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负债靠多招生学费还贷

　　谁制造了高校贷款黑洞 高校政府银行各打算盘

　　“巨额债务已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重要因素，个别学校甚至资不抵债，‘破产’隐患凸显。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将很有可能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一场深刻的危机。”全国政协常委、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坦言他对高校发展前景深为忧虑。 >>我来说两句

　　高校贷款“黑洞”

　　同样为高校巨额贷款担忧的还有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两人都有过在高校工作的经历，他们不约而同地提交了解决高校巨额贷款的提案。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2005年以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亿~2000亿元，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贷款。

　　有“西湖第一高楼”之称的原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实验楼被爆破。这座原本设计寿命100年的大楼，因为它所处土地的昂贵身价，在使用13年后提前倒塌24.6亿的价格为西湖边的土地价值设定了一个新的底线。而浙大获得的17.6亿卖地款，使他们摆脱了因建设新校区而欠债十几亿的还贷风险据审计署审计数字：至2003年末，教育部等中央部门直属的清华、北大等18所高校负债72亿元，甚至有的高校负债无法偿还。

　　有调查认为，中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到2500亿元。

　　“高校债务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目。”邵鸿说，除去银行贷款，许多债务是通过工程建设方垫资和一些单位的投资，保守估计高校债务4000亿元。

　　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投资规模50亿元、广州某大学城总投资120亿元，江苏等地一些大学城投资最少也在40亿元到50亿元。

　　一边是惊达2000亿元贷款的奢华办学浪潮与高校入不敷出的债务；另一边却是“赶英超美”的超豪华校园里因为贫困而辍学的230万学生。近年来由高校新建扩建带来的“负债办学”之风，究竟是否合理？还是已经渐渐偏离了理性轨道？说真的，当前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奢华办学之路还要走多远？

　　截至2005年8月，四川省各银行向高校发放各项贷款52亿元，湖南省25所高校目前有中长期贷款近百亿元，校均负债近4亿元。

　　邵鸿曾任南昌大学副校长，也是该校新校区建设的总指挥。据他所知，南昌大学、广东工业大学、郑州大学负债均在20亿元以上。

　　赤字运作的高校并没像原来预料的那样顺利——凭借扩招来偿还贷款，而出现巨额贷款无法偿还局面。

　　极度扩张之后，高校贷款后遗症随后出现，高校经费有限，贷款期限较短，无法短期还贷，部分高校贷款规模大大超出经济承受能力，无力偿还贷款，随着国家调高银行利率，一些学校甚至连利息都还不起。

　　经费紧张已经影响到高等教育质量，一些高校为了还贷，不得不压缩学生经费、办公经费，许多学校学生开不了实验课，没钱实习，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

　　高校究竟有多大的偿还能力？朱永新算了一笔账，学杂费和国家财政拨款是高校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中，财政拨款基本上用于学校人员工资的支出，不可能有结余；收取的学费中，国家明文规定必须不少于25％用于返还学生，不少于20％用于弥补教学经费的不足，不少于1％的比例用于毕业生的就业 指导，只能将54％的剩余学费收入用于贷款的还本付息。

　　朱永新说，即使将学费剩余54％全部用于还贷，对于规模巨大的高校贷款本息来说恐怕也是杯水车薪。

　　邵鸿介绍说，南昌大学负债20亿元，每年利息就要1．1亿元，全校收入不到3亿元，每年仅够付息，采取用新贷款偿还旧贷款的办法维持债务。当地政府为了让学校还贷，出台政策，允许学校对在新校区上课的学生加收50％的学费。学校把2．5万名本科生都转移到新校区，然而高学费同时带来一个另一个后果，学生负担过重，交不起学费，学校每年有3000多万元学费无法收回。

　　朱永新认为，凭借高校自身的力量在规定的期限内还本付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银行在向高校贷出款项之日起，这些贷款就注定会成为不良债权。

　　谁的责任？

　　高校贷款始于1999年。当时，高校因大幅度扩招面临教育教学资源严重不足，而国有商业银行面临无处放贷，信贷资金库存面临巨大的窘境。

　　而此前，高校办学长期恪守量入为出的原则，靠贷款筹资办学的方式高校并不认可。

　　1995年~1999年间，在教育部所属的34所高校中，整体负债额不高，平均不到 1900万元。

　　朱永新委员认为，高校贷款是地方政府默许、鼓励，甚至强迫高校的结果。

　　朱永新说，为鼓励高校贷款，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国家在发放教育国债资金时，都要求地方政府和高校必须给予相应的配套资金，“对配套资金确实不能到位的项目，要视情况，调减资金”。为了得到补助，高校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只好向银行贷款来筹集配套资金。

　　据调查，凡是教育国债资金安排的项目，其总投资中要求当地政府及高校配套资金必须达到2／3以上，但大部分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未予配套，高校的配套资金主要靠贷款融资。

　　例如，宁夏大学利用教育国债11965万元投资建设的项目中，地方主管部门仅配套700万元，而学校自筹的2368万元配套资金则大部分依靠向商业银行贷款解决。

　　扩招之初，许多大学校长对贷款办学比较谨慎。此时，一些地方政府向高校承诺将在未来协助高校偿还银行贷款，具体的补助方式有政府全额还本付息，高校还本、政府还息以及高校还本、政府部分贴息几种。

　　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也持同样的观点。朱永新在3月6日举行的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上说，高校为政府承担了责任，扩招后，全国高校共投入5000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仅有500亿元，其他都是高校通过贷款和收费解决的。

　　在3月7日举行的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上，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认为高校债务是政府造成这一说法并不全面。他说，高校贷款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高校贷款从客观上有扩招的原因，中央政府已经投入了许多资金，但地方政府没有资金支持，致使高校运转出现困难，高校只好通过银行获取贷款缓解压力。

　　有专家认为，高校把债务都推给政府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说法，高校贷款有中央政府责任，但实际上也是高校、地方政府、银行三方共谋利益的结果。

　　“扩招—贷款—再扩招”恶性循环

　　在国家实行扩招政策后，三方各打自己的如意算盘。

　　高校欲借扩招实现跨越式发展，扩大办学规模，许多高校凭借着新房子、老教师和人数众多的学生顺利地升格为大学，盲目增加了学科门类，出现了“不管工科、理科院校，都有新闻传播学和广告学的怪现象”。

　　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更高，不少地区的官员把城市管理和市场运作等手段运用到高校管理，不惜投巨资开发“高校园区”、“大学城”，希望利用高等教育的发展拉动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甚至是拉动一座城市社会、科技、教育的综合发展。于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毛入学率”、“万人大学”就成了地方政府夸耀的政绩。另一方面，学生家长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急切需求，迫使一些政府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银行则是找到了一批没有大风险的大客户，放心地为高校贷款。

　　扩招伊始，教育部提出，“要大扩招三年，使高校招生人数翻一番。”1999年高校在校生413万人，2001年达到719万人，招生规模已经从1998年的108万人增加到2001年的260万人。

　　2002年教育部就提出，由于教学资源、后勤服务设施都达到了一定的饱和状态，扩招进入调整期，每年的增长率将控制在5％~10％。

　　高校、地方政府、银行三方在各自的利益驱使下，扩招像脱缰野马。

　　2003年教育部招生计划为335万人，而实际招生382万人，多招47万，此后持续几年均多招数十万人。

　　199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拨款为420亿元，2004年达到1047亿元。扩招以来，每年递增超过100亿元。

　　如此加大力度的扩招，中央政府拨款无疑是杯水车薪。贷款扩招，扩招再贷款，高校在贷款泥潭中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