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当年高考作文：语文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重写当年高考作文

　　1977年作文题目

　　(广东卷)

　　以“大治之年气象新”为题，写一篇作文，不少于600字。

　　作者自评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要仿照当年的思想、文体和修辞方式重做那道作文题，肯定是不会及格的——那种刻板的主流话语文体示范、思想高度一元化的时代氛围和革命青年的纯真之眼都不复存在了，仿作必定是伪劣的赝品。

　　大治之年气象新

　　粉碎“四人帮”，大地喜开颜。

　　我国人民意气风发、昂首阔步地走在新长征的道路上。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新的一年掀开了新的战斗篇章，党中央发出了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庄严号令，祖国大地涌动着大治之年的万千气象，新的事物、新的气象层出不穷。

　　在这里，我想以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亲身经历的变化、思想的认识来谈谈大治之年的新气象。

　　我是从广州来到从化插队务农的知识青年，两年多来，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取得了一些成绩，被评为公社的“双抢”战斗模范。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大队最突出的新气象是在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人人关心学知识、学文化。年过半百的副队长潘叔专程去公社买了科学种田的书籍，结合从化山区的特点进行育秧新方法的试验。看着潘叔乐呵呵的劲头，我从心里面感到高兴。

　　另外，我还感到了农村生活中有一种新的变化也悄悄降临。过去，我们为了改善贫困的生活，有时会从山上砍一些小树枝，运去附近的砖瓦厂卖。但是，这种行为常常会被作为资本主义思想的表现而被批斗。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知青骑着自行车运树出山，在半路被民兵拦截，回来还要写检讨。而最近一段时间，虽然没有什么大队干部公开说可以卖树枝了，但是很明显是网开了一面，连潘叔自己也偶尔与我们一起去了。我想，生活的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束缚了手脚，不敢去改变贫困的生活。在大治之年，人民生活的新变化已经到来了。

　　与我们的命运更有密切联系的新气象是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我记得那天我们几个知青正在地里锄土，突然听到拉到田头的小喇叭广播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要建设祖国就必须培养有知识的人才，这是多么浅显的道理，但又是经历了多么艰难的历程才换来的新气象啊！于是，我们立即给家里写信，要家长为我们翻出中学课本，准备认真复习。

　　到了回广州休假的时候，我更深地感受到了祖国在走向大治之年中的新气象。为了复习功课，我参加了原来就读的广州市第37中学的复习班。在课室里，我看到了老教师精神焕发的面容，看到了年轻教师成熟的风采，看到当年的同学热心向学的动人景象。更令我感动的是，语文老师和物理老师都热心地帮我们找课本、找复习资料，整个社会都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热爱学习、热爱知识的氛围中，这与从前批判“白专道路”、批判孔老二鼓吹唯有读书高的那种年代是多么的不同啊！

　　从农业生产到教育改革，从生活到祖国建设的事业，我们可以豪迈地说：大治之年气象新，人民生活永向前。

　　考生资料

　　李公明 1957年10月生于广州，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务农。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华南师范学院。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广东省政协委员。

　　1992年高考作文

　　(全国卷)

　　选择所提供材料的一个或几个人物(包括“我”)的思想行为，进行分析，展开议论，写一篇议论文，自拟题目。

　　材料摘编

　　我独自站在候车亭下避雨。一个小青年把大玻璃罐踢裂成了好几瓣，低着头走了。一辆自行车急驶而来，碎玻璃扎坏了车胎，骑车的姑娘推着自行车匆匆离开。

　　一对撑伞的男女挨着呢喃着走过来，高跟鞋偏偏踩到拢在一旁的碎玻璃上，脚一滑，漂亮的鞋子沾上了黑糊糊的东西：“唉，真缺德，中国人的公德心呀”。“高跟鞋”的那句话仿佛刺了我一下。我回家拿了扫帚和铲子，又回到原地一看：碎玻璃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场公德救赎事件的陷阱

　　文 安替

　　如果不是编辑帮我翻出1992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打死我也想不起来当年我写了什么东西了。今天回过头一看，才发现这篇看似无聊的高考作文，也隐藏着陷阱。

　　作文题目是讲述了一个关于公德心的雨中街头故事，说一个小子把大玻璃罐当足球踢，弄碎了，粘在了行人的身上，甚至弄破了自行车车胎。作者一开始和别人一样无动于衷，但最后终于醒悟，回家拿清扫工具，但再来到现场，已经被人清扫干净了。作者猜测可能是在场的谁做了好事情。试卷要求考生续一篇谁清扫的记叙文，再发表一篇议论。

　　现在看来，最重要的陷阱在此：“一对撑伞的男女挨着呢喃着走过来，高跟鞋偏偏踩到拢在一旁的碎玻璃上，脚一滑，漂亮的鞋子沾上了黑糊糊的东西：‘唉，真缺德，中国人的公德心呀……’但是，‘高跟鞋’的那句话却仿佛刺了我一下。”

　　于是，作者公德心被召唤回来。问题是，为什么诉诸“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高度，人才会行善？行善难道不是个人良心救赎吗？其实这种全称的批评，反而会为个体脱罪，因为每个人都有错，那每个人都无所谓错了。更重要的是，这种民族主义对善行的号召，潜伏着一个巨大的问题：由此，民族主义成为了个人善行的功利评判标准，爱国也成了善的指标。然而，尽管中国种种运动不断，公德水准却不断降低，恰恰和道德空间被侵染有关。

　　谁都知道，如果事情发生在现在，一会儿市政清洁就会搞定这一切，并不需要什么道德号召。动辄道德批评，无助于制度的改进。在一个市政服务配套周全的城市，加上严格的法规，就能有效减少反公德的现象，培养了公民相应的良好习惯。

　　中学作文的训练还是蛮有效的，翻翻现在各报评论版或者论坛上只进行道德批判、不会制度批评的杂文体，再看看全球化争议中的各种极端民族主义辩护，就知道虽然当年大家都讨厌中学作文，但出题者通过陷阱强加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其实都很好地掌握了；这陷阱设置得很巧妙，以至于很少人能最终逃脱。

　　考生资料

　　安替 1992年参加高考，考入南京师范大学，现为媒体从业人员。

　　语文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尤小立访谈

　　记者 陈建利

　　从政治逐步向人性回归

　　《南都周刊》：一下子看完45年的高考作文题，感觉怎么样？

　　尤小立：这些高考作文充分体现了“文为时而做”的特点。五六十年代的作文题，一般都比较政治化，但也折射出社会变迁后人们的思想取向。像1952年的《记一件新人新事》、1954年的《我的报考志愿是怎样决定的》、1955年的《我准备怎样做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反映出的是进入“新社会”后，如何做一个崭新的人的迫切愿望，充溢着革命的理想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的《我的母亲》，这个颇有人情味的题目，可以说是五十年代作文题中最另类的。但自此以后，一直到1965年，作文题的革命倾向已经不能遏制，作文完全与政治，甚至是国际政治挂上了钩，这是最为异化了的一段。

　　1977年恢复高考后，从现在流传下来的《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一题目来看，政治的惯性依然在持续。实际对刚刚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年轻人而言，这个题目可能正合他们的口味。如果出一个非政治化的题目，他们可能反而无从下手了。

　　《南都周刊》：1980年以后的作文题，似乎政治化的题目少了很多，更多地开始谈人生、谈生活的哲理了。

　　尤小立：这应该是一种回归吧。意识形态的因素被淡化，实际上是社会转型的一个表现，我们过去比较信奉“人是政治的动物”，但却忽视了“现实政治”对人性的扭曲和侵害。向“人”回归，是社会成熟的体现。这一点很好地反映在作文题目的变化上。

　　《南都周刊》：高考作文题目与时代主题挂钩，是不是有点和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一脉相承啊？

　　尤小立：将社会的大问题作为作文题目，确实有点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的味道。但现在的高考毕竟与科举选官不同，因为大学毕业生不再是走“出仕”一条路了，他们有许多选择的路径，他们也会成为多层次的人才。让人人都关心国家大事，道理上似乎讲得通，但实际上却没有多少意思。我们在大学教书的人都有个体会，让学生写一篇文章，他可以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从国内到国际，海阔天空地写，但就是不会写身边的事情。这样的文章用一个词形容，就是“空洞”。

　　这种命题方式直接的后果就是学生不会写东西。无论是文章，还是应用文，他们不会表达自己，不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关键是这也让他们的思维变得模糊，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思考真正的问题，只会在似是而非的假问题上费力地“思索”。

　　高考作文依然负载太多

　　《南都周刊》：现在的高考作文，你觉得达到目的了吗？

　　尤小立：现在的作文题给人的印象是形式不断翻新，实质内容却一成不变。作文一旦成了考试的一部分，就不可避免地程式化。以“应试”的心态写作文，是不可能出彩的。虽然近来每年都有高考的范文出现，但依我之见，这些作文都太“作”，不能算是真正的好文章。

　　《南都周刊》：这种作文方式，在高考指挥棒的带动下，很有可能转化成程式化的作文教学，从而脱离了作文教学的初衷。

　　尤小立：一点不假。现在的学生写作文是有公式的，老师教给他们的不是如何观察，如何欣赏，而是教他们如何用几个作文公式去套。这些作文公式就像万能钥匙，随你什么题，往上一套，然后发挥几句就行了。这样哪是真正在“写”作文啊？而是“套”作文，省事嘛！

　　但是，这么一“省事”，学生肯定不会写文章。因为高考题你可以猜，这种东西现在都职业化了，就应试的水平上说，许多中学老师都是专家级的。反正就这么几种题型，不是这种就是那种，今年这种，明年就是那种，“规律”掌握住了，告诉学生就行了。然而，到工作时，就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具体情况千变万化，你到哪儿去找老师呢？还是那句话，抱着走的孩子走不远。

　　《南都周刊》：但在目前高教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很多人认为高考毕竟还是相对公平的一种做法，所以高考指挥棒还是要转的。怎么办？

　　尤小立：我同意高考是一种无奈之举的说法，我也认为在没有更好替代方式的情况下，高考仍应继续。但高考中的问题不能因它的无奈被忽视。如何体现公平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高考这个指挥棒怎样指挥着老师与学生向教育的本质上、向人的培养上回归，也是应该考虑的。

　　拿作文题来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架子放下来，关注一下普通的生活，普通的人呢？另外，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不能在改作文试题时，少一点成见，多一点宽容之心呢？

　　其实，写作能力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种适应社会的手段。现在我们中学语文教育的问题，主要还是负载太多。一篇文章只要自然、通顺、清楚就行了，硬要加上文采，要抒情，要“上纲上线”，要有远大理想，这就过分了。另一个过分之处，是将人生、教化都当成语文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不仅对学生，对老师的要求也太高了。将这么多东西加到语文上，语文还有多少趣味可言？

　　对比一下解放前的作文题，我们的中学生确实太成熟了。这其实是很可怕的。你想想，一个人没有童年、少年和青年，直接从婴儿蹦到成人，多可怕。你的人生至少是不完整的吧。就像现在城市种大树一样，整个就是急功近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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