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咋就这么贵

　　根据抽样调查显示，70％的市民对医院服务总体评价是“一般”或“不满意”。引起市民最广泛不满的依旧是“医疗费用高”和“看病等候时间长”这两个突出问题。医院“收费不公开、不透明”以及“医生滥开不必要的药品”“收费不合理”和“滥检查”，是让所有患者头痛的问题。

　　事实上，控制医疗费用，并不是单纯通过医德医风建设所能实现的，我们就此展开

　　●拖延、误诊导致费用高

　　吴女士（机关工作人员）：我女儿因为感冒看了几次门诊，医生每次见到了都要我们住院检查，说小孩子的病一定要精心治，但住院太麻烦，而且看女儿也没什么大毛病，于是不肯，医生就在病历本上写下了病人拒绝住院检查。一而再，再而三以后，我和丈夫也觉得还是住院检查一下吧。交了五百块钱的押金，办好手续后刚安顿好，马上就有护士拿着药瓶来打吊针了，我和丈夫都觉得奇怪，还没检查怎么就给我们打针了呢。而护士则说，住院肯定是有病。婴儿打针只能打额头，女儿嚎啕大哭，费了半个多小时才把针打进去。之后又是抽血化验，又是打针。后来化验结果出来了，只是感冒没什么其他问题，但医生还要求再住三天院。医生说：“指标正常，但如果不继续观察的话，说不定就会有什么问题。听医生这么一说，我也没了办法，出院结算，住院四天，打了几次吊针，化验血，五百押金不但没剩，还掏了一百多。

　　张先生（公司职员）：今年年初时，我下颚附近肿了起来，因为害怕是肿瘤什么的，就找了一家医院去检查，因为听朋友说，小门诊不负责，一旦耽误了治疗就不好了。到医院之后，检查过体温看过症状之后，那个“专家”对我说：“你让你的父母来吧！”我当时心里一震，怎么了？难道是绝症？“专家”说：“你这个很有可能淋巴结核，很难治而且传染啊！要再不治疗就可能耽误病情。随后，“专家”给我开了将近100块钱的吊针，其中包括消炎的和退热的。本以为打完之后病症能好一点，可是谁知道竟一点反应没有，医生跟我说，是因为病太严重了，要我第二天再接着打，并且拍个彩超看看。于是我立即拍了一张，按照专家的建议，连打了三天吊针，但症状还是没有好转。我怀着忐忑的心情上网一查，发现原来所谓的结核发烧都是低烧，而我都烧到快40度了，难道那个医生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后来在一位朋友的带领下，我到另一家医院看了一下，原来只是淋巴发炎，在一家小诊所打了几天的吊针后，病自然好了……我问诊所的医生为什么大医院看病这么贵，那位医生只跟我说了一句话：“不那么贵，怎么养活一大群人呢？”我恍然大悟。

　　●红包的份额也不小

　　王院长（某医院副院长）：行医这么多年，又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行政管理工作，红包现象一直以来是屡禁不止的老大难问题，更多的患者是主动上门，有些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味道。可以这么说，5%左右的鞍山市民在看病就医过程中曾被索要或者主动给红包、礼品。简单轻微的普通常见病，患者与医生接触时间一般不超过5分钟，“红包”现象较少。红包的集中在疑难杂症患者，特别是住院患者，手术患者现象就更加普遍了，某些医院里，有这样的“黑色”原则，主刀医生在手术之前，会主动给患者送红包创造机会，找患者家属“谈话”。发展至今，红包居然有了“薄厚”标准，市内医生一般在1000-2000元，麻醉师500元，如果是外地专家，红包价格要到5000元以上，还要额外支出专家的往返机票费用。对此，老百姓中流传的那句俗语“趁你病，要你命”也就可以理解了。

　　刘医生（某医院主任医师）：红包现象尽管一直在被“棒喝”中，可的确存在。红包不仅来自患者家属，还来自药品及医疗器械的销售人员。有些医院暗箱操作，对于一些特殊药品，供货商都会非常主动的给医院提供“赞助费”，这个标准起码在万元以上。而那些销售人员，将这笔费用列入“公关费”，最终这笔费用的埋单，还要依靠就医的患者。厂家——医院——病人三者之间，被沉重的红包牵到一个链条上。

　　按照工资条，我们医护人员的月收入肯定不会高过5000元，但事实上，收入远比这个多很多。我就听到过这样的消息，某某医院的护士，月收入近万元。这么讲绝非空穴来风，打比方说ICU病房的护士，一般家属都会或多或少的给个“红包”，希望照料好病人。很少有患者家属会想到，照顾病人是一个护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对于红包的来者不拒，大多是被患者家属“惯”出来的。

　　王院长：在药厂、医药公司和医院的微妙关系中，医院毫无疑问是老大，药厂和医药公司要想不给回扣就把药品销售出去，几乎不可能。因此，遏制药品的“灰色成本”，减少患者的医疗费用，就要从根本上将医和药分家，杜绝医生利用手中的“处方权”垄断药品经营以及医院在体制上享有特权等弊端。“以药养医”的利益机制是导致医院和医生吃“回扣”的根本原因，只要医药不分家的现象存在，医院药价虚高的局面就不会改变，建立“透明、规范”的医药市场，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开好处方学问深

　　侯先生（患者）：长期失眠是我的老毛病，看了市内许多家医院。大夫在为我诊断病情之后，会开出一张处方，详细列出药品的名称和服用方法。大夫那歪歪扭扭的字体，我从来没看清楚过，有些字干脆就像一条线似的，让我担心的是哪天药房取药的医生会不会抓错了药。一次在我市一家中医门诊诊疗后，我拿着大夫为我开出的处方，专门去附近一家药店买药，药店里的药剂师却说抓不了药，因为根本没有“物风”和“廒度”这样的药。那位药剂师告诉我，很可能这两味药是“代号”，除了他们本医院的人知道，其他人是摸不出头绪的。这样，要想在他们医院看病，就必须在他们医院抓药消费了。

　　王医生（某医院主任医师）：对于患者侯先生反映的问题，其实国家卫生部早在1982年就颁布了《医院工作制度》，其中关于药品等的书写规定是：药品及制剂名称，使用计量，应以中国药典及卫生部颁布的药品标准为准。那个医院违规操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患者把钱花在自己的医院。因为大多数患者还是愿意到社会药店里购买价格相对便宜的药品，而现在的平价药店又那么多，无形中给医院造成了一定压力。比如，我市某医院里的药品，在市内的药店中就很难买到，倒不是因为他们的药有多好，就是因为其中利润特别的大。

　　●错综复杂的利益层

　　吴先生（某医药公司销售代表）：从医学院毕业之后，我就在一家医药公司做销售代表，要敲开各个医院的门就得用钱。很多医院每年都定期公开招标，想要中标就必须要打通关节，每次投标都会有几家同时中标，这几家最终花落谁家，又要经过一番激烈角逐，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医院，当然，中标过后并不是万事大吉了，药品销路好不好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私下里还要再下功夫，要和有处方权的医生搞好关系，就像是饭店服务员和酒类业务员的关系一样，酒是摆上来了，卖得怎样？谁说了算？不是老板，不是前厅经理，而是服务员。哪家给的开瓶费高，就力推那家的酒。有的医生也是如此，并不根据病情开药，而是看哪种药赚钱多，就尽量多开哪种药，然后按单子结帐，开出去多少药，业务员会给医生另外提成的。或者是本应该用一瓶药就能治好的病一定要开两瓶疗效不太好的药，有时候还开一些吃不好也吃不坏的药，尽量增加收益。药厂赚的钱有限，大部分利润，都在中间环节，有些药加价几倍甚至是几十倍，所得的利润自然都归了医院，当然医院内部也有不同层面的利润分配，各有各的规矩和比例。虽然咱们也知道这样做有点损，但你不这样做，别人还是一样会这样做，只要有利益在，这种情况就很难改变。

　　刘先生（企业工人）：我妻子前年得了乳腺癌，据说这种病只要做手术切除的好，就没什么事，于是在做手术前我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给主刀师红包，因为听说有一个病人做阑尾炎手术别人的刀口都是横的，因为他没给红包，医生就把刀口给切成竖的，这样一坐起来，伤口就疼痛难忍。我可不能冒这个险。另外还有麻醉师，手术切除麻醉不好，病人肯定受罪。还有其他的医生护士，各个关节都打通了，手术也顺利的完成了。可是没想到的是，今年年初妻子的病情开始恶化，肿瘤细胞开始扩散了，于是妻子就住进了医院。先是做手术继续切除，可惜没有效果，于是医生就建议我们去化疗，在这期间包括中医和西医的一些科室也相继“行动”，争相推荐抗癌药。医院对我们格外关心，给我们制定了四种治疗计划，我们一个一个地试验，希望妻子的病能好起来，可是最后妻子的病还是没有好转，继续恶化，而家里有的几万块钱，也用光了，于是我们只能出院回家了。虽要花十几块的车费，但这要比在医院好多了……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报道说医院抢绝症患者牟利的报道，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事，有时候感觉自己像一颗洋葱一样，被剥了一层又一层，最后什么都不剩了。

　　策划：首席记者 马烈

　　采写：首席记者 马烈 记者 张国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