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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高职毕业生究竟离"灰领"有多远?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26日10:39 中国新闻网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近年来,类似这样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在成都举行的第11届高级技术与管理人才招聘会上,四川一家企业开出年薪30万的高价聘请高级技师,居然未能如愿。

  浙江某企业需要高级模具师,开出70万年薪的高价却没有聘到合适的人才,最后只

得请了日本的工人……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杨河清,把这种状况,形象地称为“灰领人才危机”。所谓“灰领”,主要是指技师、高级技师,如高级车工、高级模具钳工、汽车装配技师等。他们是生产分工中的重要阶层,是联系产品研发和生产的纽带,也是“白领”与“蓝领”有效结合的桥梁。

  杨河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 “在我们2004年做的调查中,发现北京地区高技能人才缺口为十几万,而广东省更是高达二十几万。”

  高职生:就业质量偏低

  以当前灰领人才短缺的状况,现在应该是像有人高呼的那样:“职业教育的春天终于来了。” 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近年来,虽然高职生的就业率在逐年升高,在很多发达地区,达到甚至超过了本科生的就业率,但如果从全国来看,高职生的总体就业水平仍然不如本科生。“去年,我国应届毕业生的平均就业率是83%,其中本科毕业生有80%多,而高职仅为50%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张晋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杨河清进一步指出,高职生就业率的上涨,本科生就业率的下降,反映了我国毕业生就业方面结构性的矛盾。“但评价高职毕业生的情况,除了就业率,还必须考虑它的就业质量。也就是说,他们就业的单位、薪酬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

  一些调查显示,高职毕业生的月薪,整体仍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远未达到某些媒体所说,灰领动辄月薪上万的薪酬。一份题为《“十五”期间上海高职毕业生就业变化趋势探究》的调查报告中显示,上海地区高职毕业生月薪基本集中在2000元以下的区间。具体如表所示:

  据媒体报道,2005年底的天津市高校毕业生招聘会上,大多数用人单位为本科毕业生开出的起步月薪是1000~1200元左右,为高职大专生开出的起步月薪是700~800元左右。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是北京地区就业情况最好的高职院校之一,该院副院长卢小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的就业形势一直不错,这些年的就业率维持在95%以上,毕业生月薪基本在1000~2000元的范围内。”

  另一位高职院校负责人,北京培黎职业学院常务副校长余临,进一步对比了目前高职生与本科生的就业情况。“与本科生相比,我们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层面会低一点,而就业率可能会高一点。”余临还向记者举例:“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1000元多月薪的工作他是不会去做的,而我们的学生会去,因为他的期望值要低。”

  高职为什么培养不出“灰领”?

  把培养高技能型人才作为目标的高职院校,为何无法真正满足市场需求?高职毕业生究竟离“灰领”有多远呢?

  杨河清认为,一名普通的高职毕业生由于缺乏经验,需要在工作岗位上不断的磨练,经过若干年后才有可能成长为一名高级技工。另外他还谈到,高级技工是理论和技术的双重复合型人才,因此还需要大量理论的积累,但目前的高职院校这方面的培养也不到位。

  一位在法国读职业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马新艳的体会,或是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职业教育的问题:“我们在海南学校的时候,主要的任务就是考证。”马在来到巴黎郊区的饭店与旅游管理旅游职业学校之前,是海南职业技术学校的大二学生。她说,他们在国内职业学校的大多数任务是挑灯苦读,考取各种流行的证书。马新艳来法国前,已经考取了诸如计算机二级证,法语证书,但这些硬皮本,仍然不能消除她对就业的恐慌。“几乎没有任何的实践,都是些书本的死记硬背,非常好考。”可是这些与实践距离遥远的证书,无法给她们一个真实的图景,无法告诉他们,真实的工作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们需要做些什么。

  那么,政府和学校该如何作为,使得高职毕业生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呢?杨河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政府应当引导校企联合,通过这种方式使学生能够在上学期间就大量积累经验。”

  “剃头挑子一头热”

  教育部高教司高职高专处处长范唯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企业的进步与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互为动力的。但目前的问题是,真正能够有实力做这件事的企业并不多。“出现了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虽然学校比较积极,但只有一些大企业能够有意识参与职业教育。”

  杨河清认为,还有一些客观因素导致了企业不愿参与职业教育。比如学生由于经验不足,在实习中甚至损毁了机器。另外,中国的企业很多都是小型的、分散式的,不具备参与培养学生的能力。

  卢小平举了德国的例子。德国政府为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设立了有关的中央基金,每家企业根据收入,按一定比例上缴基金,而此项基金最终会返还给那些热心参与教育事业的企业。即便那些没有足够能力参与的企业,由于人才质量的整体提升,也从中获益了。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姜大源研究员坚持认为,应当通过国家立法的手段,来规定各级政府及企业的责任,规定相应的国民教育投入。他指出,我国的《职业教育法》颁布已整整10年。该部法律中规定,企业每年工资总额的1.5%~2.5%必须用来进行公司培训。“可实际上,这一条一直也没有真正得到落实。《职业教育法》虽然颁布已有10年,但始终没有相应的细则出台,现在该是时候了。”

  范唯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准备通过税收等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比如,企业在职业教育中每投入100元,就可以享受33.3元的税收减免。”她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文/王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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