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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知识精英与中医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21日18:43 新民周刊
100年:知识精英与中医

2005年9月,南京药品交易会上,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的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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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知识精英与中医

把脉是中医诊断的主要方法之一


  中医的危机加重,不只是因为西医专业人员掌握医政,也在于100年来,中医渐渐失去了不少知识精英的信任。

  撰稿/汪 伟(记者)

  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孙中山曾是一名医生,1925年他被确诊患有晚期肝癌的时候
,有人希望他接受中医治疗,孙中山即说了这样一番话:

  “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其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不久,孙中山受冯电邀赴京,没想到抵京5天后就因肝疾复发,住进协和医院。在媒体的追踪报道下,孙中山的医疗方案,成为1925年初举国关注的新闻事件。

  西医表示对孙中山的病情无能为力,朋友、同志纷纷推荐中医治疗,但是孙中山不愿接受。协和医院同时对改用中医的建议表现出极大的愤慨。院方表示,中医药不能进入协和,虽然孙中山地位尊崇,但若要改用中医药治疗,必须搬出医院。孙中山最终于2月18日出院,在北京的寓所内接受了3位名中医的治疗。可惜,“没装罗盘的船”同样没有到达目的地,孙中山最终于3月12日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逝世前后,关于中西医优劣的辩论在报纸上不绝于耳。自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国人对这样的辩论,已经毫不陌生。4年后,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全国性的

医疗体制确定在即,所有的辩论随即达到了最高潮。

  如果放宽眼界就可以知道,2006年关于中医的争议,与1929年的辩论有着惊人的相似。那一年,在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上,主要由留学归来的西医界人士组成的会议通过了一个著名的提案,旨在通过行政手段,彻底消除中医在中国的影响力。这一让中医界数十年后仍然余恨难消的事件,影响之大,中西医界卷入之深以及政治后果之复杂,则远非2006年的争议可以比拟。

  1929年的争议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次召开全国卫生会议,向来倡言“废止中医”的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岩等人在会上提出四项议案,目标直指“废止中医”,这些议案的核心观点大多见于余岩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余岩认为,出于四个原因,中医必须废止:一,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六气藏府经脉”学说是杜撰的;二,中医源自纬候之学,荒诞无稽;三,中医缺乏诊断方法,不能调查死因,进行疾病分类,无法防疫,更不能“强种优生”;四,中医理论和政府普及现代卫生科学的目的相抵触,阻碍社会科学化。

  他为政府“废止中医”设计了自认为“渐进有效”的手段:中医必须前往卫生部门登记,申请职业执照才能执业,登记制度到一定年限即告终止,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同时禁止中医教育。

  余岩提案的奥妙在于,等登记在册的中医病老死后,中国将不再有中医从业人员,中医也将告自然消亡。这位毕业于大阪医科大学的留日医学生强调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会议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在激进的余岩方案基础上有所折中,但基本吸收了余岩的意见,规定“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学校教育和禁止中医宣传”三条措施。

  借政府之手推行西医废止中医,并非自1929年起,重要端倪在1913年已经发生。是年,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其中医学和药学学科的设置纯取西方模式,中医被高等教育排除在外。次年,中医界即联络各地同业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赴北京请愿,要求将中医纳入大学,遭到拒绝;到1925年,教育界也主动动议,提出在高校中接受中医学科,但又因余岩等人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而未遂。大学无中医,自此即是中医界一块重要心病。这块心病直到1950年代国家设立中医学院才告化解。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通过“废止中医案”的消息,不久即由上海媒体捅了出来。上海中医界随即开始联络各地中医同行组织,商议组织抗议活动。各地中医团体代表于1929年3月中下旬在上海开会,并于3月20日组织请愿团前往南京请愿。

  请愿团向国民党政府递交的请愿书表明了中医不能废止的理由,如中医确有疗效,废止中医等于禁绝国粹,并能满足西医匮乏的地方患者就医需求等等。也是在同样旷日持久的请愿中,中医界提出,废止中医的议案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当时西药国产能力低,所需药品需要大量进口,而且,一旦议案变成事实,将导致大量中医药从业人员失业,势必影响社会稳定。

  事已至此,“废止派”索性在上海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表明主张,力陈“废止中医”的必要,中医人士则撰文回应,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

  留学生的决心

  回顾70多年前的争议,中医似乎取得了胜利。余岩等人推动的“废止中医案”并未真正实施,一方面激进言论既不能解决西医无法在中国农村普及的现实,反而会导致大量人口失业,存在诱发社会不稳的可能,这自然不为上台不久的国民党政府所乐见,另外,国民党政府内部大佬对中医存废问题意见分歧,并且由此事牵扯出各股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汪精卫、褚民谊等人主张止,而谭延闿、于右任、陈果夫等政要主张保存。中医仿效西医,在存废之争中,充分利用了政治力量的干预,政治力量角力的结果自然不出维持现状的老套。

  经过1929年的争论,在国外学习西医进而主持国内医政的留学生群体对中医的激烈态度,从此广为人知。其中余岩最激烈坚决,以至于后世中医界常将那些废止中医的激烈言行统统称作“余云岫现象”。

  余岩,字云岫,1905年公费赴日留学,1908年入大阪医科大学习医,1911年一度回国,两年后再次负笈日本并于1916年毕业回国。他曾担任中华民国医药会上海分会会长、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在医政两界颇有影响。余氏在归国次年(1917年),就写了一本全面批判中医的著作《灵素商兑》,将中医归为占星术、巫术与“不科学的玄学”一流,而完全将中医的临床效果视作偶然的巧合,高呼“坚决消灭中医”,理论来源与制度设计,则大多出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废止汉方”的规定。

  中国近现代史上,留学生一直是要求变革的重要力量,而留日学生往往态度和手段最激烈,不光在中医问题上如此。鲁迅留学日本并于1904年开始学习西医,对中医则一直持刻薄批评的态度。他著名的论断“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更是广为人知。传记作家说,这和他少年时代家道中落又目睹父亲患病不治的悲惨记忆有关,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鲁迅的很多同时代人比他更加激烈地批评乃至要求废止中医,尤以那些留日学生为甚,他们并非都有被中医所误的惨痛经验。实际上,留日学生对中医的激烈态度,很大程度上是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气象所刺激。

  中医6世纪传入日本,称作“汉方”,占据日本医疗主流一千多年,到19世纪中期与西医体系发生严重冲突,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将“废止汉方”作为全盘西化的一颗重要棋子,除了大力举办西医学校和医院,派学生出国学习之外,还立法规定医生执业考试以西医体系为标准,由于官方的汉方学校被废止,釜底抽薪的政策只需等少数被特许执业的汉方医生老死就收全功。鲁迅曾经说过“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果不其然,1929年通过的《规定旧医登记案》,其旨趣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策的旨趣几乎完全相同。

  而当年在医政两界呼应余岩的,又是何许人物?1929年的全国卫生会议上,共有卫生委员17人与会,其中13人曾出国留学:7人留学美国,包括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在内,全部出自哈佛、耶鲁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三校,另有3人毕业于日本,2人毕业于法国的,1人毕业于英国。

  此外,曾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汪大燮是1907年回国的留日学生,任内制定学制,仿效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医排除在医学教育体系之外;一向身居高位又反对中医的汪精卫,是1903年赴日的留学生。

  学习西医出身的留学生回国后主持医政,对国内医疗体制、医学教育和资源分配的设计,无不以西方国家的医政为榜样,以西方现代医学精神为导向,这对中医在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

  知识精英一边倒

  中医的危机加重,不只是因为西医专业人员掌握医政,也在于100年来,中医渐渐失去了不少知识精英的信任。

  曾被胡适称作“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是激烈反对中医的现代中国人物的一个极端个案。丁表白说,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的态度,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有人问他,“假如你到穷乡僻壤考探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一西医,更无西药,你会让中医诊治你吗?”丁文江断然答曰,“不!科学家不得毁其信仰的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

  到1930年代,由于中西医的争论激烈,反对中医更多不是以科学的逻辑进行批判,而是一种人生态度。丁文江自撰一联说:“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与丁文江类似的表白,清末民初以来实在多见。在日本学医出身的郭沫若、鲁迅自不待言,傅斯年的说法与丁文江更如出一辙:“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傅斯年是火烧赵家楼的旗手,“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这种表态实可见一时之潮流。

  有些人并不特别反对中医,但支持西医的态度却更加坚决。1926年3月,梁启超曾因尿血难愈前往协和医院治疗。X光透视的结果显示,梁右肾中有一个黑点,医生诊断为肿瘤,决定手术摘除肾脏。术后对病肾做病理分析,发现黑点虽在,但并不是癌症,而梁的尿血症状也没有被手术治愈。一时间,舆论耸动,社会风传,协和误将梁启超的一只好肾切掉了。陈西滢、徐志摩等著名人物都纷纷撰文,讥刺协和西医误人。当舆论变成一场对西医的质疑时,梁启超本人出面,撰写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文章,为协和医院和西医的治疗原则做了辩护。后世不断有资料表明,梁启超私下对协和的医疗方案并不满意,他为西医辩护的行为,有人称之为“强忍委屈”,但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梁笃信科学,为协和辩护,毋宁是为西医和西方科学的原则张目。

  梁启超以确定无疑的口吻说,诊病就应该用西医的“严密检查”,而“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针对西医的批评则是“反动的怪论”,将成为“中国医学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这样影响舆论的文化名流大多生于19世纪,他们的青年时代成长于中医的环境,仅就其个人经验而言,也并不绝对排除吃中药,然而,他们赞同西医并非仅仅据其疗效,而是因为西医是西方现代科学原则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说,赞同西医即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和科学化。日本经明治维新一跃为亚洲强国,对志在图强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刺激,更是巨大的榜样。明治维新的新政中即有废止汉医一项,这似乎更加证明了推举西医与现代强国之间的关联。

  批评乃至攻击中医的人士,常常将中医称作“旧医”,而以“新”标举西医,暗示西医之优于中医,犹如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又如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政治格局,是不可动摇的客观规律。这与数十年后废止中医论者的主张,有着惊人的相似。总的来说,20世纪前期尤其是1929年的争论,既是西医进入中国以来中西医争论的总爆发,也为此后数十年来的中西医争议,奠定了基本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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