决定的行为负责。同时，政府的外在干预应该逐步淡化。只有这两方面都做好，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才会有保障。

　　陈步雷：我想这就涉及立法和行政机关的义务职责问题。要通过比较彻底的、长效的、具体的立法和政策，保证较好职位平等地向公民开放，建立充分竞争、优胜劣汰的人事制度；鼓励并充分补偿那些到艰苦、落后地方工作的毕业生。

　　尊重毕业生合理意愿

　　我们更要关注毕业生的正当权益如何保证、合理的抱负如何实现，而不能苛求所有青年毕业生长时间甚至一辈子扎根偏远落后地区。

　　新京报：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尤其是一些支援西部建设、自愿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由于社会环境等因素，往往会有权利、利益遭到侵犯的现实方面的担忧。这时候该如何面对？

　　陈步雷：应当承认，大学毕业生是“理性人”式的利益主体。因此，关注其合理的利益诉求，是政府决策者的应有之意。

　　在大学毕业生相对过剩、结构失调、社会总需求仍较大的背景下，应采取彻底措施，革除不利于人才吸纳、流动的各种弊病，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角度，建立人才合理配置使用、鼓励人们到落后地方工作并给予合理补偿的长效机制。

　　动员大学生到中西部、到基层就业，首先要看那些地方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所能给予的待遇和补偿、下一代的教育成长环境等等，究竟如何。对于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理想或梦想的年轻公民，他们能否长期接受，甚至容忍那样的生存环境？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城市与乡村，东部与中西部，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福利待遇状况方面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现代文明与传统社会的差异。

　　美国毕业生不一定想到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工作，因为大小城市、城市与乡村相比，与现代文明的距离差别不那么大；而中国很多毕业生宁可在大城市干很普通的工作，甚至失业，也不愿到小县城和农村当精英，或者放弃小地方的精英职位而成为“北漂一族”，为什么？不仅是经济收入原因，更是距离现代文明的远近问题。

　　客观地讲，我国中西部地区，或者基层地方，那里的现代文明状况、权利保障和法治化状况比起发达地区还有较大差距，在那里接触现代文明的难度也要大一些，从这个角度看，也就容易理解毕业生的利益趋向。

　　换言之，我们更要关注毕业生的正当权益如何保证、合理的抱负如何实现，而不能苛求所有青年毕业生长时间甚至一辈子扎根偏远落后地区。

　　新京报：现在，正是大学毕业生求职的高峰时期，对他们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李宝元：我想对家长们说，要放孩子一马。孩子自主能力的大小与家长是否对孩子大包大揽有非常大的关系。现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某些问题与他们从小作为独生子女被父母管教得太多太死有关，以至于成人以后，大学生婴儿化现象严重，没有自立能力。什么原因？不是孩子的原因，而是家长的原因。

　　常言道，可怜天下父母心。

　　其实，中国父母的心，不仅可怜，有时还可悲。很多所谓爱孩子的举动，实际恰恰害了孩子。

　　因此，就业是毕业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理应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大人就不要用自己的观念来要求他们了。

　　原载《新京报》转自新华网（J-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