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书禁区到读书平等：中国“内部书现象”变迁

　　图为1964年出版的“内部书”《戴高乐言论集》。（北京日报 图）

　　“内部书”的开放和眼下的式微，让人们少了读书的禁区，多了读书上的平等

　　“内部书”颇具中国特色

　　“内部书”颇具中国特色。一般说来，在各种“内部书”的封底、版权页或扉页上，有时标作“内部读物”，有时注明“内部发行”，有时冠以“供内部参考”等字样。据我的考证，“内部书”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解放前，党内也出版过少量的“内部资料”、“内部读物”)，大行其道于60年代，70年代初叶、中叶发展至全盛期，改革开放后逐渐衰微。

　　“文革”以前出版的“内部书”，大致有四类:第一类是美、英、德、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人物或学者所写的书籍，如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回忆录》，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战争与和平》，法国总统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英国学者的论著《从列宁到赫鲁晓夫》，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德国学者哥尔维策尔的《黄祸论》等。第二类是苏联、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员或学者所写的书籍，如《赫鲁晓夫回忆录》、《社会主义与战争》(南斯拉夫卡德尔著)等。第三类是中国的“问题人物”所著，如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等。第四类是全国政协和各省政协编纂的《文史资料选辑》以及党史部门编纂的党史资料辑等。

　　1974年前后，“内部书”泛滥到几乎“无书不内部”的程度“文革”的爆发，也殃及到了“内部书”。1966年至1968年，“内部书”一度停止出版，直至1970年前后才又重新露面。到了1973年、1974年、1975年，“内部书”兴盛一时，泛滥到几乎“无书不内部”的程度——从外国军政人物的回忆录、言论集，到持各种观点的学者的论著、各流派作家的小说，甚至冷僻的各国历史，都变成了“内部书”。在这一时期，“内部书”的种类其实比非“内部书”的公开出版物还要多。这样“内部书”也就此失去了神秘的光环。随手列举一些我接触过的书: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论》、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丹皮尔的《科学史》，巴枯宁的言论集、萧洛霍夫的小说、席勒的剧本、叶甫图什科的诗，以及《世界史》、《世界通史》、《欧洲简史》、《拉丁美洲史》、《外交史》、《法国通史》、《美国史纲》、《埃及简史》、《朝鲜通史》、《澳大利亚史》等等。

　　一般说，“内部书”多按级别、等级分配，有的“限省军级”，有的“限地师级”，一般人很少能读到。从以上列举的“内部书”的书名即可看出，当时“四人帮”控制下的意识形态部门，对一般读者的读书范围控制得有多么严。若刨去这些“内部书”，可供读者阅读的“内部”以外的书籍实在是没有几本了。

　　“文革”结束之初，“内部书”并未失去势头。1977年、1978年，又陆续出版了《艾奇逊回忆录》、《罗易回忆录》(印度人罗易著)、《美国共和党史》等一大批“内部书”。尤其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的，连工具书《辞海》的各分册居然也成了“内部书”。

　　改革开放后，“内部书”开始式微

　　改革开放后，“内部书”开始式微。许多书店售卖“内部书”的场所，先由一间大屋压缩成一间小屋，再继续压缩至一个书架。即使在全国最大的那家内部书店里，“内部书”的地盘也只剩下一间屋里的几个书架了。

　　但是，“内部书”并未绝迹，直到前些年仍在三三两两的出版着。如《托洛茨基回忆录》(1991年出版)、《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1992年出版)、《古拉格群岛》(俄国索尔仁尼琴著，1996年出版)等。2004年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内部书”——“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包括王明的《中共50年》、陈公博的《苦笑录》、岳盛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等，一时在学界颇受青睐。

　　现今“内部”似乎成了一种图书促销的旗号

　　不过，近些年来出版的某些书尽管依旧标作“内部书”，但却远不如过去那样威风凛凛、一书难求了，在一些书店、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甚至降价书市上，都能轻而易举地买到“内部书”。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出版业的高度繁荣，“内部书”似乎已不再让人感到神秘，近年出版的“内部书”，更给人一种打着“内部”的旗号作促销的感觉。目前，备受一些人青睐的倒是一些未标“内部”字样的港台出版物。毕竟，时代不同了。

　　(来源：《北京日报》2006年7月3日，作者：总参谋部 王晓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