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1月9日新华社报道，近日，一产妇在昆明某医院顺产后死亡。对死因产生怀疑的家属组织四五十人到医院诊疗大厅连续哭闹多日。让人惊奇的是，其中不少人过去曾以其他患者“家属”身份到医院闹过事，是职业“医闹”。而最近一段时间来，职业“医闹”在全国一些地方频频出现。
当公民通过寻求合法途径很难获得正当救济，公力救济就会转化为私力救济，各种
非法的私力救济就会滋生。“医闹”频频出现就是如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医闹”管用，能达到目的，所以存在。因此“医闹”现象从一个侧面也说明，我们医疗纠纷中的患者权益保障机制出了问题。
首先，我们解决医疗纠纷的渠道往往是不畅通的。比如尽管法律规定发生纠纷由医院负举证责任，但是目前一些基层医院本身文书不全，而大医院分科很细，各科室间衔接记录不严密，而病人对治疗过程中的信息掌握少，鉴定中对他们很不利。再者，医疗纠纷涉及非常专业的医学知识，除非专家，否则根本无法界定医院到底有无过错，可现在专家们不愿意介入争议，参加鉴定的积极性不高，因此一项事故鉴定从申请到开专家鉴定会，病人往往一等就是七八个月。另外的困难还在于，懂医的律师少，大多数法官也不懂医，一切都要凭那份对患者有利的医疗事故鉴定书，由此往往逼迫患者不得不用医学知识武装自己，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即便如此也难以完全维护自己的权益。
而且，正常渠道往往难以真正解决问题。选择正常途径维权，往往就意味着持久战、高付出的开始，而这并不是每个患者都能负担得起的。目前有很多医患纠纷中的患者在为解决医疗纠纷疲于奔波，有时甚至要为此折腾几年，乃至十几年。即使最终获得了较完满的结果，但与为之付出的时间、精力相比，也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当一些患者在有欠缺解决医疗纠纷机制面前丧失信心时，当诸多因素使公力救济变得没有希望时，私力救济便成了他们的一种维权手段，“恶”的方式也就随之而生，“医闹”必然出现。
为此，要让“医闹”现象消失，归根结底还是要让公民能获得有效的公力救济。这其中，制度设计至关重要。尽管当前有解决医疗纠纷的相关制度，但若患者需要求助于此制度时却存在一些不必要的障碍，那这些制度就形同虚设。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来讲，无法使需要帮助的公民进入实体救济制度程序设计，就是最大的程序不正义。鉴于此，为了维护医患双方的权益，为了消除“医闹”现象的存在，重新设计一套完善、便捷、低成本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已成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