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大跃进”的忧心

　　比较农耕季节与大学教授的工作节律，我发现，我们的工作与农业一样，也是由季节性的周期构成的。大致是在粮食收获季过后，大学迎来知识的苗子，我们开始播种；农村春播季过后，高校“收割”一批带走学历的人才。

　　五六月，正值高校人才的“收获季”，我们开始“农忙”。一如我的同仁，我无数次被放到答辩委员会的名单里，迅速审读论文，之后不久，便被安排到合适位子上，在面露

　　不能用GDP的计算方式来对比国内外文凭的产量，因为不同等级的文凭各有不同的情况。国内本科与硕士学位的生产方式，应该还算得上与国际接轨，这两种学位在国外也是相对严格地依照学制来授予的。相比之下，国内博士学位的产量，情况却与国外差异甚大。如同我们企图模仿的那样，在发达国家，申请博士学位的学生，须写出符合“原创性”标准的论文，而学生的个人情况各有不同，有的天分高，有的天分低，有的脑子快，有的脑子慢，有的杂事多，有的杂事少，从而，其产出合格论文的周期，也各有不同。比如，我1987年在伦敦大学开始博士论文研究，1993年与一两个同班同学一起获得博士学位。当时同届的同学有数十人，我们几位算是幸运儿，其他人则还需耕耘，有好几位甚至到现在还在准备答辩，更有不少人放弃了学位申请。伦敦大学每年的博士学位申请人数量，缺乏可循的规律：许多学院拥有大量博士生，可它们每年的学位产量，却完全与博士生的数量不成比例。而中国的高校基本上是收多少博士生，就给多少床位和学位（这使研究高校学历产量的学者有了一个方便：大家只要去高校算床位，就能相当精确地算出博士学位的产量）。虽然我不了解国内博士学位产量是否已居世界第一，但我敢于肯定，这个产量与我们下播的人才种子数量完全成正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是学位生产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国家。

　　我已习惯从他人的观点看问题。于是，我拒绝预测文凭产量的乐观前景，而激烈地对博士生答辩时通常带着的谦逊或惧怕深感同情。我对他们提问满严厉，但我提问，向来不以阻止他们取得学位为目的。怕得罪他们的导师，可能是“手下留情”的原因之一，但这不是主要的。对于我的手软，我要深刻地反省与道歉。然而，坦白说，“手软”，实在不是出自恶意——我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学位高产的国度里学生的可怜状态深感同情。

　　刚听说某大学有一位女博士生被告知答辩委员会要求她用一周时间再修改论文，她哭了。哭什么？原因显而易见——大家全都通过了，只有她还没有，大家都去单位报到领薪水了，只有她没有……高校的学位生产，已形成了一种在感情上和道德上惩罚失败者的“习惯法”，这种隐匿在我们的生活节奏之下的“法律”，在使我们对自己的学位产量沾沾自喜的同时，也使违背产量原则的人受到自我与社会的制裁。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出现“满街都是博士”的盛况，而盛况之下也会出现“满街都是找不到工作的博士”的问题。

　　教授中不乏天才与良师。但不知怎么地，教授也大多难以逃脱成为“学位大跃进时代”文凭生产机器的命运。我为这点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