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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硬汉背出山里娃的希望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08日10:42 光明网

  从保靖县城出发,向西南方向拾河而上,沿山间小路走,趟四条小溪,穿八个村寨,跨五个山头,便来到“鸡鸣三县”海拔千余米的万云山山口。放眼望去,只见两百来户农舍东一块、西一块画一般地镶嵌在青山绿树间,捉迷藏似的时隐时现。这就是湖南省定特困村——牙吾村,一个穷得落俗的村屯。村子里有一个一心一意守望山里教育,坚强如大山般的硬汉子,他三十年如一日地蹲守在大山里,耕耘在大山深处,用单薄的双肩背负起大山的希望。他就是保靖县普戎乡牙吾村教学点的土家族教师周玉树。走进牙吾村,提及周玉树老师,

村民们便滔滔不绝:有的讲,学校是周老师苦苦撑起来的;有的讲,学校是周老师一天天背起来的……撑起来的也好,背起来的也罢,这里面有着一串串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故事。

  弟继哥业,紧握教书育人接力棒

  1976年,周玉树高中毕业回到家里,生产队长叫他当秘书,他拒绝了;喊他做会计,他推却了;接下来的一件事,让他当教师,他心动了。“当教师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再说上牙吾村小的老教师年岁太大也教不起书了,学校已停办了半年多……”周玉树深情地回忆道。村里孩子知道周玉树要当自己的老师,高兴地彻夜难眠,趋着月色拔草、擦窗,扫土台,将教室的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第二天一大早,周玉树走进教室惊呆了:10多双如饥似渴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黑板上写有“老师我要读书”,下面还有10多个孩子歪歪斜斜的签名。周玉树来不及多想,眼泪夺眶而出,一把抱住10多个孩子,双手久久没有松开。

  初上讲台,周玉树感到很为难。自己虽有文化知识,却没专业知识,往往一堂课下来,不是学生睁大好奇的眼睛直摇头,就是自己手忙脚乱满头大汗。为此,他曾抱怨过自己,也有过想放弃的念头,然而打“退堂鼓”不是他的性格。为教好村里的孩子,周玉树没少动脑筋。白天,他认真教书逗孩子;晚上,他圈圈点点备课钻教材。一到周末,他便带上课本和笔记去20里开外的乡学区,和周边永顺县对山小学、龙山县坡脚小学,向有经验的教师请求教学方法。他的义举深深感动着三县边区的教师们,就是凭着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他“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很快掌握了教学的基本要领。备小棒、发红花、送五星,周玉树学着别人开始像模像样地组织教学,孩子们学习的兴趣一下子提起来了。周老师不但教学生书本知识,还教学生数油菜的花瓣、青蛙的脚杆,大自然成了周老师教孩子的“活教材”。

  白天教孩子,晚上教大人,周玉树把自己教学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山里孩子智力开发迟,说话也结结巴巴,不如城里人流畅。很多孩子成天还是“伊伊呀呀”一口流利的土话。为让孩子们会讲普通话,周玉树颇为动容,从咬唇发音一字一字地教,一句一句地纠。1985年,他还瞒着妻子花了两个月的薪水从县城偷偷买了个《高科技产品》——半导体收音机。一有空就打开让学生听,要学生逐字逐句跟着讲,跟着学,慢慢地学生一个接一个地能用普通话交谈、答问、讲故事了。

  1986年,自己的堂哥周玉文因肺结核严重感梁抱憾西去。堂哥生前支撑起了20多年“袖珍学校”——下牙吾村小面临着停办的危机。学校是去是留?大山里长大的周玉树有着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没等领导挨边,周玉树二话没说,就已悄悄拿起了哥哥留在讲台上的那根光溜溜的教鞭,卖力地挥着。这一挥就是六个年头。六年里,周玉树上午教下牙吾孩子,下午教上牙吾娃崽,一天时上时下放风样奔波在村里两学堂,苦苦支撑着山区教育的大厦。

  尽管牙吾村小远离其它学校。领导也很少过问,但周玉树在教学常规的执行方面都是按中心学校的规矩去要求自己,他用的作息时间表、课表都与中心学校一模一要,并把它张贴在学校显眼的地方,让过往村民共同来监督自己,把自己工作的弦绷得很紧。

  背教材,背学生,背出大山的希望

  牙吾山大沟深,溪沟纵横,山高路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很少用挑,不管男人、女人都是青一色的背。村民们背包谷、背谷子,背农家肥,背一年的收成;周玉树背教材,背砖瓦,背农家娃,背大山的希望。村民讲,周玉树腰杆硬扎,别人走两、三趟背的东西,他一肩背。每学期开学前几天,他都要爬山涉水用自己特制的大背笼把教科书,笔本,一捆捆背进大山。

  1986年秋季,普戎学区实施学校布局结构大调整,决定将牙吾一村两校合二为一,这样下牙吾村小就撤并入上牙吾。周玉树除要像以前一样教一村孩子外,每天还要义务地带下牙吾村屯10多个孩子上学、回家。牙吾村住户分散,两百来户人家分上、下两个村屯(上牙吾是第二、三组,下牙吾是第一组)隔六、七里路,被一条没膝深的小河自上而下连接着。河的两边是高耸的石壁和陡坡,一条杂草篷篷的山路在乱石间顺着河沿走,时左时右,从上村到下村一共要涉水过河十三次。为了学生的安全,他像个喊工的,每天早上满寨子窜,喊三遍学生,等学生到齐,来到河边一个个背过河,走一阵子,又脱掉鞋袜,挽起裤管一个个背,往往走一趟学校要脱十三次鞋袜,挽十三次裤管,趟两百多次河。20年来,他就这样硬撑着,安稳地渡送着村里的孩子。采访中,笔者扮出着手指和他算了一笔帐:按最低标准每天背送还12个学生计算,他要脱26次鞋袜,涉水过河624次,一年按7个月210天上学日计算,他一共要涉水过河131040次,二十年要涉水262万多次;再看他背送的重量,按12个学生,每人25斤计算,每天他背起又放下,放下又背起的总重量有7800 斤,一年背放的重量达163.8万斤,二十年却高达3276万斤,相当于四、五栋三层楼房的建材重量;最后再看他涉水过河的路程,按河面最窄处四米计算,每天要涉水2496米,一年要涉水524160米,二十年有10483.6千米,相当于深圳到张家界一个单边航空路程。村民讲:周老师不分天晴落雨,刮风下雪,背了我们山里几代人上学读书,背送的学生足足有300多人,光背出大山的就有80多个,有的到省城州府,有的在县里做官。而周玉树仍就清贫如洗,空守大山,像小渡船样风来雨去默默无闻地渡送着学生。在他的努力下,山里的孩子都接受了最起码的学校教育。

  1989年,二年级学生张金玉被毒蛇咬伤,浑身肿得像水桶。为不耽误小金玉的学习,周玉树毅然背送着她来回辗转了一个多月。“我和周老师的深情厚意,刀砍不断,火烧不掉,如不是周教师,我可能一辈子也挪不出那个穷山窝……”每每提及周教师,为过人师、现又在县教育局上班的张发军一脸地感激。原来,本该到上学年龄的张发军却因先天残疾,腿脚行走不便只好望校兴叹干着急。为动员他上学,周老师费尽了心机,头两趟登门,家长还算热情,倒杯水喝,后来一趟不如一趟,甚至借口有事躲开,最后干胞把大门反锁上,周老师就耐心地一次次上门拍门,一次两次,一共去了八次。门开了。周老师一把抓住张发军往肩上一扛,上杠下,扛了两个年头。

  人若在,心就在,哪怕最后一口气也要留讲台

  “山里条件差,孩儿们读个书,认个字不容易呀!”生于斯,长于斯的他有着切肤这痛。学校是地主手上留下的烂仓库,一逢狂风下雨,就“吱吱呀呀”作鸣,孩子们常常被这种怪叫吓掉了魂。带着对山区教育事业的无限挚爱和改变学校“风吹房屋颤,雨落水满堂”的穷困,周玉树硬着头皮,不知多少次打着火把推开了村支书的家门。“书记,娃儿们上课的条件实在太差,你得想办法帮我们建个像模像样的学堂,没有砖瓦我去烧,没有木料我去砍。”周玉树的热情深深打动了村支书的心,也感动了全村的乡亲们。砍木材,抬木料,烧瓦、砌墙,他总是冲在最前面,手打起了血泡,肩抬破了皮,从没言一声苦、道一声累。3间共120个平方的新学堂,只眨眼工夫便在孩子们期盼的眼神里竖起来了,在学区领导掌声和炮竹声中立起来了。爬杆、乒乓球台等新鲜玩意接二连三地来了,山里学堂和山外俨然一个样,孩子们乐了,周玉树笑了。

  山里贫穷,阻挡了孩子们求学的脚步,每期总有十来个学生读不起书。为此,周玉树每年除了要赔上大几百块钱外,还要在秋日里上桐子、打楂子,一背一背地背到乡场上卖掉,换些花花绿绿的小钞票。特别是刚开始教书的那十几个年头,从年头苦到年尾还吃不上年饭肉。乡亲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致赞同将村里唯一一口面积约8分的山塘送给学校养鱼,来增加学校收入。周玉树如获至宝,双休日总要背牛粪,割青草悉心喂养,年尾还要一个个捞出大背大背的背到山外卖。1994年冬,离除夕还有两天,那天,雪下得很大,周玉树想赶在大年三十夜前,将鱼卖个好价钱,为学校多创些收入,冒着剌骨的冰水,他跳进山塘里捕鱼,一干就是好几个钟头,等上岸,脸变得铁青,嘴唇冻紫,下肢已完全麻木,无力地躺在雪地上,乡亲们含着热泪,将他抬进家里,只是他明显感觉到自己不能很好地站立了。那一年他才40岁,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学校也刚刚建得像个样子,他叫爱人汪秀梅从屋梁上吊下绳子,让脚套上,作反复地上下运动。凭着惊人的毅力,瘫痪一个多月的他又奇迹般地站立起来了。周玉树是个干一行,爱一行的人。山里从来也没派动过一个山外的老师。因为地处太偏僻,又属教学点,学区领导几年没来一次,而周玉树并没有让自己得过且过混日子,一天忙碌地像个春耕的农民。他说:“做了牛就不能误春,每每看着孩子们撑着破雨伞或顶着烂薄膜来上学的情景,自己心里就隐隐作痛。”也就因为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不止一次地坚定了他与大山厮守一辈子的决心,从来没有一丁点离开的念头。

  要给学生“一杯水”,首先自己得有“一桶水”。在现代知识信息大更替、大飞跃的时代,周玉树不断给自己定位、加压,用他的话讲,那就是教师要有“新鲜水”、“长流水”。三十年来,他几乎每年都要自觉订阅两份有关教育教学方面的报刊、杂志来充实自己的大脑,努力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可以说,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他把自己豁了进去。他家是半边户,责任田要种,自留地要耕,农忙,妻子多次缠他回家耕田种地,总是失望,周玉树心里装的只有学生,一门子心思想的是学校的发展。

  2003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周玉树得了一场“怪病”;酸痛十多年的腰突然间一阵紧似一阵地疼痛,睡到起来不得,坐到站不得,站到走不得,病疼将周玉树一时间折疼得不像人样。妻子慌了手脚从山外叫来了医生,经诊断确定为腰椎间盘突出,而像周老师这种病很可能是因长年累月背送学生引起。消息传开,学区领导来了;村里的邻居们七手八脚地赶来了,有的献来了药方,有的送来了鸡蛋;他的学生也拿出不知道积攒了多长时间的零花钱凑在一块买来了营养品,采来了清香四溢的野花放在床头。孩子们齐刷刷地跪在他的床前哭了:“周老师,您什么时候能来给我们上课。”周老师哽咽了。他暗暗发誓:“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我也要爬到讲台上……”两星期后,周老师就在自己床上立起了一块黑板,斜着身子,吃力地开始讲课了。

  如今,周玉树每天仍就早上迎着朝霞出,晚上披着余霞归,只是背明显有些驼了,步子也不如以前那么轻便,而学生依旧簇拥着笑意盎然的他穿行在家校山路间,在牙吾河上抖出一串串银铃般的欢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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