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好教师面对面

　　文/符德新

　　从二十几年前跨出大学校门，踏上新闻采访之路，我在城市、乡村的学校采访过一个又一个人民教师。为人称道的好教师好在哪里？他们身上有着怎样的特点？我想从自己的几次与好教师面对面的采访经历，谈一点感想。

　　一、 热心和对教师职业的热爱

　　1983年金秋，全国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为教育类报纸的记者，我在采写了会议消息之后，在2000多名先进妇女代表的名单中扫视着，寻觅教师的身影。此时，来自云南泸沽湖畔的普米族姑娘、宁蒗县跑马坪公社二村大队完小教师郭顺英进入了我的视线。我利用开会的间隙对她进行了采访。

　　坐在这位普米姑娘对面，你会立刻感觉到一股逼人的青春气息。19岁的她，高挑身材，俊俏的脸庞透出一抹红润。初为人师，她还带着少女的淳朴和天真，特别是说到自己偷偷上学的经历，虽然面带羞涩，仍掩饰不住满脸笑意。

　　按照普米族的老规矩，是不送女孩子读书的。普米女孩从小就订下亲事，十几岁嫁了人，便要担当起全部的家务。而顺英从小酷爱读书。小学毕业，她以全跑马坪公社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初中。可是，父母却不同意她再去读书。小姑娘不甘屈从命运，偷偷跑到县城附近的姐姐家。没念过一天书的姐姐支持妹妹上学，包下她的吃住。顺英就是这样读完初中的。

　　当郭顺英接到县民族中学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时，父母说什么也不放她去了。“女孩家读书有啥用?没那么些钱供你。还不如安安逸逸在家干哩!”没能继续升学，她哭了好几回。

　　正在这时，县里招考小学教师。想起自己求学的艰难，想起那些普米小姑娘眼巴巴趴在学校窗口听课的情景，郭顺英仿佛猛地醒悟了——就做一名教师吧。只有得到文化和知识，普米族妇女、普米民族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顺英考得很好，被分到跑马坪公社二村完小当教师。迈进校门，她立即承担了动员普米族女孩上学的任务。

　　乡间的小路上，洒满了姑娘的汗水。郭顺英走访了村里一家又一家。这天傍晚，她来到马顺陆家，动员他女儿秀英上学。“让她去读书?”马顺陆冷冷地说，“家里的活谁来干?”秀英当时给家里放着七头猪。顺英想了想说：“表叔，只要你们肯叫她读书，放猪的事，我来想办法。”

　　顺英和父亲商量，把秀英家的猪并到自家牲口群里一起放。父亲郭振新痛快地答应下来。这回，倒是马顺陆过意不去了：“我哪能为个丫头读书，拖累你家呢?”顺英笑笑说：“你把女儿送到学校来，就是给我们最好的报酬了。”

　　在普米女孩哈粗家里，顺英也曾被主人弄得很难堪：“你吃饭吃胀了?摇马路摇到这里来，你走错门了!”晚上，郭顺英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就这样算了吗?不，为了普米女孩子有和男孩一样上学的权利，她决不肯轻易后退。不记得第几回了，她又走进这间屋门。“表叔!”顺英恳切地说：“你两个男娃都送上学了，为啥不叫哈粗上?”

　　哈粗的父亲熊长命两眼望着火塘，默默吸了一阵烟，终于吐出真心话：“女娃子读不读书，反正都要嫁。彩礼已经收了人家的，读了书她要翻悔怎么办?”顺英耐心对他讲早定亲、收彩礼的不对，女儿不同意，就该退掉亲事。长命只是摇摇头：“将来闹退婚收不得场，我们要来找你啊!”郭顺英心想：现在法律保障婚姻自由，有什么好怕呢?就干脆地答应：“好的，找我就找我!”9月里，熊长命终于把女儿领到学校：

　　“老师，我这个幺姑娘交给你们了!她两个姐姐都被我耽误了。这个顶小的，不叫她再当睁眼瞎了!”

　　郭顺英刚到学校那年，没有一个普米族女孩来上学。第二年经过动员，6个女孩上学了。如今呢？她高兴地说:“我来开会前，已经有27个女娃报名了。明年、后年，肯定还要多!”说到这里，她眉飞色舞。从零到27，这充满希望的数字变化，记录下普米妇女向文化知识高峰登攀的最初进程。郭顺英满怀信心地告诉我：“这次回去，我们要把大队80%以上的适龄儿童都动员来读书。”这可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啊，我不禁替她捏了一把汗：“能办到吗?”“能!现在领导重视教育，我们公社书记还亲自下来动员呢!”她稚气未脱的脸上，此时的神色是那样自信。

　　郭顺英肯定算不上是“贡献突出”的教师，也谈不上教书育人有多么大的成绩，因为她还很年轻，从业时间也很短。但是她对教师这份职业的热情和执著打动了我。我想，热情、热心，应该是当一个好教师的先决条件。

　　《普米姑娘的心愿》，是我采写的第一篇人物通讯。

　　二、 对学生的爱心，以及由此生发的耐心和教育艺术

　　2004年年初，有一件事在小学界引起轰动：1月16日，温家宝在北京几名教师建议加强霍懋征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的信上批示：“这几位老师的意见很值得重视。霍懋征老师的模范事迹，充分说明高学历人才从事基础教育具有深远意义。”并指示教育部推动霍懋征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工作。《霍懋征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被列为“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这是教育部第一次为一个小学教师开重点课题。

　　的确，上溯到60年前，以至后来的很长时间里，大学生毕业教小学都算得上是新闻。而霍懋征1943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毅然放弃留校任教机会，到北师大二附小(即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任教。从教60多年来，她有多次机会离开学校，但她始终没有离开讲台，没有离开小学教师的岗位。

　　2004年夏天，我走进霍懋征老师位于北京阜成门外白堆子的家。话题很自然地就从她为什么大学毕业要去教小学聊起。

　　1943年从北师大毕业后，学校曾让霍懋征留校工作，但被她谢绝了。她要求到小学任教。为什么？霍懋征道出其中原委：“一个原因是我爱孩子。我妈妈就是教师，她的学生们常常来看老师，看到学生跟妈妈之间那种情谊，给妈妈带来的快乐，我就想，长大我也要当教师。再一个理由，我知道万丈高楼平地起，小学是打基础的，我觉得当小学教师最光荣。”经过再三要求，学校才同意了霍懋征的请求，把她分到现在的北京实验二小。于是霍懋征一口气在这所学校工作了60年。“中间有多次机会要调我走，我都没挪动。20世纪50年代到教育部去编写教学大纲，审查教材。编完了，审完了，我还是坚持回到学校。全国妇联调我去，我也没去。当然，教好每一个学生，是很不容易的事，任务光荣而又艰巨。但是当孩子们成长起来，都能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你就是最幸福的人了。”

　　正是对学生的爱，让霍懋征走上了小学教师的岗位；也是对学生的爱，让她成为今天的一代名师。

　　霍懋征对学生的爱，体现在她不以成绩论学生，不以聪明与否论学生，更不以家境、家长地位论学生。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霍老师对学生的爱心和耐心。

　　实验二小高干子弟多，但也有附近居民的孩子。有个叫何永山的孩子，母亲是街道工厂女工。这孩子比较调皮，不爱学习，留了两次级，哪个教师都不愿教他。外宾参观时教师有时把他藏在厕所里，怕他胡闹。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校长决定把他送工读学校。霍老师听说了立即去找校长，主动要求把这孩子转到自己的班上。校长说，“那可不行，你是优秀班集体，他要是去了，还不一马勺坏一锅汤。”霍懋征说，“他虽然现在表现不好，但他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送工读学校会影响他的一生，您就把他交给我吧。”就这样愣是把这个“差生”要到自己班里。她先给全班做工作，谁也不能歧视他、笑话他。然后开始观察他有什么优点。这个男孩比班上别的学生大两岁，有力气。于是霍懋征和颜悦色对他说：“小永啊，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从学校校门到东楼这一片，是咱们班的责任地段。请你带着我，再带两个同学来负责咱们班责任地段的卫生，你来当组长好吗？”何永山没想到自己还能当上“官”，可高兴了。于是每天早上他都准时来到这个地段，认真地和老师、同学一块儿扫地。师生间的关系就这样拉近了。

　　有一天何永山没来上学，午饭后霍老师立即到他家去看看怎么回事，发现他正感冒发烧，还没有吃饭。霍老师赶快回学校给他买了份儿饭，又带着校医去给他打针、吃药。安排他吃了饭，霍老师就到工厂去找他妈妈，说中午能不能让小永跟别的同学一样，在食堂包饭。他妈妈说，霍老师，不瞒您说，我们家没有这个条件。霍老师说那你甭管了。第二天霍老师自己拿出钱来，给小永在食堂包了饭，还让他当“饭长”，负责抬饭，给大家分饭。这样，又拉近了他和同学的关系。他也不再胡闹了，大家也逐渐接受了他。很快“文化大革命”来了，因为出身好，他当上红卫兵，保护霍老师少挨了好多打。外地红卫兵来学校打砸抢、打老师，他都挺身出来，保护学校、保护老师。

　　2003年5月，霍老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开口就叫娘：“娘啊，娘，我的亲娘啊，您答应一声！我找了您十几年了。”霍老师一时想不起是谁，问他贵姓，“我姓何。”“噢，你是小永吧？”“是啊，我可找到您了！”原来何永山的工厂搬到外地，回来后因为霍老师搬了家，就失去了联系。他说：“您是我的亲娘，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他已经50多岁了，是个即将退休的技术员。于是他带着爱人、孩子来看老师，现在还经常通电话。霍懋征感慨地说：“所以，当教师的别以为孩子才一年级，还小，你就对他不在意。转眼间孩子就会长大成人，成为建设我们现代化强国的有用之才。这并不是遥远的未来。”

　　《小学教师，最光荣最幸福的人——访共和国首批特级教师霍懋征》发表在2004年7月21日中国教育报的头版头条。2004年教师节前，温总理走进霍懋征的家，看望这位为小学教育奉献了毕生精力的83岁老人。

　　三、敬业和奉献精神、牺牲精神

　　教师职业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意味着奉献和牺牲。只要你是一位敬业的、忠于职守的教师，就难免要因为工作而或多或少地牺牲掉一些个人的东西。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孟二冬，主动要求参加北京大学对口支援新疆石河子大学的教学工作。到石河子大学的第二周，他就出现了严重的嗓子喑哑症状。医生做出“禁声”的医嘱后，他强忍病痛坚持给学生上课，直到倒在讲台上。患食管恶性肿瘤后，他一年之间接受了三次大手术，但仍然顽强地与癌症作斗争，仍然坚持课题研究和指导研究生，直到最后一刻。2006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给孟二冬女儿孟菲的回信中称赞，孟二冬“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但他为人师表的高尚品德却深深打动了每一个人，给人以心灵的震撼。”

　　殷雪梅、祝香云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救护学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像她们这样舍己救学生的教师还有很多。他们的英雄行为，可歌可泣。

　　然而在我国一千多万教师中，更多、更普遍的，还是那些默默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不起眼的工作的普通教师。千千万万的普通教师为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为了教书育人，而牺牲了自己很多很多的东西。

　　在江西省永修县柘林镇黄岭村，邹有云就是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平凡老师。为了让山里的孩子有学上，他主动走进太阳山深处，撑起一所单人校。30年里他一人身兼校长、教师、管理员、炊事员多种角色，从未给自己放一天假。

　　2004年11月，我跟随中宣部、教育部组织的采访团来到太阳山。

　　到了太阳山，才知道邹有云老师每天教书育人的难。我们沿着邹有云每天从家到教学点的路，上高山下陡坡，钻密林过小桥，走了一趟，已是气喘吁吁，大冬天里淌汗。当地老乡告诉我们，这条路还是今年刚刚拓宽的，也就是说30年来，邹有云每天往返跋涉的，是比这还要崎岖险峻得多的羊肠小道。

　　村支书告诉记者，黄岭村地广人稀，分散着12个自然村落。其间有山林28000亩，柘林湖水面6000亩。“如果不是邹老师在太阳山办教学点，学生从最远的村子到黄岭村小学读书，要翻几座大山，走上十几里路。年幼的孩子根本就无法上学。”

　　自从30年前柘林湖水库蓄水，茫茫水面阻隔了村与村间的交通，在太阳山办个教学点，解决太阳山周边3个自然村的孩子就学问题，就被提上了县教育局和乡、村领导的议事日程。可是派谁去呢？外面的教师没人愿意来，本村一时又找不到能胜任教学的。就在这时候，邹有云站出来“揭榜”了。

　　当时邹有云已经在条件相对较好的黄岭村小学任教，书教得挺好。为啥要放弃这个已经有了良好开端的事业，自告奋勇跑到太阳山那间破败简陋的房子里去办学呢？

　　邹有云对记者讲出了影响他一生命运的两个故事：

　　杨家山的孩子每天上学，要先坐20分钟的竹排，登陆后再走十几里山路。那天他眼看着一副竹排在快靠岸时因为孩子们争着往一边挤而翻沉，几个孩子一齐落水，幸好当时有个大人在，五六个孩子都挂在这个大人身上，涉水艰难上岸。目睹了这惊险一幕，邹有云着实为这些上学的孩子捏了一把汗。就因为路上太艰险，这一带有许多适龄儿童没有上学。

　　还有一次，邹有云正在家吃饭，听见河边一位洗衣裳的妇女正呵斥她的女儿：“叫你去读书，为什么又不去！”女儿说不想去，只见这名妇女一把抱起孩子，威胁地喊道：“如果你不去上学，我现在就淹死你！”女儿哭喊挣扎着，扑腾的双脚在水面溅起了高高的水花，她喊着：“淹死我也不去上学！”邹老师认得那女孩叫丁小琴，刚上一年级。一天往返三十来里崎岖山路，大人走一趟尚且不容易，她这样小小年纪，又怎么吃得消呢？难怪她“打死也不读书”了。

　　另外一次童年的惨痛记忆，邹有云很少对人提起：自己儿时的一个伙伴、同班同学，就是因为过河被溺，惊吓过度，救上岸来没几天就死了。

　　就是为了这些山里孩子，邹有云下定了上太阳山办教学点的决心。这一上山，就是30年。

　　当年有个家住学校旁边的8岁小女孩，常常抱着弟弟或妹妹，在教室外走来走去。她从窗口羡慕地看着别的孩子在里面上课，心里充满渴望。就是窗外这一双圆圆的大眼睛，让邹有云心里总是放不下。他几次走访这个女孩的家，苦口婆心地说明女孩读书同样重要，并承诺垫付学费，终于说服了女孩的父母让她来学校读书。20余年后，当这个叫余先云的女子站在记者们面前时，我们几乎找不到当年那个羞怯的小女孩的影子。剪着齐耳短发、容貌姣好的她青春焕发，落落大方。面对记者，余先云的一双大眼睛里流露出对恩师的感激之情。她说，小时候家住学校旁，天天看人家读书，十分羡慕。但自己要带弟弟妹妹，家里不让读。“邹老师到我家去了几次，做我父母的工作，说再穷也不能耽误了孩子，这样我才得以进入小学。”初中毕业后余先云考入九江卫校，毕业分回永修县九合乡政府管计生工作兼会计，月工资千元，并在县城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如果没有邹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余先云感激地说。

　　30年里，邹有云为太阳山上的“小太阳”们作出了很多牺牲：自己几次放弃了深圳等地高收入的机会，还把妻子周泽香“拖下水”——在他的教学点当一名不领工资的“助教”；为医治小女儿的骨髓炎，家里欠下了6万多元的债务，至今家里连一台电视机都没有……

　　我问邹有云：“还准备在太阳山一直坚持下去吗？”他的回答肯定而坦然：“只要这个教学点不撤，只要还有一个孩子读书，我就会坚持下去。按照60岁退休算，我还可以再教十年。”

　　和邹有云一样在深山独力支撑起一所小学的，还有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塘溪乡五马垅小学的盘振玉。

　　这是一个偏僻的瑶族村，距离郴州50余公里。蒙蒙细雨中，吉普车在狭窄山路上艰难地颠簸了近两个小时，除了山中弥漫的浓雾，我们没见到迎面过来的一辆汽车、一个行人。停车之后，又沿着田埂、小径向上攀爬了几百米，才来到海拔1300米的五马垅小学。

　　24年前，16岁的瑶家妹子盘振玉为了大瑶山的孩子有学上，把高中录取通知书揣在兜里，把上高中、上大学的梦埋在心底，从这里走上了讲台。二十几年的时光，她独自一人撑起了一所瑶家小学。

　　来到教室外，我们就听见盘振玉正用瑶语和普通话交替授课，在教她的复式班。教室里坐着的9个孩子最大的9岁，最小的才5岁。这个读学前班的5岁学生叫赵志豪，前年他母亲死于车祸，父亲现在外出打工。开学前一天，70岁的爷爷带赵志豪来到学校，对盘振玉说：“我这个孙子就交给你了。我知道只要到了盘老师身边，孩子就会变乖。孩子交给你，我们最放心。”

　　赵志豪每天与盘振玉同住、同吃，这样的学生五马垅有好几个。其他学生每天中午也在盘老师这里吃饭。上午课上完了，盘振玉就忙着为学生煮饭炒菜。学生只带米来，蔬菜、油都是老师自备。晚上除了备课、批改作业，还要为学生洗衣服、盖被子，招呼孩子们起来大小便……

　　这样跟着老师长大的孩子，无论外出读书、做工，都把盘老师当作自己的亲人，甚至不愿意跟父母讲的事，也对她讲。有个姑娘最近谈恋爱了，非逼着对象一起看盘老师，原来是要老师帮她“把把关”。她悄悄对盘振玉说：“你不点头，我就不嫁给他。”

　　然而在获得学生尊敬和爱戴的同时，盘振玉自己却牺牲了很多东西，包括牺牲丈夫的前途。她的丈夫黄由富对我们说：“恋爱时我就向盘振玉承诺：与她一道建设瑶山。为了这个承诺，我们都做出了牺牲。”

　　1986年，黄由富由乡林管站调到了条件更好、待遇更高的乡变电所，又取得了中专学历，乡里打算要他担任乡团委书记。乡领导跟学区负责人打了招呼，将盘振玉也安排到乡变电所旁的和平小学工作。

　　新婚的盘振玉听说能够夫妻一起下山安家，心里很高兴。可安排上山替她的人选时，却遇到了难题。后来学区只好轮流派年轻人上山，一人干一年。盘振玉听说后，难受极了。她找到乡领导说：“我个人下山事小，让几十个孩子学好事大。没有适合的人，就还是让我留在山上吧！”

　　第二年儿子出生，夫妻分居两地，困难更多了。下山的话题又一次提起，而且得到了组织上的正式通知。但这回的调动也再一次因为没有合适的人来接替而不了了之。盘振玉毫无怨言，继续奔波于学校和自己的小家之间。黄由富心疼妻子，终于下决心辞掉了乡干部工作，随着妻子上山，当了一名村里的护林员。

　　我问盘振玉:“二十几年里，你有好几次打算走出大山，是什么原因让你又留下来？”盘振玉回答:“我们夫妻俩都有机会走出去，也已经攒了钱准备在郴州买房子。但我走了，这里的孩子就没人教了。回来我一个，可以换十个、百个瑶族孩子走出大山，我回来得值。”

　　像邹有云、盘振玉这样默默耕耘在祖国各地偏远山乡的普通教师，其实有很多很多，只不过他们的事迹没有被采访、被宣传，我们无从知道罢了。

　　四、教育教学中开拓创新不断求索

　　多年以来我们宣传的教师典型，大多是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型的，他们多半是长年在老、少、边、穷地区默默耕耘，在艰苦条件下从事着平凡的教育教学工作。一直到近几年，我们才开始注重宣传那些有开拓思想、勇于改革创新的教育教学工作者。北京大学附中数学特级教师张思明，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

　　采访张思明是在2002年的8月下旬。当时他已经担任了副校长职务，但是并没有脱离教学一线，仍然带着高三的数学课。

　　早就听说张思明的数学课授课方式与众不同。这天，当我走进北京大学附中张思明的办公室，正碰上数学兴趣小组的几个初一学生坐在里面，对着张老师刚给他们留的“作业”冥思苦想。我要过“作业题”看了看，上面竟是这样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邮票齿孔，开本，卷材，热水瓶，电脑，电话、手机套餐……”我只好问旁边一位女生：“张老师给你们留的这是什么题啊?”这位同学告诉我，邮票那道题，是计算邮票两个齿孔的间距与转角处圆孔位置的关系；热水瓶那道题，是求瓶里水位的高低与热水瓶保温效果的关系；电脑那道题，是让我们了解中关村几种不同CPU的电脑近几年价格变化的走势；电话、手机套餐，是研究哪一种收费套餐更适合哪一类的消费群体……

　　正说着，张思明走了进来。他问这几个同学：“除了老师出的这几道题，你们还想到哪些生活中的数学例子?”

　　同学们略加思索，便纷纷举例。活动结束之前，张思明又给大家留下几道思考题：

　　球鞋的鞋带有多种系法，哪一种系法用带最节省?哪一种系法最快?

　　一页杂志的排版，是通栏装字多，还是分两栏装字多?为读者阅读方便又应如何设计?

　　同学们散去了。我坐下来与张思明交谈。很自然地我就问起，他是怎么想到教这种“生活数学”的。张思明说，有几件事促使他反思我国的数学教育。

　　1992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IAEP)发表报告，在21个参加数学测试和科学测试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数学测试以总分80分的成绩名列第一，领先位于第二的中国台湾和韩国7分之多，特别是运算能力遥遥领先。而在科学测试中，中国内地中学生仅列第15名。在数学能力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尤其差。1999年团中央等单位组织的一项19000名大中学生参加的调查显示，具有初步创造人格和创造力特征的学生只有4.7%和14.9%。与此相对应的是，每年高考的数学题中，应用题的得分往往是最低的。

　　“我国数学教育历来有重视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重视教师主导作用的优良传统。我国中小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掌握(特别是运算和推理)有较明显的优势。但学生自主学习、探索、创造的能力和个性发展得不够，而这正是本世纪有竞争力人才的关键素质所在。”张思明说。“中国在历史上曾是数学领先国家，勾股定理、九章算术、圆周率，我们都是走在世界前头的。为什么一千多年之后我们反而落后了?从近些年的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看，中国学生的成绩也一直很优秀，多次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和个人第一。但对于我国9000万中学生中的绝大多数——那些不打算以数学为职业的人来说，当他们离开中学数学课堂之后，就远远离开了数学。至少在他们看来，生活从此与数学无关。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我们的中学数学课。”

　　张思明认为，作为一线的数学教师，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为学生创设一个激发创造性的“场”。

　　学生倪卫平在作文里记下了这么一件难忘的小事：

　　“寒假后开学时，我把自己在寒假制作多面体的一些小发现写成小论文，交给张老师。张老师在上课时当着全班的面表扬了我，肯定了我写的小论文。可不幸的是，我发现的一条规律早已被前人发现。这本使我有些沮丧，可是出乎意料，张老师在说明了事实后，把我发现的这条人家早已发现的规律称作‘倪卫平定理’，这使我大大恢复了信心，并且以之为骄傲呢！”

　　张老师带给学生的自信，让他们大大提高了学习数学的兴趣。

　　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张思明说：“我们常常习惯于把教学过程变成一个教师自编、自导、自演(少数学生当群众演员)的教案剧，我们的角色是编剧、导演、主演，是正确的化身，是英明的先知。现在我常想，是不是有时应该去扮演一下‘不正确’的角色，鼓励学生自己去发现错误。”

　　于是在一次立体几何课上，他有意识地“误导”了学生。

　　课堂问题是：最少用几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其讯号可以覆盖整个地球?

　　站在讲台上的张思明先是自言自语：“我看有两颗卫星就够了。”很快，学生们就画出了图1，并且看出了老师的这个结论是错误的。老师让了一步，语气肯定地说：“3颗卫星一定够了。”并画出了图2。这时大多数学生支持老师的结论了。老师得意地问：“谁还有不同意见?”部分学生的逆反心理被激发，开始认真地寻找老师的破绽，不一会儿就通过图3发现老师的结论还是错的。“那你们看结论应该是多少颗?”学生们在老师的鼓励下，得出了“4颗卫星可以满足题目要求”的结论，画出了第4张图。老师脱口说道：“这回不会再错了吧?”然后翻开一本准备好的《立体几何解题辞典》给学生看，书上这道题的结论果然如此。

　　张思明认为，教师的创造性更多地体现为对问题的设计、环境的创设以及引导学生走向创造。他认为真正的启发式不是提问题设圈套，让学生一个一个回答，而是教师自然地创造一种提问题的氛围，让全班同学的脑子都快速地转动起来。而且这种问题环境并不以课堂为界限，而是一直延伸到课堂外、假期中，以至于学生的整个生活之中。

　　比如下面这些问题，都是张思明给学生设计的：

　　多速自行车的速度数是怎么确定的?请你调查一下市场上的多速自行车，其速度数是否和标示的一样?

　　十字路口的红、绿、黄灯的时间比多少才合适?

　　一笔款子怎样存可以获得较多的利息?

　　大宾馆的多部电梯，当客流较大时，怎样设计运行方案才合理?

　　显然，这样的作业题，不是坐在教室里或者家里就可以完成的。它常常需要实地的观察、实验，需要借助网络等课堂之外的东西，需要对信息进行选择、分析、加工和处理，这是一种研究性的学习。

　　张思明的一条理论是“你需要柴，就给你一把刀”。他说，对于教师来讲，真正的爱是要对学生进行很好的观察，当发现学生需要温暖时，不要直接给他温暖，而是给他一把柴刀说，你去打柴，不会打，我告诉你怎么打。

　　在张思明生动、新颖而富有创意的教法之下，学生的创造力、设计能力都得到提高。班里学生的有关生活中数学的设计，在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拿到一、二、三等奖，许多同学的论文在各个专业报刊刊登。因为张思明总是设法把学生们的创造性成果推荐出去。1996年他辅导3名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新苗特等奖”。1998年以来，他参与辅导的本校学生参加“北京市高中数学知识应用竞赛”，获得了近百个奖项。

　　张思明30年的教育教学工作，得到了领导、同事和学生们的充分肯定。1996年他被评为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和北京市青年教师师德之星，1998年被评为特级教师——当时北京市最年轻的一位中学特级教师。1999年他获得“苏步青数学教育一等奖”。

　　《给你数学的美丽天空》2002年9月发表。2005年张思明被授予“十杰教师”称号。

　　五、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人先了解人

　　2006年9月13日，《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草案)》正式由市政府提交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审议。草案明确规定，学校应将精神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特点，开展精神健康教育、咨询、辅导，高等学校和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应当配备专业人员，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

　　近年来，随着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增多和心理问题所导致恶性案件的频发，青少年心理问题逐渐引起大、中、小学校和整个社会的关注，在学校设置心理咨询机构和人员、及早开展心理教育，成为人们的共识和一种必然趋势。而早在1992年，北京市西城区就开办了北京第一家学校心理教育咨询和研究机构，著名的北京市特级教师丁榕被调去从事开拓性的工作。她从一个人、没有房子、没有设备干起，白手起家。没有椅子自己从家里搬，没有钱就四处化缘，先找几所学校试点，然后一点点铺开。在她和她的同事们的努力下，现在西城区的中小学校已经普遍做到了“六有”：一有心理教师，包括专家队伍、专业队伍、专职队伍、兼职队伍和积极分子队伍；二有心理教育活动，用体验、感受代替道理和说教；三有心理教育环境；四有心理咨询室或谈心室、恳谈室、知心小屋，学生可以有地方宣泄；五有心理热线，或心理网络、心理信箱；六有学生心理档案。

　　丁榕，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是一个响亮而为大家所熟知的名字：北京四中特级教师、教导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班主任，北京市模范班主任……她的许多教书育人的小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将近退休年龄时，丁榕受命转而开拓另一条教育战线，现在她的职务是：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心理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德育教研室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

　　2004年8月，坐在丁榕老师对面，我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您当了那么多年优秀班主任，怎么想到去研究学生心理呢？”

　　丁榕回答:“28年的班主任生涯让我体会到，当老师的，最重要的不是研究我们对学生要求什么，而是了解学生需要什么。也就是说，要首先了解你的教育对象，然后才能谈到怎样教育学生。”她说，教师不能只关注孩子的智力发展。中小学生正处于生理发育、心理发育、个性发展等全面发育成长的关键期。发展智力，只是成长的一个方面。要想办法让孩子身心健康地成长，逐渐融入公共生活，提升人际交往能力，直至走上社会，成为一名身心健康的合格公民。

　　“每个孩子都有潜能，要开发这些潜能。比如有个学生学习成绩不够好，但喜欢画画儿，我一看他画得不错，就跟他说，你不要在其他功课上费太多精力了，就学美术吧。每天中午吃过饭，我让他到我办公室来，画上40分钟。后来他考上了工艺美术学院。”

　　我问丁榕：“现在许多年轻人走上了教师、班主任的岗位，你想给他们什么忠告？”

　　丁榕回答：“你要给学生知识，你必须比他们更有知识；你要学生有道德，你必须自己先有高尚的道德；你想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你必须自己有创新思维。”她略一沉吟，又加上了一句：“老师不能只懂得说‘不许’。”

　　她说，有一个毕业多年已经40多岁的学生来看她，说出的话让她很有感触。这个学生说，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师有那么多的“不许”：上课不许说话，下课不许打架，墙上不许乱画……“反正我们最喜欢干什么，学校、老师肯定就不许我们干什么。”这位学生问丁榕：“丁老师，你说是不是教育就等于‘不许’啊？”他说，其实这么多的“不许”都没有教育我，真正教育我的，是丁老师“许”我做的一件事。

　　因为他上课爱淘气，爸爸给了他一张电影票，说，你如果一个星期上课不淘气，我就让你星期六下午看电影去。整整一星期，他约束自己老老实实听课，每天都在心里数着日子，因为那是他最想看的一部电影。好不容易熬到星期六第四节下课了，老师却说，“今天下午咱们学雷锋，刨树坑。”他心里想，这下子一个星期的努力全泡汤了。但他还是忍不住去找丁老师，吞吞吐吐地说出了电影票的事。出乎意料，丁老师说：“我许你去。老师知道你又想学雷锋刨树坑，又想看电影。这样吧，大家吃午饭时你挖树坑，下午大家挖树坑时你看电影，看完了再回来接着挖。”这个学生说，老师这一个“许”字，让我永远不忘。

　　我又问：“丁老师，你觉得现在学校和老师对学生的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丁榕说:“我认为是‘四多四不够’。一是研究事儿多，研究人不够。事事都研究，纪律怎么搞，地怎么扫，就是没好好地研究人。二是研究共性多，研究个性不够。三是研究教育的外化过程多，研究教育的内化过程不够。比如我们订的校规，怎么才能转化成学生内在的要求？我们的说教、灌输、惩罚太多。四是研究思想教育多，研究心理教育不够。应该把这‘四多四不够’，转变成‘四个结合’，即研究事与研究人结合，研究共性与研究个性结合，研究外化教育与研究内化教育结合，研究思想教育与研究心理教育结合。这就需要更新观念，改进方法，拓宽途径。”

　　“老师教育学生，先要了解学生需要什么，因为学生的种种不良表现，大都是‘需要’没被重视或没被满足造成的。我把学生的需要分为三种类型：正当的需要给予满足，过分的需要给予引导，错误的需要给予纠正。”

　　“比如男女交往问题。我经过调查发现，有一个高中班82%的学生愿意和异性在一起，这证明异性交往是合理的需要。我就在安排班干部时给他们配好对儿，根据每个学生的需要及性格特征，每项工作都是一男一女，做到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想聊，下课就聊吧。满足了他们和异性交往的需要，创造了很宽松的氛围，也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我给学生上了一课，叫‘异性交往十大好处’。学生一看标题全傻了，七嘴八舌议论：‘从小家长和老师讲的都是与异性交往有什么坏处，您怎么说有好处呢？’我给他们一条条讲，欢声、笑声充满课堂，学生特别活跃，课下他们要了我的笔记，互相转抄。接着我就讲友谊与爱情，其实很多早恋的孩子是没有分清这两者的区别，我告诉他们要保留着这份纯真，但是现在不搞对象。在很多时候，‘防范’不如‘引导’。就这样严中有情，情中有爱，严是压力，情是动力，爱是基础。把几者结合起来，就是教育的艺术。”

　　我问她：“记得您原来做班主任时经常家访，现在的老师已经很少做家访了。您认为家访在今天还有必要吗？”

　　丁榕说:“我觉得家访特别重要，因为家访是了解学生的第一步。那时我从暑假里拿到新生花名册，就开始一一家访，开学之前已经了解了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家庭，一开学班集体就已形成了，以后的工作就省心多了。家访可以了解孩子的家庭环境，以及对他成长的影响，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也能了解孩子的性格、爱好等。等开学时，我跟学生都已互相熟悉了，开学第一天，互相介绍完我们就出去玩去了，上北海划船。第二天上课，班干部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所以老师应该是主动出击，而不是防守。”

　　她又说，“当然现在的教育手段多了，但我认为家访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现在仍然当班主任，还是会去家访的。当然在方式上可以改进。老师和家长的关系十分重要，老师教育学生离不开家长的帮助。有一次班上一个同学丢了钱包，我从各方面调查认为是某同学拿的，但没有证据。于是我给他家长打电话，说班上今天出了这么件事，你帮我留心看看，他的书包里有没有？当天晚上这位家长就给我打电话：‘丁老师，有！’我说好，咱们给孩子保密，谁也别说出去，我来找他谈。你说这样的事情，家长不配合行吗？跟家长关系不好，我敢打这个电话吗？后来很多家长都跟我成了朋友。”

　　丁榕最后强调说，学校和老师，要为学生建设一个心理教育的大环境。“在当班主任时，新生进来我先发调查问卷，了解他的气质类型。哪些学生是多血质，哪些是胆汁质、黏液质、抑郁质……不同的学生，要用不同的教育方法。胆汁质的学生，我不能太严格要求，越严了，越不行，要引导。多血质的，就要严，严对他有用。黏液质的学生，感情比较细腻，你不能着急，要慢慢来。抑郁质的学生，比较内向，但看问题很尖锐，要多关心他们，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多给他们一些爱。西城区正在搞这个实验，给每个进校学生建档案，然后跟踪多年。档案包括家庭情况、个性特征、气质类型等，有十项个性特征。当老师就要先研究人，再来教育人、做工作。”

　　对丁榕的访谈，我的一个最深的体会就是，教育者首先要了解、理解你的教育对象，这在过去的学校教育中是常常被忽略的。这次访谈就以《了解你的教育对象》为题发表。

　　以上是我二十几年记者生涯中采访好教师的一些粗浅体会。好教师好在何处，上面谈到的几点肯定不能概括全面。事实上，采访一千位教师，可能你会发现一千种优点，他们都有各自的闪光点。然而在爱自己的职业、爱学生这一点上，他们是共通的。

　　时代在进步，教师教育学生的方法和手段也在不断更新。比如在

　　(作者系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中国教育报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