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基层 新拓荒运动？

　　“广阔天地，大练红心。”曾几何时，农村、基层曾是大学毕业生向往之地，引导他们的是政治热情和革命道德，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农村、基层又成为大学生选择职业的方向，可是，在商品时代，政治热情和革命道德毕竟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吸引力。

　　一方面，基层要发展，人才极缺，一方面，大批大学生毕业即待业，为了解决此问

　　基层，凭什么爱你？

　　走进福州鼓东街道办事处，林彩铃正在更新鼓楼楼宇推介中心网页上的楼宇信息。这位2005年毕业于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校的大学生深得街道办事处同事的称赞，“肯干，又懂干”。

　　2005年春节过后，小林正式到岗，被分在经济发展办，负责辖区内闲置楼宇的推介，以及为落户鼓东的企业办理各项证件。如今，小林已经成功推介了十几处楼宇。因为对现代办公设备的熟悉，办公室的一些材料录入都让小林一手包办了。

　　“大学生的经验，为人处世的技巧，肯定不如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同志。”为此，小林每次随领导去拜访企业，总是默默地学习领导跟企业交流的艺术；每次下社区，总是虚心学习老同志跟老百姓打交道的技巧，小林说，这些经验是以后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需要的基本素质。而街道的王书记评价，大学生领悟能力强一点，学习也快，而且对一些老同志的工作方式也有些触动，必将会有一个很好的前程。今后还打算通过实习留几个肯干的大学生，提高基层的基本素质。

　　省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范功庭认为：“一名本科生也许在大城市人才济济的单位里是很普通的，而到了基层则会被认为是人才，凭着知识丰富、观念新、综合素质较高等优势，大学生毕业生在那里会有更好的个人发展空间。”

　　基层，如何更引人？

　　虽然林彩铃表示对目前八九百元的工资和岗位补贴还可以接受，因为单位还缴纳了医保社保，比一些同学还更有保障，但她还是希望今后工资涨幅能再大一些。“八九百元刚好够我在福州一个人生活，日子过得有点紧，只有年终发奖金了才能给父母一些钱，觉得有点愧对他们。”

　　街道的老何为小林鸣不平，“街道大学生的工资是太低了，可有什么办法，没有编制，意味着财政不给你负担工资，全靠街道自酬。”因为小林是招聘的，并没有编制，奖金、节假日过节费都只有编制同志的一半，因为是新同志，总是承担最苦、最累的活，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

　　在城市基层工作的大学生更多的烦恼来自于待遇低，而6年前被选派到龙岩上杭某镇办公室的小陈，更多的是对基层工作和生活的不适应。“因为不会讲客家话，我无法和当地村民沟通，真的只能坐在办公室看看报纸。”半年后，小陈因为在基层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而选择到福州找工作。

　　“政府制定的各项措施能否落实，学校的一次性奖金资助能否到位，工作环境能否让大学生发挥才干，都影响着学生下基层的积极性。”福师大某系分管就业的大四辅导员说道。

　　同时，一名高校的社会学专家认为，在大学生下基层前，有必要组织他们培训或者实习，提早让大学生了解基层工作的特点和存在的困难，尽快调整好心态，做好吃苦的准备，以及在面临困难时该如何缓解心理压力，这样能让到基层服务的大学生更快地适应环境和工作，而现在这方面的培训比较不完备，特别是缺乏心理方面的指导。

　　记者了解到，“一村一社区一大学生”、“三支一扶”的各项具体实施措施正在制订中，包括正在实施的大学生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选调生在派遣前对下乡大学生进行培训。

　　下基层，准备出发？

　　下乡大学生考研、考公务员加分，减免助学贷款……政府的各项措施正引导着大学生到基层就业，那基层对大学生的评价又如何？到基层工作，大学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创卫检查，我们用手去掏垃圾，一位来实习的大学生留着长指甲，怎么也不下手帮忙。”这几年暑假，都有大学生到军门社区社会实践，社区主任林丹对许多大学生的印象是“不能吃苦”。林丹说，要想当好“小巷总理”，没有一点吃苦的精神可不行。虽说是在城市，走街串巷，入千家门，检查卫生时亲自动手，都是很苦、很累的活儿。邻里间会因为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吵翻天，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没有一些基层工作的经验和耐心，很难把基层的工作做好。

　　据了解，目前福州的一些高校正在与社区接触，共同合作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比如近期，鼓楼区与福建师大职业技术学院签订了双向服务协议，在10个社区设立大学生服务实践基地，每年派遣70名大学生在这里进行暑期实践服务。让学生提前接触基层工作，用基层的艰苦工作磨炼大学生的意志，也有利于双方的“双选”。

　　大学生就业之断代史

　　1979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毕业生毛入学率大约只有1%，可谓凤毛麟角，而如今，入学率超过了20％，2006年大学毕业生达413万。高校的扩招，让更多人上得了大学的同时，也让大学生的就业方式发生了改变，这可以由我们选择的3个不同时期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心态中折射出来。

　　1989年前 统分时代 皇帝女儿不愁嫁

　　1951年开始，国家决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除去“文革”的动荡年代，这一时期大学毕业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个人无需为毕业分配操心。

　　“那时候的大学毕业生，真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一串好单位排队等着我们挑。”作为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毕业生，李锋回忆说，当时大学毕业生数量很少，全国林学专业毕业生不过200多人，大量的用人单位到学校要人。几乎每个同学都有10多个单位可以挑选。李峰最终在毕业分配志愿表上认真地填写了回福建老家林场工作的意愿。

　　李锋说，虽然计划分配免去了找工作之苦，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择业的自由，也没有把握个人命运的自主权，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正是当时情形的写照。

　　1989年～2001年 双选时代 山不转水转

　　国家对大学生“统分”的眷顾在1989年画上了句号。这一年，国家正式推出“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取”的双向选择制度。作为1989届的厦门大学毕业生的陈女士第一次知道了找工作的概念，和她一样，80人的班级一半被分配了，一半人自谋职业。

　　“我们那年代上大学，哪会像现在的大学生一上大学就谈职业规划，到了快毕业了，方知大学已经不是国家干部的摇篮了，有些被愚弄的感觉。所幸的是，当时大学生都很精贵，找工作挺容易，甚至下海的比分配的找得更好。”陈女士说。

　　陈女士认为，从他们开始，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不用在一棵树上吊死。

　　2001年以后 择业时代爱拼才会赢

　　国家对大学生的“包分配”基本上在2001年后变得遥不可及。2002年夏天，小邱填报高考志愿时，就已经清楚地知道“上大学不等于找到工作”。果真，大二时，学校就开设了职业生涯规划，小邱提前感受了就业压力。

　　大四一开始，小邱就开始准备简历，参加面试，备考公务员，标准地加入了艰难的求职大军，忙得跟陀螺似的。校园里的年轻人坚信“爱拼才会赢”的道理，在残酷的现实中一次次搏杀。

　　如今，大学毕业生当中流行着这么一个简单的数学等式：“40%实力+40％关系+20%机会=一份好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