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一位医生十年抗争医药回扣（图）

　　痛心医生同情患者，不怕打击实名举报，不净之财捐给社会

　　直到最近，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才得知，两年多来坚持每个月来这里为失学女童捐资千余元至数千元不等的那个人并不叫李存田，也不是教师。他的真

名叫张曙，是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内科主任医师，所捐款项都是他每个月的药品回扣。

　　从1996年第一次实名举报医药回扣开始，或是出于敬意、或是暗含讥讽，张曙常被同行、知情者们称作是“堂吉诃德”。张曙说，假如人人都是“堂吉诃德”就好了，大家一齐动手把“大风车”拆了不就行了吗?他相信，总有一天，“医药回扣”这个让医药界蒙羞、让病患者受难的名词会成为历史。

　　“牛汉”

　　1999年初，张曙接到一家中央媒体记者来电:“你对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安医附院”）医药回扣问题的举报材料我们收到了，你为什么要举报?”张曙回答:“药品回扣不光坑害患者，也把好医生变成坏医生了，再这样下去不得了。”

　　这位记者劝他不要用实名发表，张曙想了想说:“那就用牛汉吧。”他解释:“牛脚踏实地、有韧劲，认定的事就要做到底，汉是指好汉做事好汉当。”这家大报配“编者按”发表了张曙的举报材料。他在文中详细列举了安医附院回扣成风的现象和事例。

　　张曙告诉记者，当时让他深受刺激并决定举报的是，医药回扣风已经到了很少有医生能够抵挡的程度了。他发现:一位他十分敬重、素来对病人很负责的著名老教授，舍弃一种便宜的常用药，给一位病人开了大剂量昂贵药，而这种药的说明书上就注明对此类病人禁用。

　　此前的1996年，张曙曾向院领导、安徽省卫生厅实名举报本院个别医生为多拿回扣，给病人乱开药、乱检查。张曙说:“第一次举报没有任何反响，我也没再过问，当时药品回扣还不是特别严重，大家对它的危害也认识不足。”

　　据他介绍，1993年前只有少数药品有回扣，比例很低，也只有极少数医生收回扣。到1996年，收回扣的医生就不是少数了，但基本还在合理用药，只有极个别医生为了多拿回扣而故意开高价药，他举报的就是这“极个别”。到他再次举报时，有回扣的药品品种大大增多，回扣比例也大幅提高了，身边绝大多数医生都不同程度地收回扣，多的一个月可拿2000多元。

　　在投书媒体前，张曙先向安徽省卫生厅寄了举报材料，并找当时的卫生厅负责人当面反映，张曙说:“他觉得我这个当医生的挺搞笑，全国都这样，有什么大惊小怪?”

　　举报信发表后，医院开了几次会议，张曙说，这些会成了“声讨会”，指责他“坏了医院的事”。这一年，安医附院本已通过全国百佳医院评比初审，因为他的举报而“泡了汤”。见报之初的一个多月，医院就诊病人骤减，医药代表们也不敢登门，后见没什么下文，一切又恢复“正常”了。

　　“戚德余”

　　失望之余，张曙给自己定下“二不原则”:对医药回扣，一不要，二不举报。

　　随后，张曙在北京进修一年。在那儿的所见所闻，让张曙甚至对自己以前举报行为是否正确也产生了怀疑，“很多地方医药回扣比我们这儿厉害得多，单单举报安医附院，公平吗?”张曙进修所在的是北京一家大医院，有很多著名专家、高学历人才，他们水平高，很敬业，但对于药品回扣极少有人说“不”。国外折合人民币2000多元一个的心脏支架，在国内却需两万余元，医生给病人装一个支架能拿回扣2000元，而有的医生一年能用一两百个。

　　张曙的“二不原则”并没能坚持多久，他说，是“违规者得表彰”激怒了他。2002年安医附院被省里初评上安徽省精神文明标兵单位，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张曙说:“看到这，我心里很难受，这些年回扣越来越厉害，没回扣的药卖不掉，过度治疗浪费资源越来越严重，几乎所有的临床医生都涉足了，怎么配得上精神文明标兵?”

　　按投诉电话、信箱，张曙再次实名举报。他的举报材料被批转到省卫生厅，2002年6月，卫生厅两位负责人找他谈话、要他出示证据。张曙当场拿出一些证据，其中，有数张署名“戚德余”大夫所开处方的电脑缴费单。张曙说，请你们查查，我们全院有没有“戚德余”这个人?这些处方是我开的，缴费单上怎么变成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医生名字?原来，张曙发现，在药品回扣网络中，统计医生处方是一个重要环节，医院计算机中心统计每位医生的用药品名、数量，提供给药商，药商据此给医生计算、送达回扣。为了对付张曙这类“不可靠”的医生，有人专门编了“戚德余”这个名字，把他们的处方计入其名下。这样，不拿回扣的医生就不会发现自己在“挣”回扣了，而“戚德余”的回扣，去向谁也不知道。知情人告诉他，“戚德余”是“吃得余”的谐音。

　　让张曙大吃一惊的是，在他向卫生厅人员出示证据的当晚，医院的电脑收费系统“坏了”。第三天，计算机系统又好了，“戚德余”不再出现，而张曙开的处方，病人缴费时仍被换成别的医生姓名。医院最终还是评上了安徽省精神文明标兵单位。

　　“李存田”

　　“李存田”是张曙与医药回扣无奈抗争的又一个“产物”。

　　2003年3月，张曙与院计算机中心交涉，要求将缴费单改成自己的名字。张曙说，他的这一举动也许让人产生了误解，以为他是想拿到自己名下的回扣，“大家都在拿，你还能守住底线吗?”

　　用上真名的张曙，第二个月就有药商送来了回扣。张曙说，我当时想，这不干净的钱，我当然不能放进口袋自己花，可与其让它流失，不如把它用到干净的地方去。

　　张曙收下第一个月的回扣款，送到安徽省妇联儿童工作部，捐给“春蕾计划”。一开始，他不愿透露姓名、身份，连收据也不愿要，工作人员一再劝说，他才说，我叫李存田，是位教师。张曙告诉记者，“李存田”取自当年帮他发文呼吁打击医药回扣的两位老记者的名字，“他们很正直、有职业道德，当年医院通过关系找到他们，可他们还是顶住了。”

　　此后，张曙每个月都去捐款一次，直到今年1月，因为他再次实名举报，也就没人再送回扣了。至此，他已捐出4万多元“回扣款”。张曙说，我的回扣与不少医生相比要少，因为我是在合理用药，即在疗效可靠、副作用少、价格便宜的情况下拿到的，要是有意吃回扣，翻一番也有可能，有的医生月收回扣可达万元。

　　记者看到一位安医附院进修医生手绘的“回扣统计表”，上面详细标明他每天开药的品名、数量。他这样做是不放心计算机中心统计，担心给自己少算了。

　　张曙说，他甘当挑战“药品回扣”的“堂吉诃德”，并非是跟个别同行、哪家医院过不去，而是想引起全社会治“病”救“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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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晚报网络编辑：闫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