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通识教育一年实录：各部门之间博弈与妥协

　　渐进式的改革思路体现了改革者宝贵的稳健心态。

　　撰稿／陈统奎(记者) 梅璎迪 陈 燕

　　赫赫有名的复旦大学麾下，有一个蹒跚学步才满一年的复旦学院，那是这座百年学府探索“通识教育”的改革产物。

　　8月14日，复旦学院刚刚举行了隆重的周年庆典。9月，则迎来了又一批新生。3000多名刚刚跨入大学的学子将走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内大学生的求学道路。

　　在专业教育盛行的土壤上推行通识教育，相互间的角力尽在不言中。复旦大学毅然在全国第一个推行自主招生，其真正用意正是避开传统专业院系的阻力，为通识教育搭台唱戏。“中国的通识教育之路正在重新开拓。”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

　　力量博弈

　　一年通识教育，三年专业教育，这就是复旦探索通识教育的“1＋3”模式。复旦学院借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住宿学院”的做法、承续中国书院文化传统，建成以复旦历史上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名字命名的志德、腾飞、克卿和任重四大书院。

　　从去年开始，新入学的复旦新生将不分专业、不分学科、不分地域，混合重组到四大书院中，每个书院拥有独自的院徽、院训、院服、场所。书院又设立10或11个大班级，每班90余人，涵盖了全校73个专业。每一间宿舍6个人，来自6个不同的专业。

　　如此一来，这些

　　“我们当时的确担心会有很多学生一窝蜂涌向热门专业。”复旦学院首任院长熊思东坦言。有这种担心的人很多，特别是一些冷门专业的院系主管。

　　复旦学院启航之初，有一番景象耐人寻味。“白天学生们在复旦学院上通识教育课，晚上一些院系主任召集本专业的学生开会，宣扬专业教育精神。”复旦高教所的张晓鹏教授对《新民周刊》说，“这种现象很有趣，一方面说明通识教育改革的阻力不小，另一方面也表明专业教育感受到了传统教育的压力。”毫无疑问，传统的专业教育理念的保有者和既得利益者是这场改革的障碍。

　　这种景象文博系的孙颖颖经历了三次，这一年来她参加了三次本系会议，令她印象深刻的是，每一次系主任都出面。第一次是刚进复旦时召开的“见面会”，“系主任明显表示出希望大家留在本系的意愿。”第二次是第二学期初的“选课指导会”，尽管孙颖颖抱着转专业的愿望，但是在“晚学不如早学”的“指导方针”之下，她还是选了本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第三次则是6月份院系交接前，会议主题是“尽快融入新的集体”，他们这些被寄养的“孩子”被要求认“爹娘”了。

　　历史系一位女生说，在“选课指导会”上，本系指导老师告诉他们，其中有一门必修课一定要选，如果错过这次机会，今后4年内这位老师都不会开这门课了，这就意味着她4年后会因缺少这门必修课的学分而不能毕业。听指导老师如此“叮嘱”后，她自然选了这门课。

　　在复旦学院，学生已拥有自由选课的机会，这是通识教育赋予学生的选择权，称为“自由选修制”。校长王生洪在那次公开演讲中曾引述19世纪末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的话，对此进行阐述——大学应该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让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科目，这可以进一步培养和训练他们的自我责任感，他们步入社会以后会将这种责任感发展成对社会的责任感，这才是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课程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课程的过程本身。

　　张晓鹏说，当代社会更是一个“选择的社会”，人们面对无穷无尽的机会，必须做出尽可能正确的选择，大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帮助学生学会选择，而这正是通识教育的崇高使命。

　　然而，复旦学院首推选修制，似乎显得波澜不惊。在学生学习自由和指导控制之间，复旦大学的改革者谨慎地尊重后者，让原专业院系指导学生选课。显然，在各个院系的“选课指导会”上，固有的“专业教育”理念多少影响了学生的选课自由。

　　“并没有发生预计中的大波动，今年，新生转专业的需求小于学校提供的机会。”熊思东在8月14日的典礼上流露欣喜之情，当初让人担心的学生们利用转专业宽松政策争相涌向热门和时髦专业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学生的理性选择。来自志德书院的朱云告诉记者，由于复旦学院独特的住宿制度，让不同专业的学生住在一起，可以“在宿舍中可以看到其他专业的同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转专业时不再只是凭着“一腔热血”。

　　以往，由于“院系差别”而造成的转专业“一窝蜂”现象极为明显，“热门”专业的考试竞争激烈。这些院系以笔试和面试来筛选学生。用熊思东的话来说就是，“不限制专业申请，但有准入门槛”。显然，这些门槛不是今年专门设置的，但是改革者“过河不拆桥”，有意利用旧制度，避免改革出现大风波。

　　孙颖颖告诉记者，她申请转念国际政治，面试通过了，但是笔试没过，没有成功。在准入门槛的护航下，复旦学院计划提供550个申请名额，约占学生总数的15%，结果只有506人提出申请，经筛选，最终有293人成功转专业，和往年的比例相差无几。这是改革者乐于见到的局面。

　　复旦改革者并未急于求成，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绕开传统专业院系另辟战场，以退为进的改革路径，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思路体现了改革者宝贵的稳健心态。

　　“1＋3”模式背后

　　先通后专，曾被某些国家奉为大学本科教育的“真经”。复旦的“1＋3”模式，说直白了，是改革者在的急切心情之下，“曲线”推行通识教育的结果。

　　任何教育改革的推行都跟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息息相关。譬如，1930年代初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他是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先行者。这位清华早期的留美学生，从美国接受了通识教育思想，回清华担任教务长时，就提出大学本科四年的课程应当按先通后专来设置——第一年实施通识教育，第二年再进入专业领域。1931年梅先生当校长以后，进一步主张：“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多次在不同场合回忆梅先生在中国探索通识教育的经历。

　　当年梅先生的“第一年实施通识教育，第二年再进入专业领域”探索已经被复旦今日之“1＋3”模式吸收。王生洪说，这种模式“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去努力探索”。

　　可以说，“1＋3”模式是复旦上下求索，以及各种力量、各个部门之间博弈与妥协的结果。据说有些教授提议施行国际通行的“2＋2”模式，但是主政者最终没有采纳。

　　当不少人还在为“1＋3”模式与“2＋2”模式孰优孰劣争论不休时，张晓鹏教授提醒说，复旦通识教育应当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重走日本的弯路。张晓鹏说，通识教育是一个平衡器，它应当贯穿整个大学生涯，并非前一个阶段接受通识教育，后一个阶段接受专业教育。日本大学在

　　日本大学曾经普遍通行“2＋2”模式，前两年由教养部实施通识教育，后两年由各学部实施专业教育。1991年，日本上下深刻反思这种模式，认为这种模式割裂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安排针对性不强，内容缺乏前沿性。当年，全日本32所国立大学中有31所取消了教养部，改变“2＋2”模式，采取多种形式重新组合本科课程，保证“四年一贯”。

　　根据2003年日本的一项调查，在日本国立大学中，已经没有一所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分开单独实施，将此两者区别开来但力图使之保持有机联系的占46.3%，将两者有所区别、同时一些课程包含两者内容的占43.2%。

　　唯一一所没有改变“2＋2”模式的国立大学是东京大学。时至1996年，东京大学调查显示，学生对东大本科教育感到满意的只有28%，而不满意的已经达到34%。特别是，六成以上的同学提出希望超越专业领域，掌握更为广博的知识和学习方法。

　　“这样的数据表明短期的通识教育对于学生的要求而言并没有得到满足。”张晓鹏说，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非势不两立，外界千万不要将复旦的“1＋3”模式理解为“1年通识教育＋3年专业教育”，校内更不能形成这种错误的“共识”。张晓鹏特别强调，虽然复旦学院是复旦大学开展通识教育的主要载体，但开展通识教育并不仅仅是复旦学院一家的事情。

　　1996年，东京大学不得不设立了由教养部和各专业学部双方代表参加的教务联络委员会。成立这个机构，就是为了克服权力分散带来的缺陷，形成了一个全校性的本科教务常规调整机构，搭建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沟通桥梁、协调机制，从而保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走向有机结合。据了解，46.4%的日本国立大学设立了这种全校性的协调委员会。

　　复旦改革者目前还没有设立类似的全校性通识教育统合机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矛盾协调，尚未列上改革日程。记者在复旦采访得知，就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设置，目前复旦学院与学校教务处就持有不尽相同的意见，更遑论复旦学院与传统专业院系的课程衔接了。如果没有一个协调机制，复旦学院和传统专业院系的理念磨合将停留在纸面上，将通识教育进行到底可能只是一个梦想。

　　王生洪指出，通识教育所排斥的，正是当前被高度片面化和极端化的专业教育。但是由于专业院系的惯性力，如果没有课程体系的衔接保证并打造科学合理的专业教育，学生们一年后离开复旦学院，回到传统专业院系，可能很快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向着本专业以期修满学分毕业，因为，颁发毕业证书的是专业院系，而不是复旦学院。

　　蹒跚学步的复旦通识教育能否避免重走日本的弯路？人们将拭目以待。

　　一年改革得失录

　　“选择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满足个体的兴趣，激发学习的动力，但也会给‘懒汉’以借口，给‘势利’者以可趁之机，从而使通识教育的目的化为乌有。”这是王生洪的隐忧。

　　遗憾的是，担忧在一定范围内变成了事实。最典型的例子是导师咨询制。这是复旦学院搭建的一个平台，每周二下午4个小时有5位来自不同院系的博导、系主任等组成一个导师团，集中在10号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学生们可以前来咨询，大到专业发展，出国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好制度，但是好制度不一定有好效果。起步之初，“每天前来咨询的学生甚至不如老师多”，3700多名学生中前去向导师咨询的学生寥寥无几。这正是王生洪所担忧的景象：搭了台却无人唱戏。一年中，唯有转专业前一段时间，导师团办公室才热闹了一阵子，平时冷冷清清。

　　一位“坐班”回来的导师曾跟张晓鹏教授探讨，怎么学生就不来呢？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了复旦学院近10位学生，其中只有一位学生去咨询过，那是因为自己系主任“坐班”，她过去问问本专业的前景。

　　“生活的问题问辅导员，学习的问题问学长，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导师交流。”这是学生们普遍反映的原因，一句话，“去了不知道跟导师说什么”。

　　“只要接受就好，课程建设无需学生参与，让一个都不懂怎么做菜的人去菜场选择买什么菜，这如何能行得通？”就课程建设问题，复旦学院副院长王德峰反问记者。而导师咨询制这样一项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的制度，在设置过程也没有让学生参与规划论证。

　　复旦学院成立了包括15名专职导师和82名兼职导师的导师团，每名导师均从各院系知名教授中选出，导师与学生的比例约为1：38。分派下去，每个大班级有2个导师。“你知道你们班两个导师的名字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孙颖颖笑了，她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问她一年间跟导师见了几次面，答曰三次，不过每次都是在90多人的全班大会上。她因为“怕麻烦”没有主动找过导师，自然也就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了。

　　复旦学院希望借鉴的国外导师制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例，每一位导师指导3—4名学生，按这个比例收学生，决不敷衍了事，导师为学生学习提供全过程的个别辅导。

　　“学生与导师一般每周见一次面，时间在3—4个小时。这使学生的问题，包括课上的和课外的，可以得到及时的解决。”剑桥大学副校长伊安·莱斯利7月前来上海参加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时介绍说。相形之下，复旦学院尽管提供了导师团，但是与导师制教育方式依然相距甚远。

　　另一个颇被推崇的制度创新是书院式住宿制度，复旦大学有关负责人的说法是，“所有新生不分专业，共同接受全校性的学业指导和生活安排，学生的交流机会增加了，视野拓宽了，对专业的认识更加理性了，自我认识也加深了。”

　　事实上，一年朝夕相处，学生们还有自己别样的感受。

　　“我不知道怎么重新开始去和她们说话，也不知道我的这种尝试会不会有效。”文科生陈静曾沮丧地坐在寝室一角，背对着所有室友。不用回头，她就能感觉到令人窒息的沉闷同样也压抑着其他室友。整整一晚上了，还是没人和她讲一句话。仅有的几句“人声”，也不过是发泄式的打哈欠或是偶尔的一两句自言自语。

　　和陈静这个文科生同宿舍的是来自于统计、计算机等理科专业的学生，在第一个学期，她们的磨合就显得异常艰辛。“我喜欢普希金，喜欢聊意识流，但她们显然对此毫无兴趣，甚至反感。从她们那里，我所能听到的只是程序、升级之类我根本无法插上话的内容。文理学生混住，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彼此间太不相同。”

　　“一年时间毕竟不长，文理学生的交流更多的是生活沟通而不是学术贯通。”腾飞书院的娄寅觉得“有限交流”让他和室友的关系总是“缺少一部分”，“专业聊不起来，生活又无太多可聊，冷场无可回避”。

　　志德书院的朱云则说：“文理学生的生活习惯不同，文科人很早就睡觉，而理科往往很晚才睡，有些理科老师担心我们文科生把理科生带懒了。”

　　复旦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张恽说他了解学生的尴尬，他把问题归结为“时间”：“第一学期确实有不少学生反映宿舍关系冷淡，但随着互相了解时间的增加，冷淡逐渐也会转为热络，沟通确实需要时间。”

　　这场通识教育还远未到乐观的时刻，事实上，复旦的通识教育只不过刚刚启航。

　　8月27日，复旦学院新生报到的日子，张晓鹏向记者传来“两大喜讯”，一是复旦学院首推50门通识教育课程，课程体系改革迈出坚实的一步；二是导师团数百名导师将直接入住书院，“像住院医生一样直接给学生们提供专家门诊”，导师制有了实质性的进步。

　　看着复旦学院如此进步成长，张晓鹏满含欣喜之情：“一方面体现了复旦的改革决心，另一方面体现了复旦渐进式的改革智慧。”-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