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高等教育质量之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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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21日01:57 新京报 | ||
对教育政策有分量的影响和有价值的批评主要来自教育之外,这是否一种教育的悲哀? 5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适当控制高等教育招生增长幅度,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其实,在国家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就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建议》为教育确定的三个主要任务,是巩固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提法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从而为教育界争论不清的
回顾我国近些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思路是很有意思的。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1991年的毛入学率仅为3.5%,当时要求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呼声就很强烈,主管部门却坚持“稳定规模”的方针,致使供求关系越来越尖锐。1999年开始的高等学校扩招,以拉动内需为主要理由固然值得商榷,但加速发展高等教育却可以说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校扩招的成效现在已经可以评价。最大的成绩当然是极大地增加了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2000年制定“十五”计划时,将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达到15%)的目标定在2010年,结果提前8年,2002年就达到了这一指标。2005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21%,普通高校招生504万人,是1998年的4.7倍,高等学校在学人数达2300万人,居世界第一。 与此同时,高校扩招带来的各种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评价。除了高学费、贫困生问题,主要是对教育质量滑坡的担忧。我们粗放式的工作思路、管理水平,很多政策的实施往往难以避免“刮风”的弊端,使高校扩招成为比试胆大的竞赛。从1999年至2004年,本专科生招生的年增长率平均为26.1%,1999年和2000年的增幅最大,分别比上年增长47.4%和31.5%.研究生规模也“跨越式发展”,招生人数从1999年的9.2万人激增到2004年的32.6万人,6年间增长了3倍多,年均增幅达28.6%,其中增幅最高的2000年和2003年,分别为39.3%和32.7%.这样的扩张规模和速度,大大超过了同期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很难说是科学的和理性的。由于教育资源、尤其是高校教师的数量不可能以这样的速度增长;它造成了高等学校扩招加紧运行、人均教育资源降低等现实的问题。许多已经通过本科教育评估的学校,扩招后在办学条件和设施上都不能达到规定标准,公共基础课出现了几百人的大课。承担高校扩招主要任务的省属高校,资源不足、难以为继的问题更为突出,有的省的生均教育经费降到了扩招前的1/3,仅为两三千元左右,培养质量可想而知。 当前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主要是由于毕业生数量激增,劳动力市场需要消化的时间;但是,“社会拒绝大学生”现象也是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某种社会评价。不少大学生自己的感觉是四年下来“没学到什么东西”。这主要是由于公办高校尚未建立起能够主动适应社会需要、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培养目标、教学内容的机制,依然在“自说自话”地批量生产人才。与此同时,近年来高校也“一窝蜂”地举办了许多“面向市场”的专业,如新闻传播、影视、广告,包括MBA、EMBA等,其师资来源和教育质量更成问题。有人戏言,从未做过一笔生意、没有在银行开过一张支票的老师,在课堂上教老板如何赚钱。另外一个“社会评价”是高分考生开始“用脚投票”。香港地区大学的出现,使得那些高分考生有了选择的可能。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那里可以得到比国内最优秀的大学更好的教育。我基本同意这一判断。 回到高等教育质量之争。近些年,针对高等教育质量滑坡的批评,教育界占主流的意见是认为要建立大众化阶段的质量观,不能沿用精英教育的质量观。具体分析,认为质量有升有降,比如英语、计算机能力就提高了,等等。道理本身并无大错,却有些似是而非,未能面对现实问题。对教育政策有分量的影响(例如高校扩招)和有价值的批评(例如质量滑坡)主要来自教育之外,这是否一种教育的悲哀? 杨东平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