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子女幼儿园出路何在

　　核心提示

　　在杭州，3-6岁年龄段的民工子女大约有上万人。因为户籍、费用等问题，杭州几乎没有适合他们的正规幼儿园。他们中的一部分因父母无暇照顾，被随意安置在父母打工的居

　　近日，记者跟随省政协委员、民进杭州市委副主委、杭州师范学院教授肖锋，民进市委委员周谷良作学前教育相关调研。两位委员认为，民工幼儿的安全和教育问题亟需社会关注。

　　现状

　　民办幼儿园是民工子女首选

　　下午4点多，5岁小女孩胡玉静静地待在一个不到3平方米的小屋子里等着妈妈回来——隔着一堵墙，便是某公园的厕所。

　　胡玉的妈妈宋成娣来自安徽，在西湖区一个公园里做环卫工人。胡玉在附近一所幼儿园上学，这几天感冒，没去上学，4天来就一直呆在这个小屋子里。

　　“妈妈，我不出来，旁边的监视器会看到的。这样，你又要没工作了。”很难想象，这句话出自一个5岁小女孩之口。

　　宋成娣的前一份工作是保姆，因为常常把胡玉带在身边，东家就把她辞了，“说老是把孩子带在身边，没法好好的工作”。胡玉一直记着这件事。宋成娣好不容易找到了现在的工作，并在附近找到了一个愿意接收胡玉的民工幼儿园。

　　然而这家幼儿园可能将于明年关闭，宋大姐很担心：“那怎么办呢？总不能老是让孩子待在那个屋子里吧？”

　　宋成娣告诉记者，这一带的外来务工者，孩子大都上了胡玉所在的茅家埠幼儿园。一来是希望孩子早点受教育，二来实在没空照顾孩子。而且在这一带，只有这家幼儿园的价格他们还能勉强承受。

　　“这里是最便宜了，但我们还是分期付款的。”宋成娣说。

　　“这些家长有意识让孩子上幼儿园已经很不错了。有的干脆让他们带在工作场所或留在家里。”一直关注民工幼儿园问题的民进杭州市委委员周谷良老师说，“这就是民工孩子事故频发的原因之一。”

　　“上幼儿园已经不单是教育问题了，还是安全问题。”周老师说。

　　民工子女幼儿园良莠不齐

　　在杭州城北开了一家幼儿园的吴小丽(化名)老师最近很高兴，因为她的幼儿园被评上了“丙”级，她几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谈起她的办园经历，她叹了口气道：“充满艰难啊。”

　　“最难的是房子问题。”她说，她的房子是一家国有单位的，租下房子后，她把所有收入都投入到装修中。半年前，单位的领导说房子有别的用处，要收回。吴小丽天天往那家单位跑，一次次地求告，终于感动了单位的领导，房子以远低于市场价继续租给吴小丽。

　　相比吴小丽，其他民工幼儿园就没有这么走运了。他们中有的没有正式的“名分”，没有等级，只在教育部门备了个案，有的干脆就是私下里办的。而像吴小丽遇到的资金和办园场地问题，几乎普遍存在。还有些幼儿园因为办园条件不达标，面临被关闭的命运。这样的民工子女幼儿园，在杭州有近百家。

　　据估计，杭州至少有上万3-6岁的民工子女，大批民工子女幼儿园应运而生。记者调查显示，很多人开办民工子弟幼儿园是看准了这个市场，但办园者的素质良莠不齐，幼儿园的办学条件也相差甚远。而这些民工子女幼儿园，基本上由其所在的街道管理。

　　周谷良说：“因为办园的很多自己本身就是弱势群体，所以他们都面临的困难更多，更复杂。政府不支持，没有资金来源，很多幼儿园甚至连备案都没有，被关掉也是正常的。”

　　另一位业内人士则说，类似这种幼儿园，每年都要关停一些，但每年都会新开很多，“因为需求量很大啊！”

　　专家建议

　　政府应该以规范扶持为主

　　周谷良说，幼儿教育不属义务教育法范畴，我国目前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国家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约国，也就是说，从遵守公约的角度讲，政府有义务解决民工子女学前教育的问题”。

　　“这个不单单是教育公平的问题，更是关系千千万万孩子安全的问题。”周谷良说。

　　省政协委员、民进杭州市委副主委、杭州师范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肖锋也参与了相关调研。他认为，对于主要接收外来民工子女的幼儿园，“政府部门应该规范它、扶持它，不要一关了之。”

　　肖锋认为，光靠政府还不够，也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有关企业、村、街道等有关单位也应该给私人办学、尤其是外地人办学提供方便。“毕竟农民工为杭州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