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被告人王廷和被带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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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多家媒体报道了一起令人心碎的父亲杀女案。沈某对女孩王某意图不轨，王某为逃离魔掌，不幸从高楼坠下，造成高位截瘫。王某从此跌入苦海，巨额医药费使家庭破产，无法支付诊疗费用。沈某归案后，其家人表示可以向王支付20万元作补偿，交换条件是法院对沈某判处缓刑或免除刑事责任。这种要求当然无法实现，即使被害人同意此举，国家也不会视刑罚权为儿戏。最终沈某被绳之以法，沈家人便悻悻地一毛不拔了。王某无钱医治，生不如死，不愿拖累全家，多次自杀未果，后央求其父给自己解脱。老父亲含泪亲手扼死爱女 。更令人心痛的是，这位身心俱疲、凄苦万分的父亲还要面临国法惩治。
这起案件暴露了我国被害人权利保障方面的诸多问题，确实发人深省。
长期以来，刑事司法由于自身特点所限，注重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等国家利益，而忽视被害人权利保障。但自被害人权利保障运动之后，西方国家加强了对被害人的社会保护，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相形之下，我国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阙如，许多案件的被害人得不到应有补偿。本案即是明证。
当然，补偿被害人的最佳方式是由犯罪者赔偿被害人，可以通过民事程序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来主张权利。但是，被害人通过上述程序实现救济之目的，必须仰仗犯罪者有赔偿能力这个前提。假设犯罪人无赔偿能力，或者因特定原因未发现犯罪人的情况下，以上程序难以保障被害人求偿目的之实现。具体到本案，沈某自身并无财产可供执行，被害人补偿权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程序实现。国家通过惩罚被告人实现了刑罚权，但被害人的补偿权却落空，最终使其走上不归路。
那么，应当如何避免此类悲剧重演？有学者提出刑事司法应从报复性司法走向恢复性司法，希望通过被害人与被告人和解以摆脱上述矛盾。的确，这不失是实现被害人权益的选择途径。但是，假如本案中沈某父母一贫如洗或根本不愿为孽子付账埋单，那又当如何？即使沈家有钱摆平此事，但被害人王某不愿宽恕沈某，则应如何？难道王某只能违心地为获得补偿而放弃惩罚吗？
其实，除了从沈某那里获得赔偿以外，王某应当可以通过其他补偿途径实现自身权利，不应只能指望沈某这块云彩下雨。因此，有必要设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充分救济被害人。
所谓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国家代替犯罪人，对于直接被害人及一定范围的间接被害人如被害人父母、子女、配偶等，给予相应的金钱补偿。二战之后，英美开始探索建立该制度。1963年，新西兰颁布《犯罪被害人补偿法》，之后各国纷纷效仿，如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那么，为什么应当确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呢？学界有四种理论。第一，国家责任论。此说出自社会契约论，依该论，国家与人民之间形成契约关系，人民将权力让渡给政府，那么政府即有保护人民安全之义务。被害人身受犯罪戕害，国家难逃保护人民安全福祉不力之责任。因此，国家承担以上责任的最佳方式是对被害人进行补偿，以实现其保护人民安全的国家责任。第二，社会福利论。按照该论，政府有义务向人民提供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而该制度应当属于社会福利的组成部分。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国家应当对其提供物质补偿，通过社会福利的形式实现对被害人的救济。第三，保护生活论。依该论，国家有责任对于身处困境中的人民提供救济。因此，假设被害人受犯罪者罪行伤害，处于困境之时，那么政府有责任对困苦中的被害人进行救济。第四，危险分散论。依该论，该制度系出于风险分散的考虑。因为犯罪是社会无法避免之事，可能随时会降临到每个公民头上，因而，社会公民应当承担犯罪侵害的风险。这样，被害人受到犯罪伤害，应当视为替他人承担了风险，其他公民应当共同承担被害人的损失。因此，对被害人的补偿应由国家负责，以实现全社会对风险的共担。
可见，设立国家补偿制度并非乌托邦，而是具有深厚的制度文化基础。当然，探讨其必要性之后，应当随之考量现实性，即国家补偿资金的来源问题。假如没有相应资金支持，该制度只能成为画饼，这样，建立国家补偿资金就成为当务之急。学界呼吁设立国家补偿基金，其来源为：国家预算及其他社会资金。后者包含部分罚金、被告人服刑时部分劳动所得、被告人犯罪所得及拍卖罚没财产所得、部分诉讼费、捐助款等。总之，应当拓宽资金来源，确保国家补偿制度的物质基础。我想，有了该制度的支撑，无需再担心以往被害人赔偿金空判的问题，被害人也无需为得到补偿而违心与被告人和解。
被害人得到国家补偿之后，如果仍然愿意和无钱赔偿的被告人和解，这不也是一种宽宏大量吗？这可比为从被告人那里得到补偿而违心的“面和心不和”效果好多了！ 许身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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