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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任靖玺:面对"南洋"全面崩溃感觉像万箭穿心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19日09:47 中国新闻网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2004年10月,彻底退出南洋教育集团的任靖玺在网上发布了长达8万字的个人自述——《教育炼狱十年》(以下简称《万言书》)。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教育界。文中,任以激愤的口吻将南洋的命运归咎于教育体制。《中国新闻周刊》于2004年底曾以《任靖玺:我败给了教育制度》为题做专题报道。在当时的舆论界,就《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所及,对《万言

书》的肯定者居多。

  时至今日,面对南洋的全面崩溃,对任靖玺的骂声四起。

  远在新西兰的任靖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万箭穿心。”以下是任靖玺的答本刊记者问。

  中国新闻周刊:1993年,你为什么会举办南洋教育?为什么会选择教育储备金的方式?

  任靖玺:当时我是海南南洋发展总公司的总裁,以做旅游和高科技为主。我80年代就已是百万富翁,最后决定投资教育,主要因为我是山西人,把学校建在家乡,就是想做一些善事而已。至于后来的高速扩张和全国办学,那会还没有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南洋使用教育储备金的方式,是受到了当时陈忠联办学成功的鼓舞。

  1995年,海南南洋迁往北京,是因为当时海南经济形势恶化。也是这一年,我决定将教育作为南洋的主要产业,提出了“麦当劳模式”,用滚动发展的方法,借助民间投资的力量,建立中国最大的教育投资集团。而所谓“滚动发展”,就是教育储备金。

  中国新闻周刊:1994年国家教委下发了关于禁止审批教育储备金学校的文件。1998年以后,广东已经对储备金模式叫停。但正是这时,南洋开始了高速发展期。政策上的这些禁忌,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吗?

  任靖玺:我来向你描述一下当时的社会图景。民办教育的呼声是全社会的热点。大家都认为,只有开放民办教育才能改变中国教育投资不足的困境。大家都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一定会走下去,没有回头的余地,因此中国的教育一定会放开。

  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朱基总理说穷国办教育,不走多种形式办学的路子,别无选择。我对民办教育的“放开”并最终和资本市场对接持乐观态度。

  1994年的教委禁令我不知道,教育局也从来没有提起过收储备金是否有问题。广东发生的事情我是知道的。我们只是把那个禁令当作一个地方法规,毕竟国务院和教育部一直没有表态。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停不下来了,因为其他的融资渠道完全堵死,我们只有继续收储备金这一条路,能做的只是减少额度。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如何减少额度的?

  任靖玺:2002年开始,南洋主动降低了新生的“教育储备金”比例。2004年我离开之前,以教育储备金方式入学的孩子,在全国南洋已降到20%。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在生源稳定的情况下,将教育储备金完全消化为学费,需要五到七年。

  从1999年开始,我们就试图向国际市场融资。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曾和南洋初步商定给予南洋20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和300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却被有关方面以“教育市场外资不得进入”的理由中止而失败。

  另外,我也考虑过在国内市场上融资,以公司的名义买壳上市,对于南洋而言财力是不允许的,而且还有“教育资金不得挪做他用”的约束。

  中国新闻周刊:是什么时候你决定离开南洋的?

  任靖玺:确切地说,是2002年。这时候名校办民校已经出现。而《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实施条例》的出台,等于给名校的“孩子”发了准生证。这些“嫡系部队”对于真正民办学校的挤压实在太大了。后来我在《教育炼狱十年》里也写了,进入21世纪的民办学校的状况是“哀鸿遍野”。南洋的生源受到严重影响,教育储备金的偿还就有了危机。

  这种不公平竞争,让我对于整个政策环境彻底绝望,才坚定了转让的念头。

  中国新闻周刊:那为什么你选择了帅建伦呢?你没有预感到后来他的作为吗?

  任靖玺:可以说是“自投罗网”吧。在那种彻底绝望的情绪下,无论是帅建伦还是张建伦、李建伦我都会卖的。而且,2003年底帅的情况还是不错的,那时候造纸行业很赚钱。他也提出对教育有兴趣,承诺注资,并提出了一整套上市计划。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朱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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