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年，一对夫妻教师，一所山村小学，一代代的山里娃，一串串辛劳的脚印。
当我们走进这对夫妻教师的生活，看到的是他们善良、朴实的天性以及对学生发自本能的爱——我们为他们质朴的坚持而感动；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夫妻村小的另一面：安全 隐患、信息闭塞和有待提高的教学水平——我们为村小面临的现实困境而担忧。
走出村小，我们想到了更多：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金鸡乡这所村小只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村小学的缩影，如何看待它的昨天、如何应对它的今天、如何准备它的明天？我们希冀通过夫妻村小的故事引发人们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故事」
诞生
夫妻村小故事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81年夏天。那一年，尖山村唯一的一名高中生蒋胜丰高考失败。
由于父亲蒋允高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尖山村小学教书，是村里最有学问也最受尊敬的人，蒋胜丰理所当然地延续父亲的脚步走上了村小教师的“舞台”。
尖山村小学很不起眼，淹没在绵延的群山中，和最邻近的场镇还相距十多里，进出购买生活用品需步行三个多小时。尖山村小偏远、贫穷，原有的教师纷纷申请调走，新分配来的青年教师望而却步，在学校里坚持教书的教师也就三五个。
1984年，女教师杨学芬却申请调入尖山村小。她这种“逆潮流而动”的做法既源于爱情的力量，更源于某种难以抗拒的感召力。
杨学芬本来在邻水县条件较好的一个村小教书，1982年经媒人介绍与蒋胜丰相识。一次，杨学芬到蒋胜丰所在的学校看他，发现他正捂着肚子给学生讲解问题，汗珠顺着脸庞往下落。下课后，杨学芬冲进教室，焦急地问：“蒋老师，你怎么了啊？”蒋胜丰回答：“没什么，一点小毛病。”“有病就要休息嘛。”“我不去上课，学生怎么办？”
等他俩回到蒋胜丰的寝室，附近的几个家长已在门口等着了，手里还提着鸡蛋、白糖……那份被需要、被信任的温暖就这样打动了杨学芬，她说自己是被感情“逼”上了尖山村小。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尖山村小只剩下蒋、杨两名教师，成了名副其实的夫妻村小。从此，尖山村的村民也就时常得以欣赏到这样一幅幅风景：新学期开学了，夫妻俩一人一担箩筐，从十多里之外的中心校往山里挑书；小溪涨水了，夫妇俩站在溪流中，将学生一个个抱着传递到对岸；中午放学了，蒋老师忙着备课改作业，杨老师则在灶台前忙碌着为学生热菜热饭；平常闲了，丈夫叮叮咚咚地修补课桌和凳子，妻子则帮娃娃们钉扣子、补书包……
成长
1984年8月末的一天，天空洒着牛毛细雨。蒋胜丰夫妇每人背着百斤重的书本，艰难地行走在返往学校的羊肠小道上。半路上，杨学芬突然眼前一黑，迈出的左脚踩滑了，“哗”的一声，书本散落一地。
蒋胜丰急忙去拉妻子，可没拉着，杨学芬滚向一个小山崖，途中幸好被一棵小树挡住。蒋胜丰放下箩筐，赶忙把妻子抱下山。
疼痛难忍的杨学芬躺在丈夫的怀里，突然觉得大腿上一股热乎乎的液体直往下流。女性的敏感使她痛哭着大叫：“胜丰，不好，我们的孩子，没了！我们的孩子没有了……”随后，晕了过去。
蒋胜丰心一沉，呆了半晌才反应过来。看着痛楚的妻子，看着满坡的书本，蒋胜丰突然大吼起来：“有人吗？快来人啊，快来人啊！”喊声传遍山间。
在夫妻村小和夫妻俩的成长史上，这是唯一的一件大事。
说起这20多年在山沟沟里的小学校坚持下来遇到的难处，杨学芬的表情总显得凝重：“我们辛辛苦苦地为学生挑书，箩筐都不记得挑烂了多少担，可有些村民却不大理解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他们哪里知道我们的辛苦？别说挑书，就是平常去中心校开会，我们前一天晚上都不敢睡熟，路途远，清早就要摸黑起身。我们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可还是有村民抱怨我们。”说起来有些耿耿于怀，但该做啥还做啥，“谁叫我们是老师呢？”她说。
2000年4月，三年级学生肖兰的爸爸因癌症去世。天真烂漫的小女孩一下子就变得郁郁寡欢。蒋胜丰于是开始留意她。在肖兰过生日的那天，蒋胜丰将她请到家中，让杨学芬为她煮了荷包蛋，将笔和本子送给她做生日礼物。此后，肖兰的衣服破了，杨学芬帮着缝补；钢笔坏了，蒋胜丰帮着修理。有了两位老师的关爱，肖兰渐渐变得活泼了，心中的阴影散开了，学习也进步了。
尖山村小没有任何乐器，蒋胜丰就用一支借来的竖笛为学生上音乐课。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上，他用竖笛吹响《义勇军进行曲》，领着学生引吭高歌，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每逢下雨，夫妻俩都要踩着泥泞送学生们回家，返回自己家后，两人已是一身泥水一身汗。平时，哪个孩子的鼻涕流下来，便一把拉过孩子给他擦干净：“两免一补”申请表发下来，家长不识字，填不来，就由夫妻俩代笔。
别人的孩子，夫妻俩能当自己的孩子来爱，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学生啊！
这样做了，所以蒋胜丰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话：“20多年来，我们的工作问得过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一个月几百元的工资。”
困境
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爱，无意间自己的孩子就疏于管教了。小林是蒋胜丰夫妇唯一的儿子，自小学习成绩不好，高中毕业连大专都没考上，如今在外打工。儿子成了夫妻俩心中最大的遗憾和愧疚。
默默地奉献，并不意味着没有委屈和挣扎。工资微薄，几十年来没存下一点积蓄；儿子没出息，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对象；自己的无私奉献有时还得不到村民的理解……为了能使生活宽裕点儿，他们也曾动心离开村小，甚至已经提出申请并得到上级领导的同意。可当看到前来挽留他们的家长充满期盼的眼神；看到班里的学生听说老师要走，一个个更听话了，争着要帮老师擦黑板……他们就打消了离开的念头。
蒋胜丰在一份评先进的申报材料里写道：“这里没有灯红酒绿，没有高楼大厦，只有崎岖的小径，只有甘甜的山泉。这里的乡亲，对我们关怀倍（备）至……”1987年，杨学芬得了胸膜炎，身体肿得像孕妇。热心的村民轮流背着她，赶了十余里山路把她送进医院。夫妻俩上课，没有时间赶场，需要购买的家什和吃食，都是村民帮着带回来的。乡亲们质朴的关心使得夫妻俩曾经遭受的那些委屈和误解仿佛都变淡了。
“我们要是走了，尖山村小没有老师来，学校不就垮了吗？孩子们怎么办？我们又怎么对得起这里的乡亲？”夫妻俩坚持22年在村小当老师，理由就这么简单。
红林是个三残儿童，生活不能自理，但夫妻小学没有拒绝他。红林上厕所，每次都是蒋胜丰护送。一次，红林拉肚子，把粪便屙在了身上，蒋胜丰连忙找来衣服给他换上，还把脏衣裤洗净晾干。一个冬天的下午，红林的爸爸没有及时来接红林，他委屈地哭了起来。蒋胜丰背起孩子就走，天黑才到红林家，然后又摸黑赶回学校。
22年来，几乎尖山村所有的娃娃从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夫妻俩都看在眼里。22年中，夫妻俩为尖山村培养了多少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蒋胜丰呵呵一笑：“这么多年了，记不得了哦。”
远去的，不记得了，可近在眼前的，蒋胜丰时刻都想拿出来“炫耀”一番：在上学期全乡统考中，蒋胜丰所教的一、三年级语文、数学平均成绩皆获全乡第一名，平均分高出第二名10多分，前10名中自己的学生也占绝对优势。
新生
“前几年，学生一年比一年少，人少终归省心。到了这个学期，一下子从29个学生增加到64个，难教多了。”蒋胜丰看似在诉苦，可脸上的笑容又是那么灿烂。
学生多了，是因为国家教育改革，娃娃上学缴费少了；还因为学校条件将得到改善。
2006年2月的一天，55岁的美籍华人冯俊无意中看到了关于尖山村小的报道。祖国贫困山区有这样一所夫妻小学，冯俊感到惊奇，决定捐资建一所希望小学。
在修建的过程中，夫妻俩可没少吃苦头、没少受气。材料运不到建筑工地，夫妻俩忙不过来就请村民帮忙。可村民不仅要拿搬运费，还哄抬价格。回忆起来，杨学芬几乎是带着哭腔说：“我们夫妻俩也是义务劳动啊，冯先生的捐赠款中没有这方面的预算，让我们怎么付搬运费？”可是村民不理解，还有一些风言风语：“学校是给你们夫妻俩修的，你们当然干得起劲啦。修好了，不是还有你俩的宿舍吗？”
村民带给他们的温暖，让夫妻俩感动，毅然决然地要在这里坚守。可在有些事情上，村民的不理解又让夫妻俩受尽委屈。面对来客，杨学芬一般会表达两个期盼：工资高一点，村民的理解多一点。
如今，学校已经修好了，占地480余平方米，共有5间教室，4间教师宿舍，还有食堂、图书室、电脑室、学生活动室各一间。教学设备包括5台电脑、两台大屏幕电视、80套桌椅、师生每人每年5套校服、各种玩具等。
来了客人，蒋胜丰必兴致勃勃地向客人介绍学校将会出现的新变化：校服是哪种式样，活动室将如何利用，怎么指导学生当图书馆小馆长，怎样利用玩具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等等。说到电脑室，蒋胜丰才又归于沉默，挠挠头皮，说：“希望能有年轻的老师来，教娃娃们学电脑，还有那些五花八门的课外知识。除了语文、数学，我们夫妻俩可啥都不会啊。”
蒋胜丰很乐观，杨学芬却显得悲观，她比丈夫承担着更多的委屈，内心有更多的担忧：学校修好了，却没有围墙，如何保证校产不被盗，不遭损坏？谈到未来，杨学芬很平静：“既然坚守了这么久，我们一定不会退缩，不到退休决不离开。不是说农村娃也应该享受优质教育吗？我们做梦都盼着有年轻的老师进来，最好是大学生。”
可喜的是，他们已经得到确切消息，一名信息技术教师很快就会成为这所夫妻村小的新成员。
（编辑：夏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