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伤害也是校园暴力行为问题

　　一提起校园暴力，我们往往能想到学生中的强者欺负弱者、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殴互残、学生打老师、老师打学生等。尤其是老师体罚殴打学生的施暴行为，在近几年的媒体报道中可谓屡见不鲜、层出不穷。比如：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报道说，新源县原开热格塔斯牧场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李三朋和吴凡因为说错了一句话，竟然招致数学老师刘新青长达一个小时的体罚；《海口晚报》报道说，海口群星中学一名初一的老师因为学生没有完成布置的作业对学生进行体罚，一位姓谢的家长告诉记者，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女儿说手疼，是在学校里被

　　“文革”期间，人妖颠倒，文化受蹂躏，斯文扫地，教师曾被谩骂为“臭老九”。好在梦魇终于过去，悲剧不会重演。然而，人世间的事情往往又这么怪：要么被打入谷底，要么被托上峰顶；要么臭不可闻，要么香得发晕。教育与教师方面似乎也无脱此窠臼。自从二十多年前教育工作者被说成是世界上最高尚神圣的职业（不知是依什么标准？）、教师被比喻为至死都不停吐丝的春蚕、被赞誉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被形容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后，舆论和媒体曾经长时间呈现一边倒之势，凡事涉教育与教师立即布满叠床架屋般的溢美之辞……但是，凡事都要有个度，一旦超出某种度了，势必造成物极必反的结局。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当前教育系统已经存在、层累成的许多问题，事实上已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了。此乃另一议题，姑且按下不表。

　　学生打学生尤其是老师打学生，一经披露即会被社会各界视为校园暴力，似乎已成为共识不需再作讨论。但是，精神伤害是不是校园暴力呢？这个问题却常常被人忽视、忽略或存有异议。而我却认为，精神伤害不仅应定性为不折不扣的校园暴力，而且还是一种甚至比肢体暴力更为严重的校园暴力。某某小学生因为被老师当众挖苦决不上学了，某某小学生因为被老师当众嘲讽而离家出走了，某某中学生因为被在大会上被公开点名批评自杀了，某某大学生因为被周边人歧视卧轨了……这些都是虚构的吗？不是，都是媒体上的公开报道。能够公开报道、进入公众视线的新闻，本身就是九牛一毛、挂一漏万，因受到精神伤害而诱发悲剧的事件，客观存在的与见诸报端的比例就可想而知了。

　　我说精神伤害也是校园暴力甚至是比肢体暴力更为严重的校园暴力，绝不是凭空臆断的骇人听闻式推论。如果说我前文所说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因遭受精神伤害而造成悲剧的提法都是概括式的概念性叙述，那么两年前发生在云南昆明的马加爵连杀四人案，应该是人所共知的。当然，我们可以义正词严、众口一辞地严厉谴责马加爵的残忍；但是，马加爵在事发前所遭受的、长期压抑在心底的精神伤害又怎能被忽略不计呢？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等于没有真正地找到惨案的病灶，当然也无法从根本上做到惩前毖后、亡羊补牢。

　　我说精神伤害也是校园暴力甚至是比肢体暴力更为严重的校园暴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它的危害往往是潜在的、与被伤害者相伴终生的，甚至能改变、决定一个孩子对人生、对教育的看法，从而派生出一系列对社会、对他人的仇视心理。假如受到精神伤害的学生、孩子，当时表露了、还击了、发泄了，也许还会好些；假如这些学生、孩子没有力量没有勇气这样做，而是将这种伤害化作仇恨深埋在了心底，后果会是怎样呢？媒体上经常有这样的报道：不良社会青年到学校里或在学校周边捣乱，不良社会青年殴打或袭击了某某教师。但是，这些不良社会青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为什么偏偏要到学校里或学校周边使坏呢？他们为什么非要去殴打袭击某一个教师呢？不能说他们都是当年受到过精神伤害的孩子，但也确是个值得思索的现象。

　　在大陆法系特别是我国的法制史上、法学术语中，一向是注重实体、实物、现款等方面的损害与补偿，而缺失与无视精神方面的罪错、奖惩的。但是，现行的《刑法》、《民法》中，却是明白无误地将精神赔偿写进了相关章节。这是一种观念的变革，也是法律的进步。因此，精神伤害也应走进包括校园在内的所有社会、人类行为的视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