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作家同台竞技 国内文学阅读渐与全球同步

　　大河网讯面对读者——国内的文学阅读逐渐与世界同步，中国作家将与各国作家同台竞技、争夺本土读者

　　近段时间以来，有两本翻译小说被读者口口相传地在坊间流行。一本是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一本是土耳齐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这两本小说都是因为上了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畅销书排行榜，被国内的出版商迅速引

　　我们常常抱怨国内读者没有阅读习惯，缺乏欣赏水准，纯文学作品阳春白雪，但是这两本流行的翻译小说都堪称地道的纯文学，为什么却在短时期内就赢得了那么多读者的青睐？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都不知不觉受到外来强势元素的影响。随着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当国内的文学阅读逐渐与世界同步，中国作家与各国的优秀作家同台竞技、争夺本土读者的时刻恐怕已不遥远。在喝星巴克，挎路易·威登，热衷西方乃至韩日影视之后，谈论最新的翻译小说也许会成为都市小资们的新时尚。

　　日前在苏州举行的第五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南方文坛》主编、评论家张燕玲等一些与会的作家和批评家预言，这一天将很快到来。论坛主持、《人民文学》副主编、批评家李敬泽说，有段时期，我们庆幸只有当代文学仍占据着本土市场，但是这个局面恐怕很快会被打破。纽约时报的排行榜现在几乎可以同步传到中国。《追风筝的人》、《我的名字叫红》确实写得好。看来文学不是没有读者。问题也许是，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没有读者要求得那么好。面对巨大的市场压力，有些作家严重地缺乏艺术志向，以为放弃艺术志向，就可以走近人民大众，其实是危险的选择。

　　批评家黄发有近年来一直在做关于“消费时代的文学生态”课题的研究。他认为，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争夺本土读者，不是会不会到来的问题，而是一定会很快来到。有个事实其实早已不是新闻:越来越多的年轻作家在从各种各样的西方影碟中获取灵感、叙事模式和技巧，有的甚至全面照搬和抄袭。

　　上海作家潘向黎对中国作家与国外作家同台竞技的局面表示乐观。她说，从读者的角度而言，这也许不是那么糟糕，而是件好事。

　　面对现实——作家要找到文学的时间表、发言角度和暗道；现实主义不是当代历史记录

　　李敬泽说，刊物编辑有时很痛苦。有段时期写矿难的作品特别多，简直一比一个得血淋淋。面对庞大复杂的现实，作家要提出自己的议题，找到自己的发言角度和渠道。现实题材的作品如果仅仅提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能提供的社会问题和现象，那文学的价值在哪里？近年来出的长篇每一部都很雄伟，但仔细分析可以看到，这些长篇的结构都是按照史的时间来推进的，抗战了，解放了，文革了，开放了……，作家没有自己的节奏，就只能从历史那里借时间表。

　　批评家施战军表示，我们对西方现实主义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巴尔扎的作品。旧有的经典表述认现实主义的作品是“照镜子”，是以文学方式担任现实的记录，把现实主义理解成“历史记录”。但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明确说，他要写的不是历史学家或政治家理解的法国社会，而是法国的风俗史，而不是对历史的简单记录。事实上，即使是发展，一个作家抱着质疑的眼光审视，会发现在发展过程中人性的异化。叙事伦理变化的背后是风俗伦理的变化，新的叙事背后有着新的精神背景和精神谱系在广西作家东西看来，小说是一种现实投照在心灵的化学反应。纤毫毕现、生动无比地展示现实，不是小说的目的。苏州作家朱文颖说，虽然当代的作家处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土，有着同样的文化背景，每天看着同样的电视新闻，但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过滤网，看到这样或那样的现实。作家独特的生命感受，决定了作品的千差万别的形式和内容。对现实的认知，需要对自我的认知。找到真正的自己就是找到世界。

　　面对精神——不信的世界观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建立心灵的纬度，回归赤子之心

　　在谈到文学作品的精神和灵魂的纬度时，广东批评家谢有顺说，艺术到底是什么？作家木心说，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木心认为，文学是写隐私的，是光明磊落、健全的隐私。有一段时期，善的心灵纬度完全被我们忽视了。同写黑暗，鲁迅笔下的黑暗的背后有着对生命的大爱；卡夫卡的荒诞背后，他承认有天堂，只是找不到抵达天堂的道路。曹雪芹相信这世界存在知己，存心心相印的爱情，只是不能实现所以幻灭。如果我们把这些心灵纬度都取消，仅仅写黑暗，写荒诞，写幻灭，这样的文字会有多大的力量呢。今天有多少文字的后面有着坚不可摧的灵魂和信念？我想问的是，除了望，还有没有精神？除了绝望，还有没有希望？除了怀疑，还有没有确信？除了否定，还有没有肯定？除了黑暗，还有没有光明？我们是否具备心灵的足够力量，能够证明“肯定”是真实的。文学的不成熟，其实都是人的不成熟。我们已有太多的作品除了破碎就是破灭。当代作家要建立心灵的纬度，重回赤子之心。我们要证明，面对未知的世界，我们有好奇；面对生命的破灭，我们有疼痛；面对黑暗，我们还有爱。

　　上海批评家吴俊说，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如果不是被当作信仰去践行，那么就只能是一种工具而已。很多人拥有的只是表面生活，而文学一定是要超越于表面生活。

　　李敬泽表示，很多时候，我们的精神和生活是分开的。老一辈人的世界观是从信开始的，而我们这一代人的世界观是从不信开始的。这种建立在不信之上的世界观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基本面貌，也影响了文学对现实的感受和表达。那么血淋淋、狰狞的文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作家需要先说服自己，然后才说服读者。如果你作品仅仅表达狰狞和残酷，那是全中国人民都能体会到的生存经验。身处这样的现实，人如何求证自我，如何在无意义中感受到意义，这是需要作家去思考和发现的命题。（作者：徐春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