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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藏与周边南亚地区通商往来的历史渊源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27日09:22 中国西藏新闻网

  阿旺次仁李晓亮

  中国是一个亚洲的文明古国,幅员辽阔。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西藏等地方与南亚国家山水相依,互为近邻。中国与南亚国家尤其是印度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发生。东汉明帝时,印度高僧来中国传经,并在河南洛阳兴建了白马寺;南北朝时期,印度另一位高僧达摩也来到中国传授佛法,开创少林寺;唐太宗时期,中国僧

人玄奘赴天竺(古印度)学习求取佛经等。这些都成为中印友好交往史上千古传颂的佳话。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第一次来华时,曾留下这样一句话:“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又极友爱的兄弟。”

  西藏位于我国的西南边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与南亚国家友好交往的重要门户。中国西藏与南亚国家相互交流的历史也很久远。吐蕃王国的建立者松赞干布曾派吐弥·桑布扎到印度学习梵文等,吐弥·桑布扎学成归来后对藏文首次进行了文字改革。公元八世纪,来自印度的莲花生大师应吐蕃王赤松德赞之邀入藏,在山南兴建了颇具印度风格的桑耶寺。这些都成为中印友好交往史上不可磨灭的丰碑。

  在开展文化交流的同时,历史悠久的经贸交往也在持续进行。中国西藏地域广阔,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被称作“世界屋脊”。多山、自然障碍(土壤性质与气候等)和人烟稀少,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在古代西藏本地出产物品的品种和数量有限,必须通过开展边境贸易互通有无,从南亚国家和中国内地获得大量供应,来满足人们尤其是贵族阶层的巨额消费。西藏与印度、缅甸、尼泊尔、不丹和克什米尔等国家和地区接壤,边境线达4000多公里,是中国通往南亚国家的一座桥梁。据统计,西藏有通往南亚国家的通道312条,常年性通道有44条,季节性通道268条。其中,通往尼泊尔的有184条,通往印度的有44条,通往缅甸的有5条,通往克什米尔地区的有12条。在这些通道地区形成了许多传统的边贸市场、口岸和边贸点。西藏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西藏是中国与周边南亚国家和地区经贸交往的一个重要门户。

  中国西藏与南亚周边地区的边境贸易历史久远,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其通商范围之广阔,更远至古波斯地区。当时的贸易以茶马交换为主要内容,从四川、云南经西藏拉萨一直延伸到印度、尼泊尔,是联贯中国西藏与周边南亚地区的纽带。《德乌教法源流》在介绍松赞干布的伟大功绩时,提到了“拉杰凯杰”,即八个山口、八个市场,“吐蕃全境经商”,与东方大唐开展帛绢和各种谷物贸易;同南方门地、印度进行大米、糜子等粮果交易;由西方波斯、尼泊尔、拉达克开展以胭脂红为主的各种染料物品的贸易;同北方于阗和粟特进行食盐、畜产品贸易。(《西藏通史》第100-101页)

  一、西藏与内地的贸易

  西藏商业的最大部分是与内地进行的,主要是以西藏土特产如藏香、氆氇、羊毛等换取内地的茶叶、绸缎及其他必需品。在元、明朝时期,以朝贡形式进行的物资交换最为发达。据元朝的文献记载,中央政府还在四川的碉门和黎州两个地方设立了专门用于藏汉民族间交换产品的榷场,产品交换非常兴盛。到了清代,西藏和内地的通商贸易更为扩大。多年以来,这一贸易主要是通过经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西宁和云南大理的三条商路进行的。1783年,英国殖民者探险家塞缪尔·特纳进藏活动,回到印度后,他向孟加拉总督提供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到了中国内地与中国西藏之间的贸易物品。西藏向内地输出沙金、钻石、珍珠、珊瑚、少量麝香、西藏生产的羊毛制品、羊绒、孟加拉水獭皮,内地向西藏输出金、银线所织锦缎、普通丝绸、黑茶、烟草、银条、朱砂、水银、瓷器、喇叭、铃钹等乐器、皮类和干果等。商品交换活动主要在西宁进行。双方商品交易的数量很大,据他估算,仅在扎什伦布(日喀则)地区,每年就要消费价值五到六十万卢比的茶叶。(塞缪尔·特纳:《西藏扎什伦布寺访问记》第268和27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从事这一贸易的商人包括西藏本地人、克什米尔人以及喇嘛的代理人。他们去西宁,有时甚至去北京开展商业活动。应当注意到的是,西藏作为中国通往南亚的门户的作用开始显现。在相互交换的物品中,西藏向内地提供的除了本地产品外,还有来自孟加拉的部分产品,如珍珠、珊瑚、梳齿贝壳、孟加拉的水獭皮和孟加拉布等。与此同时,从内地获得的茶叶不仅要满足西藏本地的需要,还进而通过中国西藏输往不丹甚至孟加拉。茶叶在不丹也是大宗消费品,主要由中国西藏供应。在英方有关孟加拉外贸情况的报告中显示,1892-1893年度,中国西藏出口至孟加拉的汉地砖茶价值达1849卢比。

  二、中国西藏与南亚国家的贸易1、中国西藏与尼泊尔的贸易。中国西藏对外贸易主要有两条路线,其中之一就是经由尼泊尔进入印度。这是一条历史古道,多少年来,西藏人到印度学佛和印度佛教徒进藏大多走的是这一路线。后藏的吉隆、定日、聂拉木、绒辖和定结一带与尼泊尔交界,盛产天然盐,但缺乏粮食和布匹,而尼泊尔又缺乏食盐。因此,西藏人以食盐、羊毛交换尼泊尔的粮食和布匹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

  到18世纪时,中国西藏对外通商的主要国家就是尼泊尔。塞缪尔·特纳的报告称,中国西藏向尼泊尔输出岩盐、沙金和粗硼砂,尼泊尔则向中国西藏输出硬币、粗棉布制品、稻米和铜等。另外,经由尼泊尔进口的应该还包括有大量的铁。其时,聂拉木是中国西藏对外通商的一个主要口岸,是中国西藏与尼泊尔乃至印度通商的交通要道,极其繁盛。

  2、中国西藏与孟加拉的贸易。这里的孟加拉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包括今日的孟加拉国和印度的西孟加拉邦。按照塞缪尔·特纳的报告,双方的贸易物品主要是:中国西藏向孟加拉输出沙金、麝香和粗硼砂,孟加拉则主要通过尼泊尔向中国西藏转运输出宽幅棉布(主要是黄色和深红色)、一些小首饰(如鼻烟盒、多味瓶、小刀、剪子和望远镜等)、香料(特别是丁香)、肉豆蔻、檀香木、珍珠、绿宝石、蓝宝石、天青石、珊瑚、黑色大理石、琥珀、贝壳、绒波尔皮革、烟草、靛蓝和水獭皮等。

  孟加拉商品进入中国西藏主要有四个渠道:一是通过不丹,一是通过尼泊尔,一是通过摩兰(即锡金台里),最后一个是从贝拿勒斯和米尔扎堡,经木斯塘进入中国西藏。其中前两条路线是孟加拉与中国西藏之间的主要交通渠道,尤其是经由尼泊尔的路线更为重要。而经摩兰进藏的道路据说对人的健康有害,很多商人都不愿由此通过。最后一条线路路程漫长、路途艰辛,途中多山,有些地方甚至荒无人烟,许多地方还要收取通行税,走这条线路很不合适。

  3、中国西藏与不丹的贸易。按照塞缪尔·特纳的报告,双方的贸易物品主要是:中国西藏向不丹输出沙金、茶、羊毛制品和盐,不丹向中国西藏输出英国造的宽幅布匹、烟、精棉布、纸张、稻米、檀香木和靛蓝等。在帕里由不丹人作中间人和孟加拉通商,也是中国西藏对外贸易的一条重要渠道,但通过这一路线的大半是零星贸易,且基本被不丹人垄断。

  4、中国西藏与古波斯的商业往来。

  (1)有关通往古波斯的“剑道”。根据藏文史书记载,苯教是通过“剑道”由大食(即波斯)传入象雄的。“剑道”究竟在什么地方?走向如何?根据现在学者的考证,这一通道存在有两种可能:一是沿象泉河(朗钦藏布)谷西北行,经过札达,穿过喜马拉雅山、沿萨特累季河谷进入印度;另一条是由曲龙沿噶尔藏布河西北行,经过噶尔,再沿狮泉河(森格藏布)继续向西北行进,过喜马拉雅山,沿印度河谷到达克什米尔。这两条线路都是沟通中国西藏与南亚、中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而后者尤为繁盛。(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275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上古时代的贸易物品与方式。贸易的物品主要是地方特产。《隋书》记载,“女国,在葱岭之南,……出输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其中一些商品也通过天竺转运到波斯等地。(《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283页)《德乌教法源流》在介绍松赞干布的功绩时,还提到了吐蕃当时与波斯、尼泊尔、拉达克进行以胭脂红为主的各种染料物品的贸易。(《西藏通史》上册第101页)而在当时,贸易的物品很可能还包括有丝绸,因为“直到查士丁尼皇帝时代,波斯人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垄断了丝绸贸易”;藏文史书记载,唐朝时期的拉萨有专门的丝绸市场,那里已经活跃着来自克什米尔的商人。

  三、在中国西藏经商的外地人在中国西藏经商利润丰厚,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实行保护贸易和免税的政策,许多外地商人为此所鼓励和吸引,定居拉萨,其中主要有克什米尔人、尼泊尔人和内地的汉人。

  克什米尔人在中国西藏的商业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藏文史书记载,唐朝时期的拉萨有专门的丝绸市场,那里就开始活跃着来自克什米尔的商人。波格尔也对克什米尔人颇有兴趣。他认为,克什米尔人是亚洲的犹太人,他们主要从事一种中介贸易,他们的代理人遍布南亚大陆如科罗曼德尔海岸、孟加拉、贝拿勒斯、尼泊尔和克什米尔等,克什米尔人将代理人的商品运入中国西藏,或进而到西宁与中国内地进行贸易。乾隆五十七年,在拉萨的克什米尔商人约有197名,并有头人3名,西藏人称他们为卡基。他们是拉萨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垄断了布匹和日用生活品的买卖,中国西藏地方政府还允许他们经过边境到印度经商。每年,他们从印度贩回各种铁器、刀剪、各种布带和少量的棉织品,从中国内地贩回丝绸等,从俄国带回麻织品。同时,他们还是沟通中国西藏阿里和克什米尔贸易的商人,主要是以阿里的羊毛与克什米尔的糖、水量和干果等进行交换。他们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不仅沟通了中国西藏与克什米尔地区的贸易,而且密切了西藏与祖国内地及周边其他地区的商业联系。他们在拉萨有自己的清真寺,不与藏民通婚,有自己的组织和头人管辖,在拉萨形成了既有不同风俗习惯又有不同语言和宗教的少数民族,并一直存在到西藏和平解放。

  在中国西藏定居的尼泊尔人也很多,《东华录》记载,“巴勒布(即尼泊尔)在前藏之人……自康熙年间即在前藏居住,皆有眷属,人户众多,不下数千口……而藏内‘番民’与之婚姻已久。”如前所述,尼泊尔商人的存在不仅密切了中国西藏和尼泊尔之间的商业联系,而且也是沟通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商业往来的主要渠道。

  此外,在拉萨经商的还有印度人、不丹人、阿萨姆人和来自西伯利亚的蒙古人等。印度人主要以来中国西藏朝佛的托钵僧的身份出现,并因被当作喇嘛而备受尊重,他们衣着寒酸,主要从事那些价值高而体积小的贵重商品(如珍珠、珊瑚和琥珀等)的买卖;不丹人则向中国西藏供应本国产品及转运孟加拉产品;阿萨姆人主要提供本国制造的粗糙产品;蒙古人则每年都驮载着毛皮和其它西伯利亚货物成群结队地赴拉萨朝圣。

  中国西藏新闻网 2006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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