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专家：一流大学之争是大学体制之争

　　本报时事访谈员 陈宝成 北京报道

　　王一兵

　　原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比较研究室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高等及远程教育计划专家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访谈动机

　　香港高校来内地招生，以及由此引发的“北大清华二流论”，实质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高校该如何面对高等教育全球化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北大清华真的可能沦为“二流院校”吗？这会对中国原有高等教育格局带来哪些冲击和影响？面对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挑战，中国高校有哪些得以立足的优势，又存在哪些制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中国高校该如何扬长避短，在高等教育全球化潮流中占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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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消息说，在该校已经完成的7个省份的录取工作中，广东、广西、江西和山东的4名高考状元将成为香港中大的2006级新生。

　　据介绍，其他获香港中大录取的内地考生，成绩均十分优异，高考成绩都排在省内前列。而且今年录取的考生英文成绩非常高，英语单科分数平均达130分以上(150分为满分)。在广西录取的考生中，英语超过140分的有3人，贵州省全部获录取的考生均在135分以上。

　　香港中文大学去年首度被纳入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今年继续通过统招在内地招收本科生。招生的范围更由去年的17个省份扩至20个省份，今年新增的3个省包括江西、贵州和云南。香港中大今年计划在内地招生250名。香港中大希望通过统招扩大招生范围至偏远地区，为全国优秀学生提供更多机会接受香港中大的优质教育。

　　———《香港中文大学已揽下4名高考状元》，7月14日《中国青年报》

　　“一流大学”之争乃大学体制之争

　　新京报：如何看待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一事？

　　杨东平：这是一个大好事，说明具有实质性的高等教育之间的竞争的实现。此前所谓高校竞争实际只是在国内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之间展开，但大家的制度环境、办学模式基本上还是类似的，不是来自不同教育体制的碰撞。

　　而这次香港高校到内地招生，其意义已经完全超越了“名校竞争”的概念———表面上是生源的竞争，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大学体制与我们固有的大学体制之间的竞争。

　　新京报：这会对中国原有高等教育格局带来哪些冲击和影响？

　　杨东平：冲击和影响是越来越明显的。近两年来，国内一些高校开始逐步按照现代大学体制来办学。比如复旦大学实行了“通才教育”的教学模式，让大一、大二的学生按照文理科分类，广泛充实自己；再比如北大以奖学金为主改革研究生收费制度，都显示了变革正在逐步用力。我相信，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将会促使这个过程加速，改变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陈旧、落后的高等教育制度。

　　王一兵：我们应当一叶知秋，客观理性地分析形成这种冲击的深层次原因，并采取措施逐步改变这种状况。如果仅仅现在“尴尬”一下，以后就习以为常，不去触动诸多深层次原因，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的政策开放到麻省理工学院可以或者产生兴趣在清华大学旁边办学，哈佛可以在北大旁边开办他们的分校，到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也许不难想象。

　　新京报：今后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的规模会是怎样？

　　杨东平：这个规模并不能完全受制于我们。对境外和国外高校而言，这属于学校自主权范畴。但我认为，由于地域的限制，香港高校的容量是有限的，它并不可能在数量上对中国内地的大学构成影响。我非常希望，台湾的大学能够对大陆开放，就像大陆的大学已经开始招生台湾学生一样。台湾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大学，两岸三地的教育开放交流对于中华文化圈教育文化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内地大学要迎接“全球化”挑战

　　新京报：不少人认为，香港高校来内地与清华北大争抢优秀生源，会使清华北大等高校成为“二流大学”。对此怎么看？

　　杨东平：清华北大到底是几流，并不在于它能够笼络多少学生，主要还是在于它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而在这些方面它的表现究竟如何，自有公论。“一流”“二流”本来就是很通俗的说法，不是严格的概念，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计较这些说法。

　　王一兵：如果将这种现象看作一种人才流失的话，香港本地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他们最好的学生往往也是跑到英、美上大学，而不是留在香港。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香港高校多年前就在议论如何说服香港当局放宽政策从内地招高才生到香港就读，以提升香港大学生的素质和香港高校在国际上的声誉。但如果有人认为香港从内地招到了几个高考状元，香港高校的国际地位就会马上上升，并能够把内地的一流大学变成二流，这种看法至少是无知。

　　新京报：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可以看作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缩影。高等教育全球化对中国有哪些影响？

　　杨东平：说老实话，高等教育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多年来还没有对我们的办学体制、教育制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尽管这种竞争和由此给人们带来的危机感越来越强，比如现在高等教育面临的学术道德滑坡和教育质量滑坡问题，但可惜的是，高等教育还缺乏改革的动力。

　　所以，进一步扩大在教育领域的对外交流、对外开放，可能是促进内地高校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尽管我们也颁布了《中外合资办学条例》，但是在中国，能做到合作办学的学校是非常少的，至今国内只有两所，宁波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分校和上海中欧工商管理学院，这跟我们各个领域的对外开放是极不相称的，所以我们只有进一步对外开放，真正拥抱高等教育全球化，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教育的发展。

　　新京报：与境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高校相比，我国高校有哪些优势？又存在哪些制约进一步发展的环节？

　　杨东平：中国高校的最大优势，就是中国有两亿多中小学生，有非常广大的生源。我们知道，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区域非常狭小，都在为生源不足而苦恼。与此对照，中国内地丰厚的人力资源是最大优势，而且迄今为止，中国内地的教育费用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比较低，这是它的一项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体制障碍和观念障碍严重阻碍高等教育的发展，近些年来在高等教育中出现了日趋严重的行政化管理和官本位现象。高校的独立性、学术的自主性、学者进行研究的环境、条件受到影响，一大批高校变成副部级，这不仅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目标相违背，也与2000年中组部和人事部提出的关于事业单位改革的精神相违。2000年中组部和人事部明确提出要逐步淡化、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但高等教育领域做得不好。

　　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不安心搞研究，愿意去当官，这是对学校学术气氛的破坏。行政化的管理和官本位的价值，无所不在的行政权力，评价、考核、填表、审批，干扰和占据了正常的教学科研，影响非常大，所以现在大学虽然比以前有钱了，但是学术的自主性、创造性受到了其他一些方面的束缚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