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多样缺联手反腐机制 医疗腐败毒瘤肆虐全球

　　今年早些时候，一家著名的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发布了《2006年全球腐败报告》，将医疗卫生腐败问题定为本年度全球腐败报告的主题，报告同时指出全球医疗卫生服务行业中存在大量贿赂和欺诈行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局主任韦托·坦茨在《世界范围内的腐败：原因、后果、范围和医治对策》一书中谈及腐败时也指出：医疗卫生腐败是一个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

题。

　　形形色色的“红包”

　　越来越多的国家医疗体系商业成分趋高，竞争异常激烈。一些官员通过暗箱操作、设备采购和药品供应的方式，把医院变成了贪赃自肥的财源。很多医务工作者在商业化的不正当竞争中沦为金钱的奴隶。因此，《2006年全球腐败报告》认为，全球数以百万计的穷人的生命实际上是被缺乏道德的药品供应商“挟持”

　　医生培训：冠冕堂皇的受贿借口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阿诺·雷尔曼教授认为：“医疗腐败最根本的症结在于，我们把医疗系统当作了商业形式来运作。但病人和普通消费者是截然不同的。医生应该是清廉正直的，因为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但他们却在医药公司简单的推销伎俩中迷失了。”

　　美国有很多愿意为药商作“托儿”的医生借各医药公司的“医生培训计划”之机，获得免费的豪华假日旅行。每年这些“托儿”们要玩掉各医药公司至少60亿美元。据纽约一个小镇的医生鲁迪·穆尔勒说，有一次一个医药公司送给他2000美元的好处费，因为他把这个公司生产的降低胆固醇的新药开给了4个病人。医药公司给这种奖励冠名为“临床学习”，但穆尔勒坦言说，这就是一种物质奖励。“我已经当了好多年的医生，以前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种奖金，在十几年前，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美国各大医药公司里通常都设有“特派员”，这些人的工作就是到各个诊所同医生沟通，“指导”他们该给病人开什么药，然后给他们塞上公司的各类礼品———免费的食品，免费的照片，免费的随身听，免费的球票，甚至免费的灭火器。美国现在至少有8.2万名这样的“特派员”。

　　出卖署名：方兴未艾的学术腐败在英美等一些国家，最近还掀起了一股这样的热潮：医药公司为自己的产品杜撰学术论文，然后重金贿赂一些资深的医生，收买他们的署名权。这些文章多为“枪手”的大作。署名的医师往往是在这一领域小有成就者，这无疑抬高了论文和药品的身价。但令人忧虑的是，这些医师可能从来没有对药品的功效进行过研究，甚至连原始数据都没有瞥上过一眼。有的医生在署过名之后，还会代表医药公司出席一些学术研讨会，甚至就别人代写的论文发表演讲。为了应付这样的情况，公司自然会提早做好准备，而医生本人还会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据美国马里兰贝塞斯达的斯坦利基础研究计划负责人富勒·托里调查，一名英国的精神病专家的署名可以卖到大约2000美元，美国同行的姓名则值3000美元。有的专家署名甚至高达5000至10000美元，可谓是一字千金。

　　尸体交易：令人发指的医德沦丧在非洲和东欧一些国家，地下尸体交易非常猖獗。在波兰，死亡公民的家属可以获得国家社会保险局提供的4000兹罗提(约合1000美元)。各殡仪馆为争夺有限的利益，竞争激烈。为了获取急救中心尸源的消息，各殡仪馆纷纷开始贿赂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提供一次病人死亡信息的回报是1800兹罗提(约合450美元)。更令人发指的是，有些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接到急救电话后拖延时间，草草检查就开具死亡证明书，甚至对重病患者注射过量弛缓剂促使病人提前死亡。殡仪馆趁机胁迫死者家属选择他们的殡仪服务。

　　暴利影响经济运行

　　有专家指出，全球制药业已日渐成为一个暴利产业。以美国为例，利用旧药“循环使用”来代替研发新药；通过重金收买议员促成自愿“购买”；对医疗人员另有目的的“能力培训”；向市场进行虚假宣传等行为屡见不鲜，这些都已经成为医药业突出的问题

　　美国一家权威机构今年6月20日发表报告说，生产技术日益先进、药物化学不断进展以及人类基因组密码破译等因素的结合，促使全世界制药业进入迅猛增长阶段，与此同时，消费者的药物开支大幅上升也为制药业提供了光明前景。美国国际医药展览会组织机构“英特费克斯”提供的数据表明，2006年，全世界制药业的销售额预计达到180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11.2%。统计表明，制药业正在开发的新药和疫苗等就达1000多种，这包括已经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和有待药物管理机构批准的药物。

　　美国是世界上制药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1998年至2003年期间，美国市场上投入了487种药品，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表示，这些药品中78%的药品的药效并不比市场上现有药品有任何改善。实际上，它们当中的68%甚至算不上新药，而只是一些复制品，是将旧药重新组合包装而已。

　　最近20年，制药业已经大大偏离了它发现和生产有用新药的宗旨，基本上变成了一台以可疑利益为出发点销售药品的市场机器。制药行业利用自己的财富和权势同化所有可能挡道的机构，包括美国国会、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医学研究机构甚至医药业本身。2002年美国十大制药公司的销售额大约为2170亿美元，其中利润率为1.7%(将近370亿美元)，而同年名列财富500强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3.1%，药厂的利润是它们的5倍多。

　　制药业还有许多其他惯例：例如以“教育机会”的名义向医生大肆派送珍贵礼品；向立法人员施与好处；为咨询所和负责反映民意的机构人员支付薪金；利用法律法规漏洞最大限度地降低专利利润以遮人耳目等。

　　缺少反馈协作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推进，跨国医药集团在海外向当地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行贿，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问题

　　按照1997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通过的《禁止在国际商业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任何一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公司假如在成员国行贿被判罪，在他们本国也是要受到惩罚的。问题是，还有不少国家没有加入这个公约，缺少一套联手惩治腐败的反馈与协作机制。

　　2005年5月，美国司法部官方网站公布，一家名为DPC的医疗公司由于在中国行贿160余万美元而受到总额480万美元的罚款。DPC在天津的分公司———天津德普公司从1991年到2002年期间向中国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国有医院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的现金，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DPC公司的产品和服务。DPC公司因此违反了美国国会1977年通过的《反海外腐败法》，该法严禁美国公司向外国有关人员行贿。因此，在DPC官方网站上，DPC公司与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协议，同意向两者分别交付200万美元和204万美元的罚款，此外还要付出75万美元的预审费等费用，总计超过480万美元。

　　由于医疗卫生事业腐败无孔不入，致使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也未能幸免。这主要体现在各种援助资金不能全部、及时地被用于购买急需的医疗设施，救助继续治疗的穷人们。

　　在伊拉克重建进程中，总造价约为66万美元的希拉市中心医院医疗设施重修工程，还没有开工的时候就已经自动停止了。在哥斯达黎加，负责健康保险的官员鲸吞了芬兰援助的专款900万美元；一笔援建一个医院的款项，其中高达40万美元被贪官私分。在柬埔寨，多年来国外在医疗卫生方面援助不断，人民健康指数不升反降，因为这些援助款项都被部分不法官员变为私有。在肯尼亚，1999至2002年间，用于建造国立医院的费用在采购过程中被贪污了1200万美元……

　　正如报告还指出，在全球每年近3万亿美元的医疗卫生服务行业中，存在着大量的贿赂和欺诈，从暗地里的偷偷摸摸，到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再到贿赂官员，以名正言顺的理由来扭曲公共健康政策，贪赃自肥等等。

　　【转载于《法制日报》；文/蒋东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