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的前世今生：当年险被末位淘汰

　　大河网讯去年易中天就火了，今年更火了。《品三国》签售现场，近万名读者排成的长龙从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中央大厅一直蜿蜒到了大厦后的胡同根儿。考虑到读者太多，签售主办方要求每位读者只能买一本书。

　　有居民痛感出行不便，就找110排忧解难。在警方的干预下，签售进行两个半小时后被中止，此间，易中天以每3秒签售一本的速度，共签了近3000本书。

　　众多读者非常失望，甚至有人嚎啕大哭。

　　《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说，类似情景也曾出现在阎崇年、纪连海、刘心武等人身上，当然最火的还是易中天。

　　因为巨大的社会影响和高收视率，原本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的《百家讲坛》甚至作为暑假特别节目在一套综合频道播出。对一个曾在央视考核“生死线”上徘徊的节目来说，这真是个奇迹。

　　学者的《百家讲坛》

　　《百家讲坛》前任制片人聂丛丛说，《百家讲坛》与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一起诞生。《百家讲坛》的创意最早来自科教频道当时的负责人高峰，感于大学里的讲座很受欢迎，他就想把一些讲座搬到电视上来。当时《科技博览》的编导李炜受命筹备生产《百家讲坛》，成了这个节目的第一任制片人。

　　2001年7月9日，科学教育频道正式开播，《百家讲坛》也跟着登台亮相。在早期的定位里，《百家讲坛》走的是“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的路，是一部电视版的“百科全书”。与科教频道其他节目一样，《百家讲坛》将观众群基本定位在受教育程度较高、欣赏品位不俗的知识阶层，主讲人选也瞄准了全国最好的学者、教授。

　　第一个在《百家讲坛》亮相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当时他刚刚从美国退休回国到清华大学执教，正在准备一场主题为《美与物理学》的公开演讲。编导得到消息后，立即和清华联系录制，回来后剪辑播出。

　　《百家讲坛》的门槛很高。“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乃至饮食起居、养生保健，只要与学术领域沾边儿，都在我们的选题之列。主讲人有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学术名流，也有邹静之、张维迎等少壮派学者，都是在各学术领域自成一‘家’的人物，当时的《百家讲坛》是靠知识性极强的选题和高水准的学术专家来保证学术性的。”聂丛丛回忆说。

　　因为领导希望原汁原味地呈现大学演讲的原貌，《百家讲坛》早期更像是一个转播和录制节目，没有自己的演播室，没有自己的专职主持人，没有固定的录制时间、地点。节目编导用电话和北京的大学、研究所联系，收集演讲信息，确定选题，然后派人前往录制。

　　干了一年多，制片人李炜离开，聂丛丛成为《百家讲坛》第二任制片人。聂丛丛当时为《百家讲坛》想出的广告语是“建构时代常识，讲述智慧人生”，《百家讲坛》被描述成一所汇集各路专家、学者的“开放式大学”。

　　随着央视推出“栏目警示及末位淘汰”考核机制，聂丛丛觉得摆在《百家讲坛》前那条平坦的“大学之路”突然断了。

　　虽然央视科教频道开播时，央视的台领导和广电总局领导就明确指出过：“10套科教频道的节目如果人人都爱看那它就失败了。”但问题是“栏目警示及末位淘汰”考核机制是面向全台所有频道的。根据规定，一年内连续两次或累计三次被警示的栏目，收视率最低的节目就会被淘汰。

　　“我们是小众性的学术节目，内容定位决定了收视群体窄众化，但我们的观众平均文化程度是央视节目中最高的，当我们的节目中午12：30播出时，这部分人员都在单位食堂吃饭。0：15的重播时间，又让这些早9：00还要上班的人实在难以等待……而目前我们的收视率考核却是不管什么节目，都是在‘人人都爱看’的基数上抽取和计算。”这让聂丛丛觉得不公平。

　　在考核面前，《百家讲坛》的日子自然不大好过，和后来消失的《读书时间》、《美术星空》一样，收视率屡次位于频道后列。即使《百家讲坛》全台满意度排行第15名和网络点击率全台排行第15名，甚至排在《焦点访谈》、《开心辞典》前面，但收视率上不去，依然会遭遇“警告”和“黄牌”。

　　阎崇年“救场”

　　在聂丛丛的记忆中，2003年真是难过的一年。《百家讲坛》和《读书时间》、《美术星空》等节目忙于改版转型，力求提高收视率。为此，《百家讲坛》几度停播，四处学习，在节目普及性和可视性上下功夫。

　　首先，《百家讲坛》放下“学术”架子，将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的群体作为主要收视人群。在节目上也有大的改变：如为高考的学生做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备战高考》系列节目，加强科普知识类的节目播出；固定了现代文学馆、青年政治学院几个拍摄地点，开始请人来做专题演讲；请龙应台、李银河(blog)、陈丹燕等人主讲《女人说话》；请红学家周汝昌、蔡义江、王蒙等人讲16集《新解〈红楼梦〉》。此外，在节目的可视性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加强画面资料的运用，甚至强行规定过“三分钟专题片导入”制度。

　　这些努力收效不大，在2003年里，《百家讲坛》节目总体收视率最高端为0.20，最低端几乎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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