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免一补”怎成了争生源的筹码？

　　今秋开学后不久，云南宜良一所民办幼儿园一天面临40余位家长前来退学。这些家长表示，他们要把孩子转到附近的公立小学办的幼儿园，否则孩子以后入读公立小学时将享受不到“两免一补”政策——

　　“两免一补”怎成了争生源的筹码？

　　“幼儿园的现状非常严重，仅剩下50多名幼儿，面临倒闭的危险！”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耿家营彝族苗族乡耿家营幼儿园的园长黄保英，在打给记者的求助电话中声音哽咽。

　　今年8月1日，耿家营幼儿园正式开学。开学第一天报名的幼儿已近90名，可是8月5日那天，40多名幼儿家长纷纷到幼儿园办理了退学手续，退学时家长已经把孩子送入幼儿园快一周了。

　　耿家营幼儿园是黄保英2000年自投40万元创办的一所民办幼儿园，是当时耿家营乡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幼儿园。2001年，幼儿园经宜良县教育局批准取得办学资格，2003年取得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

　　据黄保英反映，家长们之所以纷纷退学，是因为受到当地小学附设幼儿园的劝阻甚至是威胁：如果到耿家营幼儿园就读的话，在上小学时将被取消评优资格甚至不能享受“两免一补”政策。

　　“如果达到幼儿园入园年龄，未在民族幼儿园就读，转到其他幼儿园就读的幼儿，今后转到我校读一年级或其他年级时，学校不给予任何政策优惠。”黄保英给记者发来一份盖有耿家营民族小学公章的传真———该小学附设的民族幼儿园2006年的招生简章，其中第四条这样规定。

　　黄保英说，耿家营幼儿园与土官村小学、藏方小学、民族小学等当地5所公立小学的矛盾由来已久，尤其是2005年以后，5所小学都开设了幼儿园后，公办校与民办幼儿园招生竞争变得更为激烈。其中，与在同一条街上的土官村小学的矛盾最为突出。

　　据黄保英反映，从2001年起，从耿家营幼儿园毕业的孩子在入读土官村小学时就很不顺利，要么以课桌椅不够为由，要么说小学要优先接收本校幼儿园就读的幼儿。无奈，黄保英只好求助于当地教育部门。

　　值得庆幸的是，几次拒收事件都由当地教育部门出面协调解决了。今年3月，耿家营中心校出台了《耿家营彝族苗族乡关于加强幼儿教育工作管理的规定》，其中明确规定，在招生工作中以伤害对方利益搞恶性竞争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罚款。7月，耿家营中心校还组织了专门会议，强调公平竞争，给家长自愿选择幼儿园的权利。

　　可是，在黄保英看来，这并没有挡住恶性竞争的势头。今年从耿家营幼儿园大班毕业的两名幼儿又到土官村幼儿园接着读大班，这两名幼儿已经达到法定的入学年龄。

　　对于黄保英提到的几次拒收事件，耿家营中心校校长徐树芳和中心校的幼教专干张晓玲，都确认有此事。两人也同时认为，教育部门和乡政府主管教育的领导都抱着很积极的态度去解决。徐树芳说：“民办学校的存在对提高公办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促进作用。”当地一直都很支持民办教育事业发展，徐树芳还给记者讲了一件事：2003年，中心校发现黄保英的幼儿园资金困难，特地从紧张的财政中拨出1万元支持其更新基础设施。

　　对于黄保英提到的生源下降的情况，徐树芳认为另有原因。2005年以前，全乡只有耿家营幼儿园一家，全乡招生，最远的幼儿来自40公里以外的地方。

　　而在2005年，耿家营乡为了促进幼儿教育普及化，号召5所小学都开办幼儿园，幼儿都能就近入学，这必然引起耿家营幼儿园的生源下降。

　　对于8月5日40多名家长纷纷到耿家营幼儿园要求退学之事，徐树芳解释说，因为耿家营幼儿园开学早，而其他5所幼儿园接连开学后，自然会有家长重新选择。对于黄保英所说的招生劝阻或威胁，徐树芳告诉记者，哪一级出问题哪一级要负责任，如果有教师或校长这样做，就要追究教师或校长的责任。

　　民族幼儿园招生说明中的“任何政策优惠”指的到底是什么？

　　记者采访了一部分当地学生家长，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家长证实，村里的“大喇叭”宣传过，如果不到民族幼儿园就读，以后再读民族小学就不能享受“两免一补”了。

　　记者就“政策优惠”所指采访了徐树芳，他说，耿家营乡属于贫困乡，学校运转有一定困难，没听说过有什么“优惠政策”，只有“两免一补”。徐树芳告诉记者，他曾经就此事问过民族小学，该小学的解释是：这是吸引生源的一种说法，学校自己没有制定优惠政策，将来是否有，以后再说。

　　徐树芳说，本来乡里对“两免一补”工作抓得非常紧，全乡划片，具体到人。可民族幼儿园以这种方式来争夺生源，属于工作失误。徐树芳说，他已经责令学校改正，在开学前跟家长做些解释工作。徐树芳说：“学生是否享受‘两免一补’不取决于曾经在哪所幼儿园就读，这是国家的阳光政策，是不能碰的‘高压线’，再发现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采访最后徐树芳向记者表示，一定尽快调查此事，解决好民办校和公办校之间的矛盾，力争为民办校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截至记者发稿，该乡中心校发出《耿家营彝族苗族乡幼儿教育招生公告》，重申了幼儿园招生的各种规定。

　　可这些同样让黄保英感到困惑：当地所做的很多协调工作，还是起不到根本的约束作用。“办学6年了，我一直面对同样的问题，生源持续下降，我不知道我的幼儿园该怎么办下去？”黄保英觉得很迷茫，她说，自己甚至都作好了幼儿园倒闭的准备。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