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境外引力撞击精英认同

　　香港和国外大学的吸引力在于，就业前景好，教育质量高、教育氛围好以及奖学金制度完善。这几个指标是相对于一些国内大学的就业压力大、教育质量下滑、大学氛围欠佳和奖学金制度不完善而言的。

　　撰稿／汪 伟(记者)

　　过去3年内，熊丙奇出版了《大学有问题》和《体制迷墙》两本针砭中国高等教育弊病的著作，直言中国大学诸多问题已经充分暴露，但一切改革的意愿和努力，陷身于体制迷墙之内，始终难有突破的路径。

　　当本科教育的多种可能出现在面前时，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用脚投票，使熊丙奇看到一个强烈的象征。这个象征背后，是身临全球化时代却不能实现办学国际化的中国大陆高校困境。

　　2006年高考结束当天，本刊在上海交通大学专访了熊丙奇。

　　吸引力很大，推力更大

　　《新民周刊》：今年高考人数突破了950万，相比较而言，到国外和香港地区接受本科教育的学生只是很少的一群人，为什么香港到内地招生却引起了那么强烈的反响？

　　熊丙齐：中国加入世贸之后，高等教育研究的人士就预见到，中国的高教招生会受到冲击。预见的依据则是由来已久的。多年以来，中国在研究生层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态势，早在1980年代，北大、清华这样国内顶尖高校的优秀学生大量出国读书。学校里流传着一流学生去留学，二流学生进外企，三流学生留校读书的说法。

　　中国研究生以上层次的教育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是很明显的。但本科教育由于评价机制不一样，看法并不一致。像杨振宁和杨福家等老先生，他们对中国本科教育的评价是很积极的，认为并不比国外一流大学差。当然，老先生的评价主要是基于对清华和复旦这些学校中的本科教育而言的。而这些学校的本科学生中，实际上汇聚了中国最好的学生。国外的名校，它们所在国家的好学校比较多，学生面临的选择比较多；收费制度也不像中国，越好的大学拨款越多，因此收费越低；它们很难像中国几所顶尖高校那样，高密度地汇聚最好的生源。

　　但这些年，随着高教交流机会增多和开放的程度加深，大家发现，中国大陆的本科教育其实与国际一流大学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等到香港的大学招生达到一定的规模，这种冲击的态势更加明显。

　　《新民周刊》：我们注意到，一方面，北大清华的高考神话年甚一年，同时这些年考取香港大学和国外大学的学生，大多属于国内高考中通常所谓的最优质的生源。是什么让他们做出了和同龄人不一样的选择？

　　熊丙齐：香港和国外大学的吸引力在于，就业前景好，教育质量高、教育氛围好以及奖学金制度完善。这几个指标是相对于国内大学的就业压力大、教育质量下滑、大学氛围欠佳和奖学金制度不完善而言的。对优秀生源而言，吸引力固然大，国内的推力更大。

　　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暂且不论，中国的就业市场重视海外经历，这一点由来已久。很多公司招聘的时候，有无海外工作经历是一个公开的考量指标。某些时候，境外学历在就业市场上也更有用。

　　中国的大学这些年忙着扩招，忙着建设研究型大学，顾此失彼，导致本科教育质量一定程度地下滑。包括中国最好的几所大学，都存在过分重视研究而忽视教学的现象。本来，对大学而言，科研要为培养一流人才服务。但现在大学的考评体系都是以研究成果为中心，发了多少论文，有多少专利。一流的师资不给本科生上课，只带研究生都来不及。2001年教育部曾要求，大学教授一学期一定要给本科生开一门以上的课。《高等教育法》也规定，评教授的一个前提是要给本科生上课。在中国的顶尖大学里，一流教授种给本科生上课的只有40%左右。这还只是排在课表上的。实际上，有些概论课程是好多人共同上的；有的课挂了名字，但是研究生代替导师上的，或者讲师代替教授上的。扩招再次加剧了不少大学的本科教育质量的下滑。

　　与此同时，像香港科技大学这样按照国际一流大学格局建设的高校，因为聘请了许多世界一流的教师，学生可以接受很好的教育，奖学金又很高，因此各项排名正急遽上升。

　　另外一个触目的事实是，近年来国内有些大学教育风气不好，学术风气不正。少数教师没有基本的职业道德感，学生动力不足。实际上，国内高校教师收入或许比外企员工要低，但是真正认为自己收入低的人很少，但为什么一流学生愿意留校的很少呢？他们担心的是在高校里自己的事业做不好乃至做不成。

　　目前国内大学的收费相对国外和香港而言是低的，但奖学金制度不完善、数额低。有些学生可能上北大清华要申请助学贷款，但如果去香港上学，家里不用拿一分钱。一般有国际地位的大学会拿出学费收入的三分之一作为奖学金，让优秀学生的学业不会受到家庭经济的任何干扰。

　　以上几点，是中国大陆的本科教育和香港以及国外的差距所在。一个拉力，一个推力，优秀高中学生选择去香港或出国上学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新民周刊》：你很强调这个推力。

　　熊丙齐：我们的高等教育因为某些制度问题，使优秀学生产生了逃离冲动。

　　我们的现状是，本科教育延续了中学教育体制，所有课程要一门一门地考，英语和政治占用大量时间。尤其是英语，很多学生50%的精力都花在应付四六级考试上，荒谬的是，考过了六级还是不会说英语。研究生教育又延续了本科教育体制，而博士教育再延续研究生教育体制。先花一年时间学一些内容几乎重复的公共课，然后要考虑发论文。学生的精力不能放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现在在校大学生的心理压力很大。不合理的制度导致的就业、学业和经济压力，又导致很多心理问题。其中至少四六级考试和发论文的压力是国外的高校没有的。付出同样的精力和经济投入，在有选择机会的时候，学生自己会比较投入和产出。

　　他们带走了优秀青年的精英认同

　　《新民周刊》：招生这个环节的开放对国内高校而言是一种切身可感的冲击吗？

　　熊丙齐：我们考虑国外大学和香港在大陆的本科招生政策会带来什么冲击，要问两个问题。

　　第一，这种本科招生会不会影响大陆高校的现有布局？答案是不会。只要大陆的高等教育不参与国际竞争，只要学术不考虑与国际接轨，满足于在一个封闭的小环境中，清华北大仍然是最好的大学。试想，香港高校每年在内地招收1000多名学生，分摊到内地排名前十的大学，可能每所大学流失了100多个生源，相对于它们每年数千人的招生数量，这个数字是很小的。正是这个原因，大多数高校对这种生源竞争十分麻木。

　　第二，对中国高校办学水平和国家人力资源竞争力有何影响？这个影响将十分深远，虽然现在还没有充分显现。

　　过去20多年，好的本科毕业生中出国留学的，回国的不占多数，这对教育投资而言是一种损失。有人说，如果高中毕业出国，总比读完大学再走好。这是不了解国内高校情况。

　　我对国内部分顶尖大学的评价是，一流的生源，二流的教授，三流的校长，四流的管理。没有一流的生源就没有一流的大学，好的学生和好的老师互相生发，加上一流的项目，才使大学成其为一流。好的学生会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教育，很多大学的科研，要依托于学生资源，一旦这种氛围和资源消失，这些顶尖大学很快就会失去光彩。

　　国内教育主要是留在国内的学生来承担。可以想象，高考前优秀生源走掉一批，本科结束后，优秀学生又走掉一批。国内教育传承的质量会发生问题。

　　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外和香港地区本科招生数量增多，对国内高校学生的心理影响是很大的。正如一个企业，如果最精英的员工集体跳槽，对剩下的员工会产生严重的心理负面影响，凝聚力缺失，积极性下降，对环境产生抵触情绪。

　　《新民周刊》：你是说，最好的生源流失会带来精英认同的流失？

　　熊丙齐：中国大学一直讳言这一点。其实所谓世界一流大学都是旗帜鲜明培养精英的。高等教育也有定位和分工的不同。在美国，社区学院学费很低，入学门槛也很低，这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但顶尖大学无不严进严出。在香港大学90周年校庆上，当时的特首董建华就说过，港大不要扩招，港大就是培养精英的。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劳动者的能力有大小，角色有分工。精英的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对一个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当中国大学毛入学率只有5%的时候，大学生的精英身份认同很高，自我激励和约束状况和毛入学率20%时完全不同。当然，即使毛入学率达到20%，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教育时代，20%中的5%仍然抱有精英认同。一旦香港和国外的大量本科招生，变成优秀高中生的首选，在国内就学的学生心理会有极大压力。这5%的精英认同会变得残缺不全，优秀人才的责任感、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受到打击，这对好的大学来说是致命的伤害。

　　《新民周刊》：这种隐忧变成现实之前有没有应对之策？

　　熊丙齐：人才流失，不是一个人能够解决的，这只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诸多病征之一。好的大学也想改，但是改不动。有抱负的校长们，也想让学生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中成长，但是很难做到。

　　北大和清华都明确提出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它们这些年规模在扩大、经费在增多，学科数量和学生人数在增加，但所谓世界一流大学，是要有一流的学科、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生源和管理。徒有其大，徒有其多，于事何补？有一件事可以看看，当国内优秀生源招生面临竞争的时候，它们有没有可能招收到一流的海外生源呢？

　　目前公认的国际一流大学，海外生源要占到20%。目前中国的留学生以周边国家居多，欧美学生很少；欧美留学生中，学文科居多，学理工极少。所有的留学生中，学语言的达到70%多。

　　在一个教育资源国际化的环境里，高校发展的治本之策在于办学国际化。否则别人在发展，我们虽然也在往前走，但走得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