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公益诉讼，大家很容易会想起“雀巢奶粉转基因”、“牙防组违规认证”、“火车票退票费”，还有“进津费”、“进沪费”等案件。仔细分析，这些诉讼的缘起都是小事，而涉诉标的也不过几元几十元，但其影响则巨大而广泛。
可以发现的有趣的一点是，提起这些公益诉讼的，基本上是法律工作者。他们力图开垦“公益诉讼”这块荒地，为法治出一份力。
但是，拓荒从来就非易事。消费者朱燕翎状告雀巢奶粉含有转基因成分一案，共打了四场官司，一审二审，屡败屡诉。所幸的是，媒体一直在关注，舆论对她的支持很大。朱燕翎的辩护律师吴冬认为，这场诉讼虽然是只针对一件产品，要求“退一赔一”，货值也才16元，但其目的却在于保护广大中国消费者的知情权。
牙防组所涉的官司，最初是清华大学法学博士李刚在北京发起的。随后，上海律师陈江也在沪提起诉讼。这些诉讼的效果已初步显现。牙防组在众多质疑声中召开新闻发布会辩解也是效果之一。
但是，这些公益诉讼胜也好，败也罢，在新闻效应之外，是否真具有变革的力量？虽然李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兴奋地说：“牙防组案件可说是一桩经典的公益诉讼案件，一方面促进了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制定口腔产品认证规范，另一方面促进政府机关举一反三，全面整顿认证市场。而且可以期待的是，我们最终将迎来胜诉。”但随后，牙防组可能正式获得全国认证监管委员会颁发的认证资格的消息，犹如一盆冷水让李刚倍感郁闷，牙防组倒是“因祸得福”。
这些年的公益诉讼，其实败多胜少，不仅无助于事件的解决，甚至连新闻效应也逐渐淡化。律师李苏滨提起的火车票退票费诉讼最终败诉，虽然他表示将上诉，但其结果也不太可能出乎意料。所以，他计划发起与其同样受到“不公平”退票待遇的千名消费者，以相同案由接力状告铁路部门。这样的“诉讼接力”，事实上是对司法这种社会利益最后的救济手段的浪费，已近乎骚扰，新闻界有一天也会疲惫。缺少媒体的关注，大部分公益诉讼将会寂灭。
其实，近年来的公益诉讼中，除了法院受理与否颇受关注外，谁有权提起公益诉讼也是争议焦点。中国政法大学的王灿发教授是第一个向污染受害者提供民间法律援助的学者。他告诉记者，环境污染领域更需要公益诉讼，但许多这个领域的诉讼均以无法立案而告终。他认为，根源在于立法上的空白，而司法也就无从突破。
事实上，一些政府部门也在期待立法的空白得到填补。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位处长告诉记者，如果贵州发生一起污染事件，北京的环保组织也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停止侵权，就会有更多社会力量和国家力量参与，遏制住污染的势头，“当私权诉讼的力量不足以救济环境的时候，社会和国家的力量应该及时出现。”
王灿发对于公益诉讼的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他认为，在未来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时，专家将就相关的立法空白提出意见。如果各方面的呼声足够高，这些意见至少将被部分接受。可能的结果是：社会团体、检察院今后也可提起公益诉讼。但要扩大到任何人，几乎不可能，因为那太容易导致诉权滥用。（本期主持 本报记者田享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