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总裁班”、身价千万的公司老总、办学合作者揭内幕，当这几个看似无关的关键词碰撞出“火花”时，情况会怎样？

　　于博的诉讼、知情者的现身，将以往各取所需、你情我愿的高校继续教育，一下子推到社会放大镜下。与越办越多的培训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继续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存在严重缺失。

　　于博，辽宁省沈阳市一家贸易集团总裁，花3.7万元上了清华大学的“总裁班”，自觉上当，打了一场备受社会关注的“培训门”官司，一审落败。

　　就在于博郁闷之时，张某的出现可谓“峰回路转”。这位某知名大学“变革管理与领导潜能开发高级研修班”项目负责人，除主动联系到于博表示声援外，还准备和与自己有培训协议关系的那所大学对簿公堂。

　　于博的诉讼、张某的现身，将以往各取所需、你情我愿的继续教育，一下子推到社会放大镜下。

　　“这很可能成为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即便只是一场口水仗，名校的金字招牌与金钱之间的眉来眼去，也将变得不那么热辣和赤裸。

　　有的学员一天课也没上，也拿到了结业证书。在整个过程中，某些大学的培训中心基本上只做两件事：盖章和收钱

　　尽管名校“总裁班”如今已是多如牛毛，但被推上法庭的，清华大学继续教育总裁班拔了个“头筹”。

　　事情还得追溯到一年前。

　　2008年1月，于博花了3.7万元后，成为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办的“总裁班”学员。开班后，招生广告中承诺的林毅夫、郎咸平等多名专家、学者均未到场授课。而且，教师整体素质不佳，原定60人的小班“增肥”为170人的大班，教学组织管理混乱、授课时间严重不足。

　　同年10月，于博以个人名义，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牛年的大年初一，他收到法院的判决书。

　　因为所提供的“总裁班”招生宣传的网页资料，不是从清华大学及其继续教育学院正式的网站上下载的，清华大学否认与这些网站存有合作关系，所以证明不了清华大学在招生过程中进行了虚假宣传；而对于研修班教学质量到底怎样才算合格，缺乏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针对他提出的教学质量问题，清华大学已进行了答复和整改，所以，法院认为“并不足以认定清华大学构成违约”。

　　胜利似乎偏向了清华一方，可随后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不曾预料到。

　　就在于博为如何搜集更多的证据以备上诉之需时，张某主动浮出了水面，作为合作方，他具有揭开高级研修班头上“神秘面纱”的能力和“资本”。

　　张某说，办研修班双方合作最核心的是利益分成。按照他与校方的协议，如果招生人数达到45人，所收学员学费按如下比例分配：甲方(某大学培训中心)占60%，乙方占40%；如果招生人数低于45人，乙方坚持开班，所收学员学费分配比例甲方视具体情况要高于60%。

　　实际上，张某只招到了27名学员，最终，某大学培训中心收取学员学费的72%，张某获得剩余的28%。每名学生的学费是32800元，算下来，某大学培训中心共分到63万余元，张某得到24万余元。

　　按照张某与培训中心的协议，教师讲课费的上限为6000元，然而，在张某看来，6000元远不够。

　　“优质老师的身价在业内基本上是公开的，一流院校的博导每天的报酬1.5万到3万元，上过电视的更贵一些。”张某说，他曾与校方商定了一名这家名校的老师来研修班授课，课酬为一天1.2万元，但人家嫌低，不来，顶替来的老师只提交了一份未完成的论文，还说“这种总裁班懂什么法律”。

　　“如果我像其他高级研修班的中间供应商一样，为了赚钱，师资、课件等都不保证，就有可能出现于博诉清华大学这样的事。”张某无奈地表示，他为研修班找的都是国内一本院校的博士生导师，为此，办这个班他赔了二十多万元。

　　在张某提供的他和某大学培训中心签订的有关协议中，作为甲方的培训中心有四项权利和义务：审查学员入学资格，负责为学员发放录取通知书并备案；审订乙方提交的教学课程方案；审查乙方所联系的师资人选；负责学员的成绩考核，向全部课程合格的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他们做到了几点呢？据我所知，有的学员一天课也没上，也拿到了结业证书。在整个过程中，培训中心基本上只做了两件事：盖章和收钱。就连那张鲜红的结业证书外壳都是我花5元钱从小卖部买来的。”张某有些愤愤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