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籍旅美学者马大任和他的“赠书中国计划”

　　题记近日，温大图书馆的外文架上多了一批旧书。封面并不光鲜，书页或有旁注；从一些扉页上工整的中文落款，可以看出它们曾是大洋彼岸某知名华裔学者的珍藏。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没有“马老师”这个老乡，这些宝贝旧书不可能漂洋过海到温大。“马老师”是温籍旅美学者马大任。两年前，84岁高龄的马大任发起“赠书中国计划”，十几位耄耋学者四处奔波为国找书，号召全北美华裔学者把私人藏书赠送给国内大

　　“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

　　马大任说，“海外华人有如‘射干’，祖国是‘高山’，我们之所以帮助祖国发展文教事业，兴学树人，也是帮助自己和子孙后代。”

　　漂洋求学缘为国

　　86年前，马大任出生在当时的永嘉望族——马家，一个三百年世泽绵长的书香门第。家族中有5人列入《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他的父亲马公愚，便是当时闻名的书法家。

　　那年马大任初中开学，画了一幅画偷偷贴在灶间：一个小人，解开镬盖，热气腾腾，题为“开镬了”。“镬”在温州话里与“学”同音，意在“开学了”。

　　在弟弟马大猷的记忆中，在百里坊马家大院生活的十五六年，总伴着兄弟姊妹爽朗的书声笑语，而二哥是家里最聪明的孩子。

　　马大任后来在马孟容、马公愚诞生一百一十年纪念会上说，“小时候常见父亲写字、画画，非常想学，但是父亲认为书画救不了国，要我学习理科，以投身救国运动。”

　　烽烟相随，马大任没有办法成为书法家，他在江苏省立上海中学读书还不到两年，抗日战争便爆发了。

　　那时候大哥马大恢和堂兄马骅几个人组织了读书会，一起读《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据马大猷说，受这些“禁书”影响，几个兄弟相继投笔从戎。大恢和大任是“华北战地服务团”的救亡青年，1937年上海沦陷，两兄弟唱着“大刀进行曲”、演着宣传小品随军队一路撤退到了重庆。

　　父母没有阻拦儿子救国的道路。烽火连天，家书难求，身在法租界的家人，只能得知“人还在，一切都好。”

　　但其实那个时候，马大任没有经济来源，半工半读体味自力更生的艰难。马大猷说，抗战打了几年，二哥在中央大学就断断续续读了几年，先是在外文系，后来又应征入伍，在当时美国“飞虎队长”陈纳德将军的办公室任机要翻译，有了钱又回到学校攻读新闻系。

　　1946年冬，兄弟在北平相逢时，大任是当时国民政府宣传部国际新闻处的记者，负责报道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外事新闻。马大猷印象里，二哥就在吉普车上写新闻，大腿上的袖珍打字机噼里啪啦响，一篇新闻消息便一气呵成。那个感觉在今天说来，很“酷”。

　　但到了第二年暑假，二哥却令人意外地抛下了当时所谓“锦绣前程”，如同儿时“开镬”离开，但这一次他走得很远。

　　“大哥、二哥收到了美国大学的通知书，打算学完本事就回来。”马大猷说，虽说兄长在人家眼里是“天之骄子”，可是他们却想为国家带回一些有用的东西，“经历了战争的人都知道，中国缺什么。”

　　甲子乡愁集成书

　　或许，59年前，当轮船在大西洋的海面飘荡时，甲板上的马大任，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带回国的东西将是什么。

　　几十年来寻着答案，最终应了那句老话，“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他带回的不是别的，是一册册，一箱箱，一船船——书。

　　大恢、大任两兄弟到了大洋彼岸，消息来得更为辗转，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书信联络几乎中断，剩下的只有游子的乡思与慈母的挂念。

　　等他们有机会给父亲磕头，已经一晃30年。

　　马大猷说，1978年回国探亲，两个哥哥为国家当时的落后深感忧虑。此后五兄妹以父亲的名义建立图书基金，多次为温州中学捐款，到了1989年，累计上万元的款项在当时已经不是小数目。

　　但除了捐款，身为图书馆学专家的马大任，或许更清楚，缺书是一个问题。

　　马大任，1948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州新闻学硕士学位，10年后又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此后陆续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布道研究图书馆副馆长，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美国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馆长，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图书馆馆长等职务。1985年在荷兰退休后又受邀担任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东方部中文负责人，直至1992年“第二次”退休。

　　书，是他一生的职业，也是他与祖国最密切的联系。

　　1978年第一次回国的马大任，特地拜访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负责西书采购的副馆长梁思庄。梁思庄是梁启超的女儿，是他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的老学长。这次拜访，他记住了一句话：“北大已经十年没有买一本西书。现在可以买西书了，但是全馆没有一个人知道选购西书的方法。”北大尚且如此，国内其他大学图书馆缺乏西方书籍的情况可想而知。

　　中国图书馆馆藏建设主要途径有三种：采购、交换和赠书。为了避免外汇浪费，政府把图书馆采购西书的外汇集中在一家公司，由该公司统一采购，这便是“中国外文书店”，1973年以后改称“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

　　但在浩如烟海的图书书目中，非专业的采编人员只能随性打勾，不但使大学失去西方书籍的信息，而且减少全国大学的总藏书量。而当大学从教学型转向开发研究型，藏书的多少，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活动的成败。

　　去年3月，马大任在新泽西书友会上演讲时说：“大学本科三、五年的教学所需要的书很有限。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大学成立了研究所，还有博士班，教授也要作研究，大学图书馆就同许多美国的大学图书馆一样，成为研究图书馆。一个研究图书馆，像哈佛，雅礼的图书馆，比他们的本科图书馆大十倍到几十倍。中国的大学绝对无法把图书馆扩大那么多。同时他们所缺的书绝大多数是已经绝版，有钱也买不到。所以加强中国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建设是一个长期而且困难的问题。”

　　国内各个大学图书馆西书闹“书荒”。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坐在书堆里的他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自己身后的书。

　　在美国，学者的藏书只能送人或者扔掉，扔书还必须装在塑料袋放入废品箱，否则要罚款。找个相知的爱书人来继承“遗产”，无疑是学者们一大心愿。

　　经过调查，马大任发现这个未经充分利用的“宝藏”的价值。美国每位华裔教授或学者，家中藏书至少3000册，而在北美(包括加拿大)的华裔教授或相当于教授级的工程技术、社会科学人士约有10万人。这个藏书量是：3亿册。

　　耄耋奔波只因书

　　通过“google”上搜索“马大任”，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赠书中国计划”，还有老人为这个计划写的中英文号召信。

　　在今年纽约《中美军民并肩抗战纪念展》的祝辞中，他再度如此慷慨陈词：“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了，但缺少知识还是要挨打……为此，我们几个老人成立了一个小组，正在实施一个‘赠书中国计划’……”

　　马大任去年给自己写了这么一首打油诗，其中写到：“所以决定去找书，把书讨来送大陆。可能收到不会多，但是也不无小补。讨书有些像讨饭，求爷拜奶还枵腹。常常碰壁伤脑筋，还为搬书劳筋骨。”

　　他似乎总是为此奔走相告。

　　他的奔走相告，很快在纽约附近的学人、教授及其家属中得到支持。2004年，欧洲史的专家袁澄和国际经济学权威王念祖去世，他们的家属依据遗志把大量书刊、档案送给了“赠书中国计划”。马大任与同事们花了三个多星期的时间来清理一百余箱的书。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送来62箱图书；纽约市立大学下城医学院图书馆馆长胡千里先生送来40多箱的医学教材和参考书之后，继续替赠书工作组挑选纽约市各大学图书馆余书中可用的图书。新泽西州的宋安华先生收集了60多箱周围学人的赠书；张浩先生送给北京大学外语学院100多箱书。

　　鸡年过半，工作小组募集到一万多册图书，足够装满一个集装箱。

　　集装箱的运费和报关手续费用，由收书大学承担，平摊到每本书约为1到2美分，即不到0.2元人民币。收集书的其他费用——几千美金雇工搬运，各地奔波的食宿，纽约仓库的租金，则来自马大任他们自己的退休金和捐款。

　　2005年7月21日，他们联络运书公司打包装箱，起运地纽约，目的地中国青岛。中国教育部指定的“赠书转运站”正在那里，各个等待取书的大学有关人员也在那里。

　　2005年底，因为马大任的关系，温州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黄显堂授命赶赴青岛，从第一批“赠书中国计划”里获得2000册。他说，买一本原著要650元，而这些书一本只用一些运费。不久，他们又收到马大任老先生的来信，让学校进一步提供所需图书的书目和数量，以便自己“有所偏心”。今年1月，马大任在给温州亲友的信中说：“我还是为‘赠书中国计划’忙。忙着找书，找钱，想早点装满一个集装箱的书，运到中国。” 黄之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