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亿仍难解职教经费之渴 制度创新也是经费

　　中国的职业教育被称为教育投入最薄弱的环节 职教投入：制度创新就是钱

　　100亿仍难解职教经费之渴

　　花钱最多的教育却是投入的薄弱环节

　　“全国1．4万多所中职学校，能够培养高水平技能人才的最多也就占三分之一。”9月22日，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上，面对众多的媒体记者，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刘占山谈到中职教育现状时，非常坦率。

　　超过一半的中职学校“不合格”的主要表现是，不具备实训条件。“说到底，还是投入不足，没有给这些学校创造培养人才的基本条件。”刘占山说。

　　虽然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和中央财政“十一五”期间的100亿元投入让职业教育界欢欣鼓舞，本次学术年会参会人数创下了历史之最，但是，投入不足、经费短缺仍然是职教界人士谈到职业教育发展时难以回避的问题。

　　“中央财政这么大的投入力度，在我国职业教育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见政府确实是把发展职业教育确立为战略重点。”安徽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华志丰从事职业教育已经近30年，“但是，100个亿对于我国规模庞大的职业教育来说，还远远不够。”

　　职业教育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培养成本高”，因为要培养生产一线的技能型劳动者必须要有实训条件。“没有一流的设备，很难培养出一流的技能人才。”山西省教育厅职教处调研员刘本群说。

　　就在和学术年会同期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职业教育现代技术装备展览会上，“职业教育是花钱最多的教育”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展出的各种现代化设备，每台售价低的要几万元，高的要几十万元。

　　相比之下，这些国产技术装备还算便宜。在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的“中西机床培训中心”，仅一台能够进行五轴联动加工的数控机床就价值700多万元，该中心是中国和西班牙政府在职业教育领域最大的合作项目，西班牙政府提供了近1000万美元的赠款，天津市政府又投入配套资金1500多万元人民币。

　　虽然职业学校中不乏这样的“强者”，但从总体上看，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一直是“最薄弱的环节”。据刘占山介绍，有经济学家做过测算，职业学校的生均培养成本是同等规模普通高中的3倍，一些工科专业甚至更高。但在我国，中职学校的预算内生均经费标准比普通高中还要低40元左右。

　　这是全国总体情况，具体到一些地方，职业教育的经费更是捉襟见肘，有的财政拨款甚至连人头费都不够。在东南沿海某公认的经济发达省份，2004年中等教育经费支出占教育经费总支出的3．6％，而普通高中的比例是18.4％；普通高中生均支出经费为中等职业学校的3．7倍。

　　按照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到2010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占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一半以上。按照这样的规模发展目标和现有生均资源水平，有学者测算，未来5年仅中职教育年均需要增加仪器设备投入32亿元，需要增加财政预算内经费128亿元。

　　而“十一五”期间财政投入的100亿，要用于实施国家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以及再就业培训等几项工程，算下来，经费不足显而易见。

　　课堂上培养不出技术工人 行业投资撑住了天津职教

　　在谈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难时，职教界人士虽然不免要谈到经费问题，但是，大家也都非常理性地认识到，一段时间内，国家财政经费不能完全满足职业教育扩张和发展的需要恐怕会是常态。毕竟，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

　　“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哪个不重要？都需要国家投入。”天津市教委副主任龙德毅熟悉职业教育规律，深知发展职业教育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但公共财政不可能大包大揽。

　　那钱的问题怎么解决？龙德毅给出的答案是“体制创新”。

　　其实，在这次学术年会上，包括职业学校校长、职业教育管理者和研究者在内的很多代表关注的重点都不是投入，而是在加大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的前提下，如何进行“制度创新”。

　　浙江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副处长陈达认为，投入很重要，但合理的制度安排更重要。安徽省淮南市职教中心已经退休的老校长倪永全则表述为：“制度就是钱！”

　　制度、体制的作用在天津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体现。

　　在1998年的体制改革中，大多数地方都把行业和企业办的中专、技校剥离出来，划归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但天津当时没有做根本调整，反而提出“各个学校依托行业企业管理的体制不变，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渠道不变，经费额度不减，由教育部门加强统筹规划”。

　　龙德毅回忆，当时的天津市领导认为，职业教育不能脱离行业，教什么、怎么教以及安排学生实习和就业，都要依靠行业。有位领导说过这样一句话：“课堂上培养不出技术工人。”

　　有了行业和企业的支持，2000年前后，全国中职教育跌入低谷的时候，天津职业教育却一直比较平稳，没有大起大落。

　　目前，天津市80％的高职院校和70％的中职学校由行业举办。在行业办学为主的管理体制下，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机制也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了。“十五”期间，天津市职业教育经费共投入48亿元，其中财政教育经费28亿元，行业投入20亿元。行业投资已经成为天津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

　　用龙德毅的话说，“职业教育和行业是鱼水关系”，只要不剥离出来，就是一家人，无论是给予资金支持，还是提供实习和就业岗位，都是自家人内部协商的事。

　　职业教育依托行业办学，实现的是双赢。龙德毅说，天津滨海新区的建设，不会因为缺乏技能人才而上不了项目。天津市一位领导在和企业界座谈时曾这样说过：“在座的老总们，都要感谢职业教育界的同志。”

　　依托行业、校企合作：省了钱就相当于投了钱

　　天津依托行业发展的职业教育模式让不少外地同行甚是羡慕，但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已经从行业剥离出来的职业学校，再回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湖南株洲中职学校校长彭程说，校企合作，企业可以给职业学校提供实训设备、实习基地以及专业师资，不仅使教学条件大为改观，大大减轻了学校在实习、实训设备上的投入和专业师资的培训压力，节省了大量经费。“省了钱就相当于投了钱。”北京市教科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卫东进一步解释。

　　其实，只要是办得好的职业学校，基本上校企合作都搞得好。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徐王争颖介绍，中德学院的合作企业有300多家，在和企业合作中，学校得到了3个好处，一是获得了企业提供的一些免费设备，二是教师可以从企业里获得最新市场信息，三是得到了学生的实训基地。在天津交通职业学院，汽车维修专业和一汽丰田有一个订单式合作项目，一汽丰田为这个项目建设了一个专用教室，每年投入100多万元。

　　但是，依托行业、校企合作本身也需要建立制度保障。高卫东说，现在，校企合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企业没有积极性，大部分情况是学校“剃头挑子一头热”。有些企业也愿意和学校合作，但只想得到，不想付出。因为企业都是受利益驱动的。

　　“这个问题造成了我国职业教育现阶段有两个致命弱点。”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谈松华说，一是教育投入没有制度保障，一是人才培养中的学历化倾向，能力建设薄弱，与企业需求脱节。

　　在学术年会关于“产教结合”的分论坛上，不少与会者都提出，校企合作的突破点还是在制度上，需要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对企业进行约束和驱动。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院长周耕夫还援引德国的法律法规，呼吁修改《职业教育法》，明确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责任和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里提出了“对支付实习学生报酬的企业，给予相应税收优惠”，但时隔近一年，给企业税收优惠的实施细则尚未出台。

　　一个资格证书几家行业协会抢

　　职业教育和经济结构、就业市场、劳动用工制度、科学技术水平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等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不是教育部门可以独立支撑的，需要完善的外部制度环境。

　　天津第一商业学校的何敬恩主任，对当前职业资格证书发放的状况非常不满。一种职业资格证书，同时有几家行业协会在做，比如物流师证书，就有中国物流师协会、中国商业技师协会、交通部运输协会同时参与发放；电子商务师证书，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电子商务师协会、信息产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都在搞。不论考哪种证，都要买教材、参加培训、报名考试，每一过程都要交费。

　　“行业协会不去想怎么扶助职业教育发展，看到有市场，就拿着刀来了。”何敬恩说，政府应该建立严格的培训和取证（获取职业资格证书——记者注）制度。

　　对于这一问题，谈松华表示，行业（行会）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缺少制度保证，职业资格标准、职业资格认定以及行业人力资源开发处于政府和市场都难以顾及的状态。这也是我国职业教育存在的制度性错位问题之一。

　　谈松华提出的制度创新包括：建立政府、行业、教育部门统筹协调制度；建立政府、企业、受教育者教育成本分担制度，制定法律，明确企业在职业教育培训中的实训责任，将现行政策规定的职工工资总额1．5％的培训费改为教育培训税；完善职业资格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以及探索不同专业学校与企业合作培训制度等等。记者 李丽萍 蒋昕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