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 渐行渐远渐酷烈

　　文/徐肖楠

　　乡村苦难是要描写的，但并不是制造把玩苦难、夸大炫耀苦难、展览观摩苦难，把苦难变成惊悚和刺激，以苦难得心惊肉跳为荣耀，以苦难得触目惊心而自得。

　　随风远去的乡土

　　在中国社会高速市场化和消费化时期，乡土中国以什么方式构成它的现实存在？又以什么方式构成它的文学存在？想象的乡土文学与现实的乡土中国在哪种方式上能够一致起来？乡土文学是否能为我们创造一个向往的、怀恋的、久远的、家园的乡土中国？

　　市场化时代以乡土文学为名的乡村叙事，并没有纯正的乡土文学的文化和审美根基。在20世纪初的乡土文学世界里，现代人的生存被寄托于一个古典世界里，现代文明和审美意识被古典式的乡土生活所吸附，古典时代和农耕社会的耕读传家、怡情养性、寄情山水、适意田园以及教化的、人伦的、实用的家园聚居意识，都被乡土文学中的乡村世界妥帖安放。当田园式生活理想和古典的人伦社会形态流逝，乡土文学自然无以依附。

　　亲和的、纯朴的田园式乡土像一叶白帆随风远去，乡村题材作品越来越多地让我们感受到挽歌的哀伤与故土的怆然，更让我们惊异悚然的是，许多与乡村有关的叙事以乡土文学为名，扬帆鼓起市场化时代风行的欲望和利益向我们驶来，乡土文学成为纠结丑恶和苦难、权术和盘算的风水宝地。像刘震云、莫言、阎连科、贾平凹的一些作品，在一种对历史进行民间化扭曲的描写中，展现了权力支配下农民在贫困中沦丧、乡村生活中的私欲和丑恶、民间黑暗肆虐无忌、人性向畸形和邪恶变异等。这种变味的乡土文学已远离乡土文学本来的格调和品味，将欲望喧嚣和乡土变异的成分注入乡村，又以乡土文学名义来标榜其民间性的古典格调和传统品质。

　　在古典传统中，中国人对乡土的认知情感充满亲和熟悉的感受，而不是骚乱与躁动的意识。乡村是家园，土地是故土，乡土是联系邻里的风俗人情，也是亲切流畅的生活方式，是祖祖辈辈流传的纯朴乡情和安静田园。中国人长期耳鬓厮磨着这样的熟悉乡土，他们的生活具有简单的起点和终点，田园式生态造成了他们平静纯朴的心态，熟悉的乡土生活养成了实际、保守、狭隘、自足的情结，他们不喜欢变化，他们瞧不起、也淡漠和隔膜于陌生地方的生活，对远方的生活没有好奇心。

　　在市场化时代的文学中，古老的恋土守土情结伴随着中国乡村的纯朴一起被打破，乡村被狂乱地卷入市场化所标志的现代进程中。在孙惠芬的《褐马山庄》、毕飞宇的《玉米》、李佩甫的《城的灯》那样的乡村叙事中，乡村生命充满了躁动不安，贪婪与推动乡村现代化、破坏人性与创造生命被混淆起来而高唱。乡村人渴望像城里人那样去挣钱，他们不再恋土守土，而是充满欲望地离开乡土，去满足一种陌生的生活憧憬，即便那些留在乡村的人的生活也充满了欲望的躁动。

　　所谓新形态乡土文学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乡土文学吗？纯正的乡土文学是中国社会和文学从古典向现代转变时刻发生的特有文学现象，并不可以任意扭曲其内涵、改变其风格、生造其内容。2005年对贾平凹的《秦腔》曾有一些争议，有人认为这部长篇小说为乡土中国叙事画上句号。但莫言辩护说以《创业史》、《金光大道》为代表的乡土文学终结了，新形态的乡土文学方兴未艾，农民已融入国际大市场，所以乡土文学也在自觉地缩短与城市文学的距离，这是新形态的乡土文学。莫言以为有什么样的农民生活与有什么样的文学是一回事，以为只要与乡村生活有关的文学就叫做乡土文学，因此似乎对其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将开拓新形态的乡土文学充满信心。

　　乡村与市场化原本相隔很遥远，它与农耕时代的古典文明水乳交融。乡土文学是由古典与现代相交时的文化意味和审美感受决定的，乡土文学借用民间化内容表现了中国古典文人的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其中的乡土风情、社会理想和审美情感，逐渐成形为中国古典山水田园诗和归园隐居意识的现代表现。乡土文学意趣与其描写内容是相一致的，乡土文学的一些重要作品，如郁达夫、废名、沈从文的一些作品，不专事乡村欲望和苦难，其乡土文学意趣在对欲望和苦难淡化的情境中发生，表达人的纯朴和生活的平静，表达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有序的生活，一般不包含残酷的争斗，即使在乡土文学发生的早期，像鲁迅的乡土小说，也多半是一种淡淡的哀愁，少有畸形、变态、欲望、争斗的情景。

　　到了市场化时代，一些以乡村情景为叙事资源的作家，他们生活在城里，除了乡土意识便无险可守，而乡土意识却又被市场化意识所瓦解、所冲刷，他们难以具备重新创造乡土的能力，惶惶不安之下，除了不断耗竭朝夕不保的乡土情景和意识，便没有其他叙事资源和优势。但这样的乡村叙事却往往让他们志得意满、引人注目，因为这样的叙事与市场化的生存意识常常很一致，这种与现实一唱一和的意识，与贾平凹写出《秦腔》那样的作品有密切联系。贾平凹的《秦腔》把乡村生活中鸡零狗碎的琐事铺排出来，主要人物疯子张引生自虐自卑的莫名生存在其中非常醒目，故事想要表达什么是模糊不清甚至莫名其妙的，却让人感到生命在琐碎、平庸、畸形、争斗中的沉重无趣。然而，终结乡土中国似乎成了其重大意义和功绩。

　　这形成了进行乡村叙事的作家的叙事矛盾：他们既要礼赞古老的乡村，又要阿谀时尚的市场化，一方面守着逐渐流失以至异化的乡土叙事资源，一方面在乡村中涂贴着与乡村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像大楼瓷砖一样被贴在乡村表面的生活，或者像坐在工作室里的白领一样被盛在乡村盒子里的生活。作者把这个年代的观念生活和生存意识与乡村背景嫁接，把这些他们不熟悉的生活强行置放于他们熟悉的乡村中发扬光大，让一些传统鄙俗和民间丑陋以乡土意味的名义来形成看点。像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在对三姓村民们面临喉堵症巨大生存灾难的大肆铺排中，宣泄着各种猥琐生存欲望、崇拜着严密的权力机制。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关于当代乡土中国的变异描述里，家族仇恨、情欲放纵、本性焦虑、狂热欲望等混杂在一起，诸多丑怪、诡异的形象成为风土和历史的独特表现，乡土记忆成为丑陋猥琐的来源。

　　苦难丑陋的乡土镜像

　　中国传统中的主流文化意识与市场化时代的生存意识形成了新镜像，它们常常借乡土文学形式和民间话语名义来映射，在乡村生活和乡村社会中表现权术阴谋、利益争夺等。城市争斗向乡村搬移、官场权术向民间搬移的乡土文学情景，已突破了乡土文学原初的描写内容和主题，不再有纯朴和自然、田园与纯美出现，便难以再称为乡土文学。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在历史的乡村化变迁中贯穿起一个始终不变的主题：权力斗争。从“村长的谋杀”、“鬼子来了”到“翻身”、“文化”，都是新名目下的权力变迁，而没有权力的人仅仅成为权力的牺牲品。类似的内容在帝王小说和城市欲望叙事中也已泛滥横溢，把这样一些内容换个乡村背景表现，再加些民间风情，便可老汤换新药，让人耳目一新。

　　市场化时代已经没有纯朴的乡土生活可以去描写，于是一些作品常常在纯朴的乡土中编造出一些野性的肮脏、底层的阴暗、民间的丑陋、原始的狠毒，将它们涂上历史远景和时代色彩，与乡村苦难掺和在一起，为人们端上市场化时代的文学盛宴。这样的作品以民间和乡土为名义，让一些丑恶和阴暗有了得当的口实：原始的、野性的、愚昧的、非道德的，被认为是纯朴的、自然的、合理的，甚至是人性的。

　　莫言的《檀香刑》曾一时誉满天下，在山东高密乡民们粗糙野性的乡村生活中，在民间猫腔凄厉低迷的声音里，是对各种触目惊心刑罚的津津乐道和细致描摹，是把种种人性邪恶与丑陋演变成民间历史场景，并以乡野纯朴的名义展示在市场化时代的观赏生活中。阎连科的《受活》让残疾人、畸形人大量繁殖，自成一个受活庄，在健康人的世界之外自在地活着（受活）。受活庄所有的人都没有性格、思想、情感，道具木偶般活着，麻木呆滞、近乎白痴，却自得其乐。

　　乡村苦难是要描写的，但并不是制造把玩苦难、夸大炫耀苦难、展览观摩苦难，把苦难变成惊悚和刺激，以苦难得心惊肉跳为荣耀，以苦难得触目惊心而自得。人类的苦难，在根本的意义上是精神苦难，精神苦难与肉体苦难是一体的，描述肉体苦难是为了描述精神苦难并得到精神救赎，但市场化时代乡村文学中的苦难往往偏于单一的肉体苦难。

　　为了恶而恶的文学

　　这样一些乡村文学，推翻了人们心中对人性美好的追求，鼓舞着人们去追逐变态和邪恶，让伤害的无意识成长为有意识的伤害。那些乡村中民间化的历史充满了为欲望和利益不断地砍杀征伐，人成为最猥琐残忍的动物，互相有意识地欺骗残杀。有些作者和读者借乡村文学中恶的遥远来遮蔽和满足内心的丑陋，以这种形式来取乐和宣泄，他们对这些乡村叙事中的猥琐鄙俗、残害虐杀表现出极大的快乐。这么多的病态趣味、这么多的恶行故事，这样的乡村叙事到底要干什么？虽然这些乡村叙事中的情景都不是真实的场景，但是它们让正直和善良的人们感到了恐惧，因为它们渲染、张扬、鼓舞了人的邪恶和丑陋。

　　然而，这样的描写是这些作品赖以生存的根基，这些作品靠此起家、以此为生、用此诱人，对于一些作家来说，不这样写乡村，便可能无法生存。在市场化时代失去自己的写作可能或优势时，就去写自己熟悉的乡村，而写乡村就得去写苦难、野蛮和粗鄙的刺激，真正的美好和纯朴却在这种被有意制造的丑陋和苦难中瓦解，人性同情和风俗情景也被这样的描写扭曲变形。

　　这败坏了乡土文学的人性同情和风俗生活，甚至败坏了乡土文学中的人伦秩序，那些粗鄙的、过度的人性恶情景，在最早的乡土小说中并不重要，在郁达夫、废名和沈从文的作品中就更不允许存在。纯正的乡土文学多半描写人的尊严与美好，歌颂人性的纯朴与善良。过度粗鄙肮脏、贪婪嫉恨的描写，是对乡土文学的败坏和玷污，只不过假乡土文学之名而标榜和美化，将丑恶以纯朴的名义加以展示，将粗鄙以民间名义放置在乡土背景中迷惑人心。

　　虽然市场化时代古朴的乡村生活在不断颓败，但现实中颓败的乡村生活未必一定要变成文学中普遍颓败的乡村生活，同时，文学也不必去制造、渲染、夸大、炫耀乡村颓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