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公司慈善拍卖后未交善款被判败诉

　　浙江首例“慈善捐款失信案”日前在宁波江东区法院一审宣判：浙江三江拍卖公司胜诉，被告宁波世纪汽车城服务有限公司须履行承诺，将慈善拍卖所得1%即27310元捐给宁波市慈善总会。

　　昨天，世纪汽车城代理人、浙江盛宁律师事务所谢俊鸣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上诉书已起草完毕，今天将提交法院。

　　“慈善拍卖”后不见善款

　　据三江公司副总经理胡剑波介绍，2005年8月，世纪汽车城找到该公司，商量在“宁波首届汽车文化节”期间进行新车慈善拍卖，并承诺将1%拍得款无偿捐赠给市慈善总会，“因为是以慈善为目的，公司答应无偿接下这笔业务。”

　　2005年9月，三江公司与世纪汽车城签署《全新现车慈善拍卖合作协议》，约定活动结束后，世纪汽车城以世纪汽车城、三江公司的共同名义，将拍卖成交价的1%捐给市慈善总会，并将收据复印件备存三江公司。据了解，协议签署后，世纪汽车城在当地媒体刊登拍卖公告，明确将拍卖所得的1%无偿捐赠。

　　胡剑波透露，在商量拍卖定价时，世纪汽车城原想以日常售价为起拍价，“但我提出，拍卖价应低于日常售价，否则会失去吸引力。”最后，世纪汽车城将拍卖价格降低，但降幅有限，比日常售价低1000—2000元左右。“调整后，拍卖价的吸引力也并不显著，不少消费者是冲着‘慈善’来的。”

　　从去年9月3日起，三江拍卖公司与世纪汽车城连续3个周六举办慈善汽车拍卖，到活动结束，共拍出16辆，成交额273.1万元，3次拍卖均由区公证处公证。按约定，世纪汽车城应及时将捐款交宁波慈善总会，并将收据复印件给三江公司，但后者直至当年12月才从市慈善总会了解到，世纪汽车城并未捐款，多次询问也被以种种理由搪塞。今年2月，三江拍卖公司将世纪汽车城告上法庭。

　　拍卖盈利少愿打折捐赠

　　据世纪汽车城代理人、浙江盛宁律师事务所谢俊鸣律师介绍，该公司预计拍出30辆整车，但实际上3场拍卖只拍出16辆，其中10辆还是为“撑场面”，让员工等人买的，成交的6辆都是低价位、小排量车。因此，世纪汽车城只需捐赠6辆车拍卖所得款的1%。世纪汽车城代理律师谢俊鸣说：“我们的拍卖目的没有达到，因此希望根据实现的利润情况确定捐款数目，但协商未成，所以没有及时捐款。不过，公司现在愿意捐出16辆车拍卖所得的0.5%了结此事。”他说，不是不愿捐款，但拍卖赢利很少，再拿钱捐赠就要亏本，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

　　“对法院的判决，我们已起草好上诉书。”谢俊鸣认为，此前与三江公司签署的是委托合同，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般民事合同。三江公司无权要求世纪汽车城履行捐赠义务，只有慈善总会才可提出诉讼请求。“由于法院对合同定性的错误，导致法律适用存在偏差，判决存在错误。”

　　据三江拍卖公司副总经理胡剑波估算，3次汽车慈善拍卖，光是在媒体登公告、筹备等的费用就在10万元左右，远远超过世纪汽车城应捐赠的2.7万余元。“前期筹备费用是企业必须支付的，不然无法拍卖，而捐款却是相对软性的—————拍卖没达到商业目的，企业就舍弃了原本广为宣传的‘慈善捐赠’。”

　　欺骗行为触及道德底线

　　“这件事，我们是在三江公司来询问世纪汽车城是否捐款后才知道的。世纪汽车城之前对于这件事情没和我们有过任何联系。”宁波市慈善总会副会长童明学介绍。据了解，获悉此事后，慈善总会曾与世纪汽车城联系，后者答应尽快捐款，但却不见行动；该会再次询问，对方就不理了。按一般情况，受赠单位明确为慈善总会的，有关活动都应有慈善总会的人员参与，但因之前的那份协议不是与慈善总会签的，总会也无可奈何。

　　“对慈善事业的欺骗触及了道德底线，会使慈善拍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大大降低。”童明学说。

　　法院警告“空头慈善”

　　“我们是第一次接到这样完全利他的案子，又涉及慈善捐赠。在对原告主体判定上，我们进行过探讨，最后同意将三江拍卖公司定为原告。”该案审判员、江东区法院民一庭庭长杨柳艳告诉早报记者，“本案涉及的合同属民事合同。在原告、被告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的慈善条款明确两者是共同捐赠人，在共同赠与者一方不同意撤消赠与的情况下，另一方不能单独行使撤消权利。同时，如果三江公司不起诉，市慈善总会作为受赠方而非合同当事人，是无权要求世纪汽车城履行捐赠义务的。”

　　她说，如果是一般民事案件，可考虑调解金额，但这是慈善捐款，因此法庭断然拒绝。考虑到世纪汽车城完全有能力捐赠该笔款项，所以判定其将16辆汽车拍卖所得的1%———27310元，以其和三江公司双方的名义捐赠给市慈善总会。

　　本案关注点

　　宁波市慈善总会副会长童明学

　　此案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作为继市场、税收之后社会财富的第3次分配手段，慈善事业对社会关系的平衡作用正越来越受重视，但也有个别商家将其作为谋取利益的手段。

　　该案审判员杨柳艳

　　法律绝不允许爱心、社会道德‘打折’，从法律角度而言，这是企业诚信行为的表现；从深层次说，是企业对社会道德、爱心行为评判标准的一种取向、一次考验。早报驻浙江记者 葛熔金