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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地球最南端的温州人 女大学生戴芳芳将赴南极科考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21日11:32 温州新闻网

  那里冰雪覆盖,如童话王国一般圣洁美丽:那里气候莫测,刚刚还是艳阳天转瞬就袭来暴风雪:那里是人类生命的禁区,却有众多的科学家为了探寻自然的奥秘,欣然前往。地球最南端,你也许会慨叹,温州人的足迹遍及五湖四海,惟有这里只怕难以接近。

  其实不然。温籍女大学生戴芳芳将在月底登上德国的“极星”号科考船,去开启她的南极科考之旅。然而,在她之前,还有许多勇敢的先行者。

  我国极地考察事业是从1980年起步的,到今天已经进行了22次南极科学考察。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极地研究大国。在我国踏上南极的勇敢者中,值得温州人骄傲的是,已经有蒋加伦、刘小涯、陈宣华、杨丹、潘增弟等5名温州科学家。他们在冰雪世界里,领略了常人无法领略的美景,也遭遇了常人不能遭遇的艰险,但他们都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科考任务,对南极大陆他们有特殊的感情也有独特的感受。

  在戴芳芳即将启程前往南极前夕,本报记者带着敬意,上周特地来到杭州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拜访其中部分科学家。

  让我们认识这些南极英雄谱上的温州人。

  南极大陆的主人帝企鹅在迎接老朋友中国“雪龙”号(图片由刘小涯提供)

  戴芳芳日记

  感受柏林变迁

  8月6日星期日多云有雨

  在等待去南极的日子里,我的德国导师迪克曼教授建议王教授周末带我去柏林转转,他说既然来到了德国就应去德国首都看看!

  早上7时10分我们就出发了,先去车站买了周末票,这样今天就可以用这张票坐公交车了,可以少走很多路。我们先来到了柏林电视塔,电视塔有点像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电视塔的左侧是红色行政大厦,外墙全是由红色砖头砌成,现在还在维修,所以没能进去参观。右侧是一个雕塑群围绕着一个大喷水池,雕塑群由青铜雕刻而成,栩栩如生。

  再往南走就是雄伟的柏林大教堂,它在二战时曾被破坏,战后重修时保留了没被破坏的部分,因此建筑物的外墙颜色新旧不一,但是这并不影响它的外观,反而增加了历史的气息。过了柏林桥就是著名的洪堡大学,二战前这里是德国的学术中心,产生了数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历史辉煌。而今能获得洪堡大学的奖学金是每个学生的心愿。我还在洪堡大学的门口留了影,心中暗暗地想:如果我也能来到这所著名的大学学习,那该多好呀!当我还沉浸在自己的假设中,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菩提树下大街,这条欧洲著名的大街始建于18世纪,这里有一系列新古典建筑,如大使馆、宫殿、歌剧院等,绝大多数是在二战后按战前的图纸重建的。现代化的建筑和古老的宫殿交相辉映,也是现在和历史的融合。走过这条久负盛名的大街,我们来到了象征着和平的勃兰登堡门,用乳白色花岗岩筑成的勃兰登堡门是柏林的标志。

  往右一拐,就是帝国议会大厦。这里是德国最高行政领导人开会的地方。参观的人很多,我们排了半小时的队才能走进大厅,再经过严格的安检才能乘电梯到达帝国议会大厦的穹顶,这里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设计得极有创意,采用镜面层叠成多棱椎,尖底向下,能很好地将自然光反射到大厦里,被公认为柏林的标志性建筑。从这里可以鸟瞰全柏林的景色,我看到了建于1873年为了纪念普法战争胜利的胜利柱,柱子的顶端是金色的胜利女神雕像。在柏林的历史中还有一个地方是不可遗忘的,那就是查理检查站,在东、西柏林还未合并时,东柏林这一侧有苏联士兵执枪站岗,西柏林那一侧是由英法美士兵站岗,双方的士兵四目相对,各自坚守自己的岗位。而今已没有双方士兵了,现在游人在西侧见到站岗的“美、法、英”士兵,全是雇人扮演供游人拍照的冒牌货。

  最后一站是波茨坦广场,在这里我看到了一小部分的著名的柏林墙,墙上被涂鸦成各种形状的图案,还有有关柏林墙的图片和说明。在柏林这座城市到处都能感受到历史的气息。

  南极英雄谱

  蒋加伦鹿城人71岁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退休。1982年10月15日至1984年6月3日,国家南极委选派蒋加伦等人赴澳大利亚南极戴维斯站考察。

  刘小涯平阳人42岁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从事海洋生态环境研究。1992年至今,曾6次到南极进行考察,1次赴北极,成为世界上同时参加过两极科考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陈宣华乐清人39岁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2002年11月至2003年3月,参加我国第19次南极科学考察。

  杨丹乐清人31岁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海洋化学研究室工程师。2002年11月至2003年3月,参加了我国第19次南极科学考察。

  潘增弟鹿城人52岁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2005年12月至2006年3月,参加我国第22次南极科学考察。

  □蒋加伦

  南极的前驱

  蒋加伦先生退休在家,接电话时他轻声细语是个慈祥的长者。其实早在1982年,在我国的南极科考站还没有建设,各种条件都非常艰苦的情况下,看似一介书生的蒋加伦就肩负着国家和人民的重托,来到了南极的澳大利亚戴维斯站进行考察。

  那一次惊险的经历已经被多次记载:1983年2月3日,蒋加伦和澳大利亚生物学家伯克,驾驶一只小船,在南极爱丽丝海峡考察时不幸落水。冒着狂风,在零下15摄氏度的冰水中,他们进行了一次与死神争夺生命的拉锯战。最危险时,蒋加伦的体温已经下降到34摄氏度。他们在刺骨的寒冷中硬是挺了5个小时,才被直升飞机搭救到戴维斯站医务室。蒋加伦死里逃生,待身体恢复健康后,又继续留在南极,出色地完成了越冬考察任务。1984年6月9日,为了表彰蒋加伦同志献身科学、献身海洋事业的精神以及作出的贡献,国家海洋局党组决定给蒋加伦同志荣记二等功一次。

  那是亲历者不可磨灭的记忆,这一次将带领戴芳芳前往南极的极地科学家王自磐教授,就是蒋加伦先生当时的同事,他曾经对记者描述过他参加了那次对蒋加伦遇险的营救。

  见到蒋加伦之前,记者就听说他的身体不太好。果然先生告诉我,他身患糖尿病且有并发症,经常要去医院。那天中午天气太热,夫人一个人从医院取了一大包药回来。夫人说,他们婉拒了很多采访和社会活动,因为先生的身体实在吃不消。夫人是青岛人,能听懂记者和先生之间用家乡话进行的交谈。

  蒋加伦先生说,南极他去过两次,当时条件真是艰苦,但是科学家的责任高于一切甚至生命,所以他无所畏惧。当他得知温州已经有5名科技工作者去过南极,而且接下来还有一名温籍女大学生前往的时候,他很是惊讶。

  记者不忍心多打搅先生,小坐片刻,表达了敬意就匆匆告辞。蒋加伦伉俪要记者转达,谢谢家乡人民的牵挂。

  □杨丹

  南极的巾帼

  杭州文三路的街头,苗条纤细的杨丹出现在记者眼前。4年前27岁的杨丹踏上南极,她是到达南极科考的第一个温州女子。

  冰天雪地的严酷和暴风雪的暴戾与传统印象中女性的柔弱敏感简直是一种无法调和的对立。记者惯性地去关注她的女性身份。但是,杨丹却轻描淡写。她甚至跟我强调,因为有许多前辈去过南极,一切的风险和艰难她总是相信是有底线的,所以都能熬过来。

  杨丹遇险的那一次,发生在从中山站返回“雪龙”号科考船的过程中。在南极,两个地点之间的距离不能用直线来衡量远近,因为有浮冰,有复杂的天气情况,很近的目标有时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杨丹和5个同伴乘坐小艇从中山站返回“雪龙”号,因为另外一只小艇的动力系统出了问题,于是他们的小艇就拖着“伙伴”往回赶。这时,遭遇了南极特有的“下降风”,小艇无论如何都靠不到“雪龙”号身上去,眼睁睁看着“雪龙”号近在咫尺,他们却只能在岸边兜来兜去,整整24个小时。

  杨丹在“雪龙”号上呆了四个月,虽然船上设施很好,有游泳池还能常常聚餐,但是最向往的还是陆地。那一次航程,“雪龙”号在新西兰、澳大利亚、长城站、中山站四处停靠过。杨丹跟队员们一样,到了船靠岸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想要在岸上呆着。

  杨丹还说,去一趟南极不容易,所以每一个有机会去的科学家,都会本着工作能多做就多做一点的原则。去南极还有净化人的作用,经历过这样大的行动之后,重返日常生活,会觉得很多事情都看淡了。

  □刘小涯

  南极的常客

  刘小涯很忙,记者在杭州没能与他面对面交谈,最后通过电子邮件取得了联系。联系的时候正是台风“桑美”袭击温州后的第二天,刘小涯的父母都在平阳县城,作为一个长期为了科学事业而在外奔波的硬汉子,他对于自己的付出只是以很平淡的一句“那是我的工作”作为总结,但是作为一个不能亲自在父母身边奉养的儿子,他也有自己柔软的牵挂。记者问他台风中父母可好?他说,还好,刚打过电话问候,父母都还安好。

  记者:您几乎可以算作是南极的常客,您还记得第一次进入南极时的感受么?据说进入魔鬼西风带,每一个人都要呕吐晕船,您是怎么扛过来的?是否第6次去的时候,已经习以为常了?

  刘:南极是个冰雪王国,是个童话世界,也是令无数人向往的地方。当我第一次进入南极时想到我终于到了盼望已久的地方了,绚丽的极光、可爱的企鹅和形状各异的冰山,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令我惊奇和兴奋。南极考察西风带是必经之路,进入西风带船摇得太厉害,人是站不住的,只好躺在床上了,躺在床上还得用两只手抓住床边的,两只脚要撑住,要不就会像皮球一样滚来滚去的。南极原本就是考验人生意志的地方,而西风带更是这样。

  记者:温籍大学生戴芳芳是第一次去南极,此前她在亚布力进行过集训,您作为同乡的科学家有丰富的极地科考经历,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她?

  刘:进行过集训应该比较了解了,只是南极很冷、紫外线很强,只要注意保暖和防紫外线就可以了。外出跟着老科学家不会有问题的。

  记者:在南极最难忘的是什么经历?

  刘:参加中国第十三次南极考察的经历最难忘。我们科考人员前往南极考察除了要完成自己的科研任务外,还要做好卸货任务,给站上补给科考物资,清除建筑垃圾等,在这时我就成一名水手了,跟艇卸货、带缆绳。记得有一次小艇上装满建筑垃圾往大船运回,到处都是冰山和浮冰在包围着,小艇的驾驭室是在后面,垃圾装在小艇的中间,装得很高挡住了驾驭人员的视线,所以我就爬到了垃圾上面指引方向,小艇在冰山和浮冰的缝隙里艰难穿行,突然小艇向后倒退,撞到了小冰山上,我一下子就从上面摔了下来,当时摔到甲板上时我的头是抬着的,爬起来向后一看,我的后脑部位正对着两支像铁钉一样尖的铁家伙,当时我的头若不是抬着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记者:在南极科考,远离亲人,思念是什么滋味?

  刘:前往南极考察中思念常常伴随着我。常常每当夜深人静时,我走到甲板上望着漆黑的夜空和无边无际的大海时,心里总会充满着对亲人深深的思念。记得参加第十八南极考察期间,一次冰上卸货是大年三十,我在冰天雪地里值班,脚底冰下面就是几百米深的大海,那晚雾很大能见度极差,天又下着鹅毛大雪,身上穿着连体服不太透气,只要干活出汗了浑身就很难过,有时干脆就歇下来坐在冰上,任凭大雪落在身上也懒得动,一会儿就变成雪人了,就这样,我一直值班到第二天早晨。(记者包璇漪)

来源: 温州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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