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国贫县会宁的高考神话

　　如此简陋的教具却教出了优秀的学生

　　高考在即，关于高考的话题又一次被广泛关注。十几年前，甘肃省会宁县的高考奇迹就已初露端倪，现在的会宁高考情况如何？本报记者深入会宁山区，对会宁教育进行了较

　　引子：远近闻名的高考状元县

　　学过历史的都会知道这个地名——会宁。是上个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后会师的地方。

　　这是甘肃省中部的一个面积近6500平方公里的大县。

　　会宁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国家级贫困县，十年九旱，严重缺水，资源匮乏，自然条件极差，有些地方甚至被认为是人类不适宜居住的地方。

　　就是这样一个县，却是一个全国闻名的“高考状元县”。2004年的全国“两会”上，就连温家宝总理都对甘肃代表团的会宁代表说：“你们会宁是状元县，我的秘书也是会宁人。”

　　让局长自豪的高考数据

　　在会宁，教育局长高生云脸上带着自豪的神情，告诉记者这样一组数字：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截至2006年，全县已经累计向各大中专院校输送了4万名优秀毕业生，其中有一组“百千万”的数字，即近200人获得博士学位，1000多人获硕士学位，10000多人获得学士学位。

　　难怪在2003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讲话时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农村教育对培养人才功不可没，会宁是个很穷的县，但就高考率来说，张掖、武威还考不过。”曾在甘肃工作过的温总理对会宁念念不忘。

　　高局长向记者介绍2005年的会宁高考成绩时说，全县有6400多人参加高考，本科上线的学生就达1542人，比全省平均上线率要高得多。县二中的本科上线率甚至达到42％，“在全省也是可以数得上的。”

　　“2005年我们的高考升学率已经超过90％了。你再过两年来的话，我就要告诉你，我们给大中专院校输送的学生就不是4万了，就该是5万，乃至6万了！”说这话时，高局长笑得禁不住抽动着嘴角。

　　“状元村”、“状元家庭”

　　在会宁有一句话这样说：穷乡僻壤出“状元”。

　　这里的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哪个村又考出多少大学生，哪个家庭又出了几个博士，满脸露出既自豪又羡慕的表情。

　　于是，关于“状元村”、“博士村”、“状元家庭”的故事在全县时时传出，不胫而走。

　　在汉家岔乡的一个仅有十来户的小村子，家家都出过大学生，其中有四家出了博士。在老君乡阳赵社，这个全乡最穷的村子，30多户人家竟然出了50多个大学生。

　　一位姓阎的退休老教师，有10个孙子和外孙子，其中有9人考上了大学，而那个最小的还正在读高中。

　　郭城驿镇黑虎岔有一对退休教师夫妇，有三个孩子，两个考上了清华大学，一个考上北京大学。后来又都分别考上了博士，两个是清华大学的博士，一个是在美国和加拿大读的硕士、博士。现在都已经是教授了。

　　像这样的家庭也还有许多。前些年，会宁教育部门对考上博士的会宁学生列出了一张“好汉榜”，上面不完全地统计了108位博士、博士后。其中竟有不少是一家出了两三个博士的。比如柴家门乡的柴彪新三兄弟都是博士，后来又都做了博士后，等等。

　　会宁人对一家出几个大学生的现象已经不感到奇怪了。一位中学老师对记者说，这其实是榜样作用的激励，也是一个帮一个的结果。

　　教育局的干部告诉记者，会宁的老百姓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文化人的崇拜，是其他地方没法比的。在老百姓心中，对谁家有当多大官的、有多少钱的都不会眼红，而只看谁家出的大学生多。

　　上篇：高考催生“三苦精神”

　　在会宁，如果你要问老百姓，究竟为什么这里会考上这么多大学生？会有很多人把他们早已总结出来的“三苦精神”说给你：“家长苦供、教师苦教、学生苦学。”

　　在此基础上，又有人总结出了“五苦精神”，即“领导苦抓、教师苦教、学生苦学、家长苦供、亲友苦帮。”

　　家长：砸锅卖铁 供娃上学

　　会宁县地处山区。不仅县城离各乡镇很远，就连村子离乡镇也多达十几公里、几十公里。翻山越岭，学生上学路途遥远而艰难。所以很多村里孩子上初中，甚至上小学高年级都要在学校寄宿。这样，家庭的教育支出就要高很多。

　　因为连年天旱，地里的庄稼经常歉收。一位农妇告诉记者，有的年份秋天收的粮食甚至比春天种下的种子还少。“地是指望不上了，男人们只好都出去打工了。”

　　在王岘村，记者来到了一家姓邵的农民家，家里有四个女孩，分别在中学和小学上学。家里除了几样简单的家具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那么4个孩子上学要花多少钱呢？女主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个孩子每年上学平均交各种费用需要600多元，书费、试卷费及其他资料费也得几十元，生活费一年每人也得200元，这几乎是最低的限度了。宿舍没有电，只是中午做饭要用煤油，也得花钱。这样算下来一年就需要4000元。孩子父亲打工的收入就所剩无几了。

　　记者看着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奖状，问女主人孩子将来考上大学后怎么办，女主人说了两句自相矛盾的话：“考上大学就麻烦了，没有钱。”“没有别的出路，只有靠考学了！”

　　而一个高中生的花销，一年没有个四五千元是下不来的，一位老师这样说，“农民们的收入虽然低，但他们还是默默承受着大学收费较高的压力。”

　　但即使这样，家长很少有让孩子辍学的。一位小学校长这样对记者说，在他们那里，只有五种人（聋、哑、傻、瘫、精神病人）不上学，剩下的都上学，所以“普九”达标问题根本不需要国家操心，这是社会氛围造成的。家长们都普遍认为“不上学不如人”。

　　供孩子上学，家长们苦中做乐。记者在当地听到许多这样的故事——

　　郭城乡一位农民家有一件军大衣，原是政府救济的，这个农民的几个儿子轮番穿过，最后只好他穿，等实在没法穿了，才扔进破布堆里。就是这个家庭出了四个大学生。

　　党岘乡一位名叫党俱兵的老人，家里所有的家当都卖掉了供养儿子上大学。没有地方住了，只好寄居在早已出嫁的女儿家里。

　　翟所乡焦河村的焦如琏夫妇是老中学生，算是那里比较有文化的人了，在那里是惟一能把报纸上的信息变成财富的人家。本应该是殷实的家庭，可为了供四个子女上大学，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住的房子只能算是草棚子，负债累累，据说债主遍布县内外十多个乡。

　　有许多孩子考上大学了也不去，留下来再补习一年，为的就是在这一年里，等家里把钱准备好。

　　如今，更多的是，当学生考上大学后，家长立刻给孩子贷款。家长一般都到县里农行、信用社去贷，求有工作有固定工资的人给担保。学生走了，家长便开始了还贷的日子，负担往往越来越重。

　　一位初中老师说，有的孩子上大学了，家里老人贷款供，孩子后来都毕业多年了，可贷款到现在还没有还清。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这位老师认为，学生们在学校贷款的观念还没有形成，而且往往也贷不到，只好在家里的银行贷款，因此利息往往比较高。

　　有的考上大学了，家里供不起，亲戚、朋友、邻居，别的忙可以不帮，但这个忙都愿意帮。纷纷借钱送孩子上学。所以，“家长苦供”之外，往往又加上了一句：“亲友苦帮”。这也是很真实的写照。

　　父母苦供学生，宁可砸锅卖铁，令人感慨不已。就是从这些家庭里，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

　　学生：坚韧不拔 玩命苦学

　　汉家岔中学的田老师告诉记者，学生有住学校宿舍的，宿舍不够，有些孩子就到校外农户租房住。校内外一样，都是一学期40元。因为人多床少，有的甚至三个学生住一张单人床，“都侧着身子睡觉，好处是冬天很暖和。”

　　据汉家岔中学的校长介绍，住校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70％。而不住校离家近的学生每天回家吃饭，日子要好过些。

　　记者在汉家岔中学采访的几天了解到，孩子们一天的生活大致是这样的：

　　早上5点半，学生们就起床上早自习了；6点半左右上早操，然后吃早饭。早饭多是孩子们吃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馍馍，就着开水吃，有些学校连开水都没有。学生每次回家都要带够吃一个月的馍馍，或者是父母专程定期给送来的。

　　上完一上午的5节课后，男生花1元钱，女生花6角钱，买上一碗或半碗米饭，就一点咸菜就吃完中午饭了。有的时候吃面条，家境宽裕点的孩子还能吃上一点凉皮什么的。下午接着上3节课。

　　晚饭和早饭差不多。一位老师告诉记者，有30％至40％的孩子甚至不吃晚饭。

　　这样算下来，一个学生一个星期花6元吃饭，男生一个月20多元就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了（最多的也超不过40元），女生花得则更少。

　　汉家岔中学的一位老师对记者说，看着孩子们学习又苦又累，而营养又跟不上，甚至有的学生饿肚子已经成了习惯，身体发育普遍不好。很多学生到了初三，就经常头疼。这位老师给记者举例说，有一个学生上高中后开始头疼，第一年在会宁一中考全年级第一名，可到第二年就挺不下来了，只好回家休学，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看着学生们这样，老师们都很心疼，却都很无奈。

　　记者曾问过一些学生，这样的生活苦不苦，多数都说苦，只有很少的学生说“还可以”。为什么还要这样刻苦？孩子们说，家长辛辛苦苦送自己到这里学习也不容易，看别人家孩子都上大学了，自己和父母都觉得也要那样考出去，“否则就太没面子了”。学生们也说，在学校教室里，看大家都那样学，“自己想偷懒也不敢啊！”“没有办法，只有使劲学了，大人都说等考上大学后就不会这么苦了！”

　　教育部门的人士这样评价会宁的学生：“会宁的学生聪明、刻苦、勤奋。一到学校就能感受到学习的浓厚氛围，哪怕在休息的时间里，也看不到玩耍的，许多都在树荫下学习呢！”

　　教育局高局长则对记者说了这样一段话：“会宁学生的学习精神成就了会宁教育。学生那种坚韧不拔的吃苦精神从小养成，长大后是很了不起的精神财富。”

　　在会宁，辍学率可以说几乎为零，然而重读率非常高。高考后的高三补习还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奇怪的是，这里初中各年级竟然也有很多重读和补习的。有的甚至在初三重读了四五年，有一些学生觉得学得差点，在初二就开始留级重读。

　　教育局高局长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全县四所高中，每年只能招6000多高中生，而全县每年初中毕业生却多达18000多人，这就意味着有三分之二的初中毕业生无法按时升入高中就读。

　　所以初中升高中的竞争压力就非常大。“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等新建的第五高中建成了，也许能缓解一些，但依然解决不了问题。”高局长无奈地说。

　　教师：起早贪黑 血汗教学

　　在兰州，就有教育界的朋友告诉记者：“在会宁当老师太累呀！”

　　县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会宁不但学校建设基础差，教学设施差，而且师资水平也不高。以高中为例，教师骨干中多是大专学历的教师，本科学历达标率仅有49％，而很多达标的也主要通过进修、自考、函授等取得学历的。初中、小学教师的学历水平那就更低了。虽然会宁考出去那么多大学生，可真正能回来的凤毛麟角。

　　但就是这样的教师队伍，靠着夜以继日的敬业工作，为会宁的“高考神话”做了的“铺路石”。

　　一位小学女教师对记者说，在学校里大家都不敢懈怠。家长那么重视孩子上学，社会各界都那么关注教育，孩子们都那样拼命学习，老师就只有拿出十二分的力气，才能不心里发慌。至于努力教课、悉心辅导、无偿补课之类的，成为老师的份内工作。

　　在会宁，还广泛传颂着一些校长和教师为了教育不顾一切的故事。有人甚至说，“随便拎出一个就把你感动得不得了！”

　　比如，头寨子乡中湾村小学教室无法使用，校长冉树苍辛辛苦苦地用自己的钱加上借来的募集来的钱，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建成了一所造价20万元的完全小学。而为了建学校，家里欠了一身债务，常有人上门来催账要钱。电视台来采访，自己的老伴却连一件像样的裤子都没有，市领导来看他，家里门窗连风都挡不住，炕席也烂出大洞来。他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甚至感动了国家领导人。

　　一位叫杜学明的老师家境贫寒，有一年春天连口粮都断顿了，他的妻子宁可去乞讨要饭帮家里度过饥荒，也不让丈夫请一天假，缺学生一天的课……

　　在会宁，在所有职业中，老师是最受人尊敬的。可能人们不知道现任县长是谁，可那些有名的教师却是尽人皆知的。在会宁的乡村，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路上遇到老师都要问好并主动让路到一边去，让老师先走。每到春节前后，各村都有家长排队“抢”老师到家里去吃饭，因为只有这时候，农民家里才有好吃的招待老师。

　　尊师重教，在这里才是真正地蔚然成风。

　　曾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好多年了仍然在全县流传着：一次，老君乡的两个老师去县城开会回来，夜里很黑，天又下起了大雪，几十公里山路实在走不回来了，便到一农户家求宿。而主人开门说家里没有地方婉言拒绝。当然，那样的夜晚，谁敢留宿陌生人呢！是啊，就在主人要关门之际，回头问了一句：“你们是干什么的？打哪儿来？”当两位老师说明情况后，那位农民一听是教师，连忙把他们迎进屋里，还一再向他们道歉。后来，两位老师逢人便感激地说：“如果换个别的什么人，那个晚上非冻死不可。”

　　在会宁，教师的工资是比较高的。在许多村子里，记者采访时看到，许多住着砖房的人家几乎都是当老师的。

　　有老师对记者说，老师每个月工资至少都有一千多元，多的能达到一千五六百元，而盖个二层小楼也不过两三万元。这里消费水平低，买东西也不贵，所以一个月工资能剩下一多半。如果夫妻都是做教师的，那就更令人羡慕了。“老师挣得多，可很少有人仇富哩！”

　　县里虽然很穷，但太重视教育，所以从来不拖欠老师的工资。许多老师对拖欠工资现象都感到很陌生。

　　在会宁，当老师工作很苦，但也是比较幸福的。

　　不过，记者也听到一点不同的声音。一位当地希望小学的老校长这样感慨地说：“现在道德有些退步了。这里的老师不如十几年前那样特别受人尊敬了。以前，老师说什么话，老百姓那是很相信的，现在不行了！”

　　几位刚毕业参加工作一两年的老师对记者说，他们这里实行的新教师

　　中篇：会宁人为何竭力投资教育

　　会宁人能舍得在教育上花钱，甚至达到了如此惊人的地步，究竟是有哪些原因？记者试图做一些破解。

　　恶劣自然条件：教育成“救命稻草”

　　记者坐长途汽车从兰州出发，近三个小时后赶到了会宁。后来又租车到下面的乡村。路途上，盘山弯路咫尺旁便是或深或浅的悬崖，让平原地区出生的人坐在车里手心里都直冒汗。从县城到比较近的乡镇也要跑几十公里，远得能达到一百多公里。

　　一路上，除了路边栽着有的已枯死有的泛绿的小树，远处的黄白色的土山光秃秃的，满眼不停地望去，人的最初的震撼感觉渐渐被单一色调的单调乏味和干渴的厌倦感觉所探索。

　　看着车窗外的会宁大地，使记者感到十年前一位记者形容这里的一段文字是多么真实：随便登上一座山梁，随便选择一个位置放眼望去，绵延无尽的重重大山干枯而苍白，在远离村庄的山梁上你找不到村庄的影子，甚至连草，一棵瘦弱的草也找不到。过于干渴的土地和太少的雨水，使得这里的人民在经济上的窘迫和无奈显示出几分悲凉。而他们依然坚守着他们的家园，并不遗余力地培育着他们的子弟。

　　会宁作为内陆十年九旱的农业大县，贫穷一直是萦绕在他们心头上挥之不散的阴影。

　　会宁县汉家岔乡乡长高维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现在增加农民的收入很困难。该乡已经十多年没有下多少好雨了，60％～70％的家庭吃粮都要靠出去打工挣的钱来买。

　　于是，教育成了人们走出贫困的唯一寄托。于是，在会宁，无论男女老少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教育是每个家庭的“救命稻草”。

　　穷政府：教育成最优先排序的部门

　　然而，无论是在甘肃兰州，还是在其他地区，一提起会宁，很多人都这样简洁地概括会宁：会宁可是个有名的“高考状元县”，可它还是个有名的贫困县。两个“有名”，都那么鲜明，显眼。很容易让人想到，这二者似乎还有着联系。

　　对于会宁的贫穷，会宁教育的贫穷，县教育局长高生云又给记者亮出了几组数据。

　　会宁每年的财政收入仅在1000～2000万之间徘徊，而全县一年的财政支出却高达900多万。钱不够，最基本吃饭财政都严重地难以保证，只有靠上面的财政转移支付维持运转。

　　然而，在这样的财政窘境下，教育支出却在全部财政支出中竟高达57％多，接近60％。这在全国许多地方来说，是个高得令人咋舌的比例。这就意味着在其他行业的支出和投入是很少的。

　　教育，在会宁真正成了最优先排序的部门。

　　县教育局的高局长告诉记者，教育局在县政府各部门中可是个大部门，县里绝对地全力地把重心放在教育上。

　　高局长又告诉记者两个数据：2002年到2004年，全县其他行政事业单位一个人员都没有增加，而在教育上却增加了1769人，都是教师。2005年，全县财政收入才1300多万，却拿出260多万给学校作公用经费。“你说别的部门眼红不？”

　　一位会宁的教育界人士对记者说，会宁县几乎没有工业，农业半死不活，也没有投资扶贫的价值，就只有办教育了。“如果不办教育，那县里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

　　国家和省里对会宁教育的支持和帮助也是很大的。据了解，国家二期“义教工程”给了他们2000多万，两期攻坚项目又给他们2930万，现代远程教育项目给了960多万……高局长认为，给他们这些钱，原因不外乎有两个，一是因为会宁太穷，一是因为会宁教育办得好，“所以国家才愿意给。”

　　偏远地区的科举传统

　　会宁穷，所以民间和官方都愿意在教育上真正地下大力气投入，为的是让后代摆脱贫穷。

　　这样的说法自然有道理。但问题是，全国有很多也是很贫穷的地区，为什么不象会宁这样的倾囊投入教育呢？难道他们不懂这个道理。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一直在思考并反复询问当地人这个问题，但“只缘身在此山中”，他们只能解释自己地区范围内的情况。对其他地方就“语焉不详”了。

　　除了穷则思变，通过高考这个唯一的渠道获得“翻身”外，会宁人还会告诉你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的教育文化是有传统的。

　　在会宁，曾有多位教育界人士，甚至是学生家长，如数家珍地向记者“吹嘘”他们县历史上的“荣耀”。

　　明清两代，会宁就曾经出过20名进士，113名举人。而当地的县志资料也统计过，会宁在明代考取贡生121名，而到了清代，这个数字则达到了275名。而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公派赴日本留学的几十人中就有两名是会宁的进士。这些数字，对于一个偏远省份的偏僻县区来说，是可以和才子云集的江南省县相媲美的。

　　所以，当地的一位校长用这样一段“书面”话给记者总结道：会宁人勤奋好学、追求上进的精神是有优良传统的，会宁尊师重教、崇尚读书的社会风尚也是有传统的。

　　也有老人告诉记者，会宁的文化里形成了“会宁自古不经商”的信条，很多人家把“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作为座右铭。记者就亲眼见到有一些人家院外的大门上还贴着或写着“耕读第”的字样。

　　在会宁，记者也感受到了会宁人的淳朴、善良、而且热情的民风。每到一个村庄的村民家里，记者都会被热情地招待：主人们都会拿出饼子和茶水来，而且很快就张罗着为你做饭。人们的脸上看不到圆滑和狡诈，更多是憨厚和单纯的神态。曾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在记者走出很远的路后，竟然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记者，刚才她给记者指的那条路有点远，突然想起有一条稍近的路可以走，所以跑来告诉一声。记者谢过后，看着她返回时远去的背影，感慨不已。

　　从会宁乡村走出来的留洋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柴彦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正因为交通不发达，自给自足型稳定的农业经济，战乱影响小，传统文化的影响没有割断，较少有外来文化的冲突，这都使人们耕读文化在人们的头脑中有很深的烙印。同时也较好地保留了善良淳朴的民风。

　　这种偏远山区原汁原味保留下来的淳朴善良的民风，在这种越来越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科举传统的延续和浸染，可以说几乎是必然的，也是没有其它出路下的出路。

　　西部“犹太”的教育反哺

　　然而，科举教育文化传统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原因，也并不能完全说服记者。

　　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也是目前全国众多家长们普遍关注高考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教育可以成为受教育者改变个人命运的重要途径，也是家庭缓解现实困境的投资选择，赌注压在教育上，期待着未来得到预期的兑现。

　　在会宁，记者被这样的一个情况震惊了。

　　早在十多年前，会宁县邮电局有意识地做过一个统计，会宁在外地工作的毕业生每年寄回家的钱达到1430万元。近乎当时会宁县财政收入的两倍，是会宁学生每年带出去的钱的三倍。

　　而最近几年，这个数据已经达到了每年一个多亿。会宁很多人认为，这也是应该的，毕竟那么多大学生毕业了工作了，应该反哺家庭了。会宁人对此也不感到奇怪。两百多位博士、一千多位硕士，还有数不清大中专毕业生，这个数字也许还是很保守的呢。

　　据说，在有“中国硅谷”之称的北京中关村地区，在公司上班的会宁毕业生就有四百多人。中国政法大学的张国钧教授作身为会宁出来的毕业生，曾经多次参与和组织会宁同学的聚会，最多的一次聚会，在他们统计的通讯录上就有200多人，这些还只是都在北京的高校或研究所工作的学者们。

　　据统计，会宁籍的毕业生中已经有5位成了清华大学的教授，还有4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至于成为各级政府官员、企业的老总或老板的那就无法做出统计了。

　　出去打工的会宁农民，很多都是通过这些已经工作有能力了的毕业生们帮助找到工作的。

　　每年寄回的一个多亿，一部分是用来补助改善父母和家庭的生活水平了，还有很大一部分用来继续供养弟弟妹妹及亲戚子弟上学的费用了。有些出去的子女干脆回来把父母接走了。

　　据当地教育部门的统计，目前会宁在外地上大学的在校生至少有一万多人，这些钱足够保障他们上学的了。

　　教育局的高局长认为，这些工作了的大学毕业生，目前还普遍处于发展和上升过程中，“对家乡的回报，现在还是初级阶段，还不到高峰期。”他认为，“这是会宁一笔取之不尽的资源。”

　　当记者问会宁人，这些大学生为什么很少有人回来工作呢，他们的说法是，回来就创造不出那么多额外“产值”了，会宁的资源和底子在那里摆着呢。“让他们无谓地做出奉献和牺牲，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一位中学老师如此说。

　　虽然对家乡的回报还是“初级阶段”，但显示出来的效益已经很大了。从会宁人的口里，记者了解到很多会宁籍的成功人士回来捐资助学的例子。

　　这些，都让记者联想起反哺以色列的海外犹太人来。他们在异国他乡用智慧经营获得的财富，源源不断地寄回国内滋养自己故土家乡。也许，会宁的子孙将来会为会宁的发展贡献出更多的力量，而不是仅仅把这些钱作为故乡子第和后辈“出逃”的“路费”。

　　下篇：环境、贫穷与逃离

　　如果说，贫穷仍然是农村孩子试图通过高考走出故土的比较重要的途径，那么造成这种贫穷的根源是什么就是很重要的。应该说，自然环境的恶化，是造成西部很多地区经济生产恶性循环的重要原因。

　　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一些从那里出来的人和当地的老人，回忆从前他们眼中的会宁。

　　这里曾经森林茂密

　　记者在会宁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采访，走在村子的街道上，干旱得整条路都铺满了厚厚的一层土面字，踩上去甚至整双鞋都陷到里面去了。过了两天，下了一场许久没有见到过的雨，路就成了陷脚的泥汤子路，可太阳一出来，满山遍野都被一层雾气笼罩起来，走近了看才知道，那是大地的水分在急速地蒸发造成的，没有过上两天，干燥的土地又一切如初了。

　　村里人说，这是因为树木稀少，缺乏植被造成的。水分都留不下来。

　　记者采访从会宁走出来的北京大学教授柴彦威时，他回忆说，父亲曾跟他们讲，过去解放前家里养羊，父亲曾经赶着羊群到兰州去卖，一天的时间就赶到了兰州。但现在哪里还能养羊啊，也没有那些草皮了。

　　在会宁，记者正好见到了柴彦威教授的老父亲柴丰泮，老人已经74岁了。他回忆说，从前，会宁这里到处是森林，草都长到一人来高。那时还有狼、狐狸，甚至有老虎出没。可后来就开始砍树，连续砍了30来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毁没有了。现在就早变成光秃秃的了，“太可惜了，山砍了，农民也就越来越穷了！”老人感慨不已。

　　至于为什么要砍树，柴彦威教授分析说，会宁一带历史上就比较偏僻，很少有外人迁入，人口少，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够吃够喝，但是，后来外面的一些平原地区如天水、通渭等地受战乱影响，很多人就都迁入到会宁来，人口增加了，为了增加田地，许多树木就被不停地砍伐掉了。后来破坏的就更严重了，包括大炼钢铁等，最后就将这片土地弄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了，降水量也逐年减少。

　　60岁的曹树伦老师，刚刚从赵岔小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休，在他家周围，记者发现绿树成荫。曹老师说他很喜欢树，这些树都是自己种下的，“有树就好多了，我们真应该多种树！”他这样期待地说。

　　贫穷的逃离与坚守

　　有几位从会宁考出来的学生对记者说，他们过够了苦日子，考出来其实就是逃离出来了。否则，真是没有出路。

　　而许多先考出来的学生，为了让自己的弟弟妹妹也能考出来，不遗余力地提供学习和复习资料及费用上的帮助。等大家都考出来了，参加工作了，就把父母带到城市去生活。从此可以不用再回那个穷乡僻壤了。

　　但记者发现一个现象，很多把孩子都供出去的父母，跟孩子去城市后，又纷纷回来了。

　　记者采访过一个名叫刘秀芳的已经60岁了的老人。她的老伴王新仁春节后到青海打工去了，给民工们做饭，一个月300元。刘秀芳老人说，“现在虽然不缺钱花了，可就是呆不住。有活干才感觉充实，否则难受啊！都因为过去干活干惯了！”

　　这两位老人有三个儿子，都供出去了，大儿子在甘肃靖远师范学校当老师，另两个儿子分别在成都的研究所和北京的高校工作。两位老人曾经到成都和儿子在一起生活了三年。但后来，老两口说什么也要回来。老人对记者说：“感觉住平房就是比住楼房舒服！上楼太不方便了！”另外，觉得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也不同了。所以还是愿意回到熟悉的故乡。现在儿子们过年都寄回来四五千元钱，“够花的了。这样也挺好的。”老人感到很满足。

　　柴彦威教授的老父亲柴丰泮，曾和老伴到住在北京的儿子家里住了100多天，后来也回到会宁其他孩子那里去了。他们觉得“在北京生活不习惯，不如在老家住着习惯，也不如在老家里生活起来方便。”

　　青年人的“一去不复返”和父辈们的留恋故土成了一对矛盾，无论是无奈的逃离，还恋恋不舍的坚守，在记者看来，这也是会宁高考教育背后发生的值得研究的现象。

　　采访后记

　　期盼教育变革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开始了。高考问题本身就带给人很多的遐想。

　　这次调查，要感谢大学生民间公益组织——西部阳光行动，他们作为北京各高校大学生志愿者在会宁的分队，在当地进行支教和调研活动，是他们给了本报记者以很大的帮助，才使这次采访进行得一直比较顺利。

　　离开会宁的路上，记者内心一直不平静，思绪万千。有那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萦绕于眼前。

　　应该说，会宁的神话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而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应试教育的巨大支持。但是，除了这些，他们还应该得到哪些东西呢？

　　“会宁现象”应该能给我们以很多的思考，或正面的思考，或负面的思考。这种思考如果能深入一些，也许对中国教育的良性变革是有帮助的。

　　在记者看来，在中国可以作为高考现象研究的地区模本中，东部发达地区的江苏南通地区、中部发展中的湖北黄冈地区，再加上西部贫困地区的会宁县，应该是高考研究专家们在研究中绕不过去的三个典型地区。

　　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会宁的“高考神话”透露出的更多的是在无奈中的挣扎。在这里，对高考的依赖、痴情与感恩心态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很多地区所难以企及的。

　　作为记者，描述这些教育现象是容易的，但搜索其中的缘由和背后的一些东西，这往往很艰难的，很容易因为把看到的侧面当作问题的真实面目。这还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对这样的一些个案能够进行必要的建设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