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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当年高考作文:语文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17日18:59 南都周刊

  重写当年高考作文

  1977年作文题目

  (广东卷)

  以“大治之年气象新”为题,写一篇作文,不少于600字。

  作者自评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要仿照当年的思想、文体和修辞方式重做那道作文题,肯定是不会及格的——那种刻板的主流话语文体示范、思想高度一元化的时代氛围和革命青年的纯真之眼都不复存在了,仿作必定是伪劣的赝品。

  大治之年气象新

  粉碎“四人帮”,大地喜开颜。

  我国人民意气风发、昂首阔步地走在新长征的道路上。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新的一年掀开了新的战斗篇章,党中央发出了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庄严号令,祖国大地涌动着大治之年的万千气象,新的事物、新的气象层出不穷。

  在这里,我想以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亲身经历的变化、思想的认识来谈谈大治之年的新气象。

  我是从广州来到从化插队务农的知识青年,两年多来,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取得了一些成绩,被评为公社的“双抢”战斗模范。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大队最突出的新气象是在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人人关心学知识、学文化。年过半百的副队长潘叔专程去公社买了科学种田的书籍,结合从化山区的特点进行育秧新方法的试验。看着潘叔乐呵呵的劲头,我从心里面感到高兴。

  另外,我还感到了农村生活中有一种新的变化也悄悄降临。过去,我们为了改善贫困的生活,有时会从山上砍一些小树枝,运去附近的砖瓦厂卖。但是,这种行为常常会被作为资本主义思想的表现而被批斗。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知青骑着自行车运树出山,在半路被民兵拦截,回来还要写检讨。而最近一段时间,虽然没有什么大队干部公开说可以卖树枝了,但是很明显是网开了一面,连潘叔自己也偶尔与我们一起去了。我想,生活的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束缚了手脚,不敢去改变贫困的生活。在大治之年,人民生活的新变化已经到来了。

  与我们的命运更有密切联系的新气象是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我记得那天我们几个知青正在地里锄土,突然听到拉到田头的小喇叭广播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要建设祖国就必须培养有知识的人才,这是多么浅显的道理,但又是经历了多么艰难的历程才换来的新气象啊!于是,我们立即给家里写信,要家长为我们翻出中学课本,准备认真复习。

  到了回广州休假的时候,我更深地感受到了祖国在走向大治之年中的新气象。为了复习功课,我参加了原来就读的广州市第37中学的复习班。在课室里,我看到了老教师精神焕发的面容,看到了年轻教师成熟的风采,看到当年的同学热心向学的动人景象。更令我感动的是,语文老师和物理老师都热心地帮我们找课本、找复习资料,整个社会都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热爱学习、热爱知识的氛围中,这与从前批判“白专道路”、批判孔老二鼓吹唯有读书高的那种年代是多么的不同啊!

  从农业生产到教育改革,从生活到祖国建设的事业,我们可以豪迈地说:大治之年气象新,人民生活永向前。

  考生资料

  李公明 1957年10月生于广州,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务农。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华南师范学院。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广东省政协委员。

  1992年高考作文

  (全国卷)

  选择所提供材料的一个或几个人物(包括“我”)的思想行为,进行分析,展开议论,写一篇议论文,自拟题目。

  材料摘编

  我独自站在候车亭下避雨。一个小青年把大玻璃罐踢裂成了好几瓣,低着头走了。一辆自行车急驶而来,碎玻璃扎坏了车胎,骑车的姑娘推着自行车匆匆离开。

  一对撑伞的男女挨着呢喃着走过来,高跟鞋偏偏踩到拢在一旁的碎玻璃上,脚一滑,漂亮的鞋子沾上了黑糊糊的东西:“唉,真缺德,中国人的公德心呀”。“高跟鞋”的那句话仿佛刺了我一下。我回家拿了扫帚和铲子,又回到原地一看:碎玻璃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场公德救赎事件的陷阱

  文 安替

  如果不是编辑帮我翻出1992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打死我也想不起来当年我写了什么东西了。今天回过头一看,才发现这篇看似无聊的高考作文,也隐藏着陷阱。

  作文题目是讲述了一个关于公德心的雨中街头故事,说一个小子把大玻璃罐当足球踢,弄碎了,粘在了行人的身上,甚至弄破了自行车车胎。作者一开始和别人一样无动于衷,但最后终于醒悟,回家拿清扫工具,但再来到现场,已经被人清扫干净了。作者猜测可能是在场的谁做了好事情。试卷要求考生续一篇谁清扫的记叙文,再发表一篇议论。

  现在看来,最重要的陷阱在此:“一对撑伞的男女挨着呢喃着走过来,高跟鞋偏偏踩到拢在一旁的碎玻璃上,脚一滑,漂亮的鞋子沾上了黑糊糊的东西:‘唉,真缺德,中国人的公德心呀……’但是,‘高跟鞋’的那句话却仿佛刺了我一下。”

  于是,作者公德心被召唤回来。问题是,为什么诉诸“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高度,人才会行善?行善难道不是个人良心救赎吗?其实这种全称的批评,反而会为个体脱罪,因为每个人都有错,那每个人都无所谓错了。更重要的是,这种民族主义对善行的号召,潜伏着一个巨大的问题:由此,民族主义成为了个人善行的功利评判标准,爱国也成了善的指标。然而,尽管中国种种运动不断,公德水准却不断降低,恰恰和道德空间被侵染有关。

  谁都知道,如果事情发生在现在,一会儿市政清洁就会搞定这一切,并不需要什么道德号召。动辄道德批评,无助于制度的改进。在一个市政服务配套周全的城市,加上严格的法规,就能有效减少反公德的现象,培养了公民相应的良好习惯。

  中学作文的训练还是蛮有效的,翻翻现在各报评论版或者论坛上只进行道德批判、不会制度批评的杂文体,再看看全球化争议中的各种极端民族主义辩护,就知道虽然当年大家都讨厌中学作文,但出题者通过陷阱强加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其实都很好地掌握了;这陷阱设置得很巧妙,以至于很少人能最终逃脱。

  考生资料

  安替 1992年参加高考,考入南京师范大学,现为媒体从业人员。

  语文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尤小立访谈

  记者 陈建利

  从政治逐步向人性回归

  《南都周刊》:一下子看完45年的高考作文题,感觉怎么样?

  尤小立:这些高考作文充分体现了“文为时而做”的特点。五六十年代的作文题,一般都比较政治化,但也折射出社会变迁后人们的思想取向。像1952年的《记一件新人新事》、1954年的《我的报考志愿是怎样决定的》、1955年的《我准备怎样做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反映出的是进入“新社会”后,如何做一个崭新的人的迫切愿望,充溢着革命的理想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的《我的母亲》,这个颇有人情味的题目,可以说是五十年代作文题中最另类的。但自此以后,一直到1965年,作文题的革命倾向已经不能遏制,作文完全与政治,甚至是国际政治挂上了钩,这是最为异化了的一段。

  1977年恢复高考后,从现在流传下来的《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一题目来看,政治的惯性依然在持续。实际对刚刚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年轻人而言,这个题目可能正合他们的口味。如果出一个非政治化的题目,他们可能反而无从下手了。

  《南都周刊》:1980年以后的作文题,似乎政治化的题目少了很多,更多地开始谈人生、谈生活的哲理了。

  尤小立:这应该是一种回归吧。意识形态的因素被淡化,实际上是社会转型的一个表现,我们过去比较信奉“人是政治的动物”,但却忽视了“现实政治”对人性的扭曲和侵害。向“人”回归,是社会成熟的体现。这一点很好地反映在作文题目的变化上。

  《南都周刊》:高考作文题目与时代主题挂钩,是不是有点和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一脉相承啊?

  尤小立:将社会的大问题作为作文题目,确实有点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的味道。但现在的高考毕竟与科举选官不同,因为大学毕业生不再是走“出仕”一条路了,他们有许多选择的路径,他们也会成为多层次的人才。让人人都关心国家大事,道理上似乎讲得通,但实际上却没有多少意思。我们在大学教书的人都有个体会,让学生写一篇文章,他可以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从国内到国际,海阔天空地写,但就是不会写身边的事情。这样的文章用一个词形容,就是“空洞”。

  这种命题方式直接的后果就是学生不会写东西。无论是文章,还是应用文,他们不会表达自己,不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关键是这也让他们的思维变得模糊,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思考真正的问题,只会在似是而非的假问题上费力地“思索”。

  高考作文依然负载太多

  《南都周刊》:现在的高考作文,你觉得达到目的了吗?

  尤小立:现在的作文题给人的印象是形式不断翻新,实质内容却一成不变。作文一旦成了考试的一部分,就不可避免地程式化。以“应试”的心态写作文,是不可能出彩的。虽然近来每年都有高考的范文出现,但依我之见,这些作文都太“作”,不能算是真正的好文章。

  《南都周刊》:这种作文方式,在高考指挥棒的带动下,很有可能转化成程式化的作文教学,从而脱离了作文教学的初衷。

  尤小立:一点不假。现在的学生写作文是有公式的,老师教给他们的不是如何观察,如何欣赏,而是教他们如何用几个作文公式去套。这些作文公式就像万能钥匙,随你什么题,往上一套,然后发挥几句就行了。这样哪是真正在“写”作文啊?而是“套”作文,省事嘛!

  但是,这么一“省事”,学生肯定不会写文章。因为高考题你可以猜,这种东西现在都职业化了,就应试的水平上说,许多中学老师都是专家级的。反正就这么几种题型,不是这种就是那种,今年这种,明年就是那种,“规律”掌握住了,告诉学生就行了。然而,到工作时,就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具体情况千变万化,你到哪儿去找老师呢?还是那句话,抱着走的孩子走不远。

  《南都周刊》:但在目前高教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很多人认为高考毕竟还是相对公平的一种做法,所以高考指挥棒还是要转的。怎么办?

  尤小立:我同意高考是一种无奈之举的说法,我也认为在没有更好替代方式的情况下,高考仍应继续。但高考中的问题不能因它的无奈被忽视。如何体现公平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高考这个指挥棒怎样指挥着老师与学生向教育的本质上、向人的培养上回归,也是应该考虑的。

  拿作文题来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架子放下来,关注一下普通的生活,普通的人呢?另外,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不能在改作文试题时,少一点成见,多一点宽容之心呢?

  其实,写作能力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种适应社会的手段。现在我们中学语文教育的问题,主要还是负载太多。一篇文章只要自然、通顺、清楚就行了,硬要加上文采,要抒情,要“上纲上线”,要有远大理想,这就过分了。另一个过分之处,是将人生、教化都当成语文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不仅对学生,对老师的要求也太高了。将这么多东西加到语文上,语文还有多少趣味可言?

  对比一下解放前的作文题,我们的中学生确实太成熟了。这其实是很可怕的。你想想,一个人没有童年、少年和青年,直接从婴儿蹦到成人,多可怕。你的人生至少是不完整的吧。就像现在城市种大树一样,整个就是急功近利的结果。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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